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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国家安全局是不安全的。他们的这种猜测终于得到了证实：一九五九年国家安
全局有两名密码分析员叛逃苏联，结果出卖了许多重要机密。
美国国家安全局副局长路易斯·托德拉已卓有成效地领导该机构近二十年了
（局长由军人轮流担任）。他非常清楚，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同国家安全局作
对的真正原因是国家安全局控制了信号情报处。他还知道这两个机构都急于向国家
安全局的垄断地位挑战。中央情报局已经开始进行了代号为“参谋D ”的超机密信
号行动，而联邦调查局也正在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一九六0 年五月，艾尔·贝尔蒙
特访问伦敦。当时我们正要准备办理朗斯代尔一案。我带他到切尔特南，并向他演
示用“咽吞”行动破译埃及密码的过程和“栅栏”行动破译法国密码的过程。实际
上，当时“栅栏”行动还处于初级阶段。对我们的这两次行动，贝尔蒙特大大夸耀
了一番，而且马上派迪克·米伦来向我学习“栅栏”技术的细节。不久，联邦调查
局也采用类似的行动破译了法国驻华盛顿使馆的密码，取得了胜利。
托德拉急于建立一个受国家安全局指挥的自己的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一九
六一年十月，他请亚历山大、德纳姆、弗劳利，还有军情六处驻美站长菲尔波茨和
我到华盛顿参加一个讨论英国密码破译成就的特别会议。他还邀请了中央情报局和
联邦调查局的人参加，目的在于让他们也听听发射委员会的工作介绍，并希望他们
能分享密切合作的好处。
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对英国秘密机构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因为他们
可以在美国同行面前赎回自己的过失。到了一九六一年，中央情报局在华盛顿成了
情报权威，他们认为过去的英美情报联盟在无情的冷战中太感情用事。但我认为只
要我们能向他们演示一九五六年以来所取得的技术成就，那我们就可以让他们相信，
我们是值得交往的。
亚历山大和我都清楚，这是一场赌博，谁都无法保证美国人会不会在会上以向
我们透露一些情报作为回报。当然，他们可能不会这样做，这显然是出于安全方面
的考虑。然而，这次会议的潜在收益是巨大的，它至少可以消除菲尔比、伯吉斯和
麦克莱恩事件在英美情报关系上的阴影。更重要的是，亚历山大的密码破译的计划
和我的反间谍工作的计划都需要有美国人的大力资助和支持才能成为可能。就像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研制原子弹那样，我们应当说服美国人，争取他们的资助来实现
我们的计划。从长远看来，我们可以通过通讯总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情报交换，
最终让情报流回到我们手中，这样我们也能得到好处。
会议的地点定在马里兰州米德堡国家安全局总部的一间经过特别安全检查的会
议室里。那是一幢玻璃楼，四周有电网，屋顶上有成百上千条天线和接收盘，纵横
交错，枝柯林立。用这些设备，国家安全局就可以同世界各地的上千的监视站进行
联系。与会的国家安全局代表是托德拉和他的首席密码分析家阿尔特·莱文森；联
邦调查局的代表是迪克·米伦和利希·惠特曼；中央情报局的代表是吉姆·安格尔
顿和一个叫比尔·哈维的膀粗腰圆的汉子。哈维刚回到华盛顿，他去柏林负责隧道
行动，现在是“参谋D ”的负责人。 哈维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酒量过人，而且具有牛仔的气质。
在他刚刚工作时，就在联邦调查局搞反苏联间谍工作，但由于贪杯而被胡佛开除。
于是他立刻带着自己在联邦调查局学到的宝贵经验和技术，投奔了中央情报局。那
时中央情报局才刚刚开张，他跃跃欲试，并设法和安格尔顿一起把自己的知识变成
现实。他在反克格勃秘密战争中成了美国最有影响的干将之一。五十年代他大都在
柏林，要么指挥间谍，要么挖掘隧道，并竭尽一切力量参与对抗苏联人的斗争。他
认为冷战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必须做好拼死的准备。要不是他的粗暴好斗，他会是
一个满腹心计、对间谍非常敏感的人，正是他第一个在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之后
发现了菲尔比。哈维的记忆更是超群，他对几十年前的叛逃事件和其他案件的每个
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也是他第一个对军情六处的菲尔比的经历作出全面的估价，
并指出了他简历上的漏洞和矛盾之处。正当别的人停留在怀疑上时，哈维却紧紧地
盯住了菲尔比，但这件事也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反英情绪。
为期五天的会议一开始就不顺利。托德拉急于自由交换意见，并讨论安全局正
在进行的摸索破译外国驻华盛顿使馆密码的一两个试验。他指出，鉴于联邦调查局
的规章，这几项研究不能超出试验范围。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同行个个心怀
鬼胎，一言不发，他们既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或安全局面前讨论技术发展问题，也不
愿在我们面前讨论这种事。安格尔顿在做记录，而哈维则在一旁心怀敌意地闭目养
神，特别是午饭后，他甚至还打起了呼噜。
开会的第一天上午，他就向代表们嚷道：“我们到这里来只是听听，我们不在
公开场合谈论我们的机密。”
我宣读了有关对付埃及人的“咽吞”行动的长篇报告，并详细介绍了从那以后
在用无线电设备获取密码噪音来进行破译方面的进展和使用新式话筒监听方面的成
就。接着我又谈到“栅栏”行动的细节。最后开始了热烈的讨论，甚至哈维也欠起
身子来听着大家的讨论。
第三天的会议由中央情报局计划处处长理查德·赫尔姆斯主持，中心是讨论利
用这些新技术去破译苏联的密码的方法。我一再指出，要预测出俄国人可能研制出
的新密码机，并立刻着手找出对付他们的办法。一些技术外行对我的意见感到疑惑
不解，但我强调说，在战时我们的海军研究实验室就是这样做的。那时我们对德国
新的鱼雷和水雷进行了预测，结果他们刚刚把鱼雷和水雷制造出来投入使用，我们
就找到了对付它们的办法。讨论结束时，国家安全局和通讯总部都答应立刻设法破
译苏联“阿尔巴托斯”级密码机。
亚历山大对用美国正在研制的新型计算机来进行密码分析很感兴趣，他非常相
信人类工程理论，该理论认为，用电子技术任意在密码机上排列数字在数学上是不
可能的。亚历山大认为，如果能研制能量足够强大的计算机，即使编得再好的密码
也可以破译。在以后的十年中，我们制定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研究项目对这一领域进
行了调查。根据一九八六年《卫报》报道，从一九八0 年以来，生物工程理论如亚
历山大所预测的那样，给密码分析学带来了一场革命。
不出我们的意料，中央情报局的代表在会上没有透露他们技术情报的进展状况。
他们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他们不信任我们。但据我们推测，他们不向我们透露秘密
还有其他原因。哈维的“参谋D ”似乎存心想违反英美协定。根据这个协定美国国
家安全局必须同英国通讯总部交换全部信号情报。如果美国人既想破译密码，但又
不同我们分享成果，或者他们想对英国和英联邦国家采取破译密码行动，那么哈维
的“参谋D ”正是他们极好的帮凶。我们敢说，他们现在正在干这种勾当。
但无论怎样，这次会议仍是英美情报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六家情报机构的
代表坐下来长时间讨论有关合作的一系列问题，十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开展了
重要的联合研究项目，特别是在计算机领域里。我们总算在增进互相信任方面迈出
了第一步。
在我离开伦敦之前，阿瑟·马丁安排我给中央情报局讲讲朗斯代尔一案中的技
术问题，特别是“筏夫”技术。莱肯菲尔德大楼里的官员对这件事感到有点为难，
因为虽然我们一开始就向联邦调查局汇报了“筏夫”技术，但中央情报局却对它一
无所知。霍利斯同意只要朗斯代尔案件一结束，他就全面告知中央情报局，因为我
们最早是从他们的“狙击手”手里得到关于朗斯代尔的情报的。由于当时兰利总部
还没完工，汇报会预定在托德拉会议后在中央情报局临时使用的尼森活动房子里举
行。尼森活动房屋在华盛顿中心的水池边。吉姆·安格尔顿带我走进一间大会议室，
让我在讲台前与至少两百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见面。
“你肯定这些人都受过信号情报工作方面的训练吗？”我低声问安格尔顿。
“彼得，请开讲吧，安全保密由我们负责。许多人都想听听这件事！”他说。
我站了起来，心里有点紧张。为了避免口吃，我讲得比较慢。我首先描述了朗
斯代尔一案的过程，一个小时以后，我又在黑板上写写画画，解释“筏夫”行动的
技术细节。
“当然，我们认为‘筏夫’是一种重要的新式反间谍武器。我们现在可以清楚
地知道，世界各地的苏联间谍在什么时候收听莫斯科的秘密广播，而且还可以测出
他们的发射频率……”
大家对“筏夫”的反响并不好。一部分人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后来我发现前
排的军官们的情绪有些异常，而且哈维就坐在讲台的一边，我知道可能要发生什么
事情。哈维侧身面对安格尔顿，非常生气地向我这边指指。
我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发火，于是向他们问道：“有问题吗？”
“有！”一个人在后排喊道，“请问你们的‘筏夫’这个玩意儿是什么时候研
制的？”
“一九五八年春季。”
“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我的口吃又犯了，一时竞答不上话。
“让我告诉你吧，现在是一九六一年！”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