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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招招手喊来一辆出租汽车。
“比尔，我早就对你说了，我们早已退出那场游戏了。我们在联盟中不过是些
小伙伴而已，记得吗？现在该你们承担责任了。”
哈维是个听了笑话笑不出来的人，安格尔顿也是一样。
抓间谍者
第十二章
一九六一年，伦敦大街上的人仍然在说，他们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好”；而
在华盛顿，一位刚刚上任的年轻总统却正在为创造一个神话般的文明和杰出的卡默
洛特城而四处奔忙。但在秘密工作的地下世界，十年动荡的预兆已经清晰可见。整
个五十年代，英美的情报部门都投入了冷战，他们目标明确而又专心致志。冷战并
不是一场非常微妙的战争，也不具有各种复杂性。但到了六十年代初，大量的叛逃
者从苏联情报机关的心脏里逃出来，投奔了西方，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关于西方安
全机构被渗透的故事。然而，他们的故事往往自相矛盾，令人难以相信。结果怀疑
和猜测笼罩着情报系统，英美情报部门渐渐陷于瘫痪。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第一位叛逃者来到西方。当时我已从华盛顿返回英国几个星
期了。我正在办公室里，阿瑟突然走了进来。他一只手夹着香烟，一只手拿着一份
《泰晤士报》。他把报纸齐缝叠好，然后递给我看。
“听起来很有点意思……”他用手指着一条关于苏联少校克利莫夫的消息对我
说。克利莫夫少校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来到美国驻赫尔辛基大使馆，请求避难。
不久我们听到传说，原来克利莫夫是一名克格勃少校，现在正在坦白。一九六
二年三月，D 处的各办公室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阿瑟的烟抽得更多了，他那张孩
子似的脸庞激动得泛出阵阵红晕。他一个人在走廊里来回踱着方步。我猜他一定得
到了有关克利莫夫的消息。
有一天，我问他：“是有关叛逃者的事吧？”
他招呼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关上门，告诉我这件事的经过。他说，“克利莫夫”
的真名是阿纳托利·戈利金。他是一名克格勃高级官员，曾在第一总局工作过，负
责对英国和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后来他又在莫斯科情报部工作，然后又到赫尔辛基
苏联使馆工作。其实戈利金早在国外服务时就列入了中央情报局的监视名单，但改
名以后却没有被认出，直到他投奔了美国驻赫尔辛基使馆。
初步审问以后，中央情报局交给军情五处一份“十集”清单。清单中的每一集
都详细记录了戈利金对英国安全部门奸细的揭发，这份清单原先由阿瑟保管。D 处
三科（研究科）的代理科长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对这十集材料作了初步分析，并根
据“对号入座”的原则起草了一份嫌疑分子名单。后来每一集材料又分发给D 处一
科（调查科）的一些官员，让他们进行调查。我呢，则根据调查的需要，随时向他
们提供各种技术咨询。
在十集材料中，有三集立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戈利金说，三十年代苏联在英
国曾招募了一伙著名的“五人集团”间谍。他说，他们不仅互相认识，而且还知道
其他间谍。但戈利金却不知道“五人集团”的真正身份和姓名，只知道其中一个人
的代号叫“斯坦利”，他和最近克格勃在中东的行动有牵连。这个线索与金·菲尔
比完全吻合，菲尔比现在在贝鲁特为《观察家报》工作。戈利金说的五人中的另外
两人显然就是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戈利金所说的第四个人可能是女王藏画的鉴定家
安东尼·布伦特爵士。布伦特爵士在战时曾是军情五处的官员，他在一九五一年伯
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以后曾一度受到怀疑。但对戈利金所说的第五个人我们却一无
所知。由于戈利金在三集中提到“五人集团”，因此，菲尔比案件和布伦特案件又
一次被提了出来，进行重新审核。
十集材料中，最新和最准确的线索都在第三集和第八集，这些线索都是有关海
军部间谍的，如霍顿。这说明苏联人非常重视收集英国和北约潜艇和反潜能力的详
细资料。据第三集揭发，苏联人在英国驻莫斯科使馆海军武官当中招募了一名间谍，
这件事是由负责国内情报行动的第二总局局长格里巴诺夫将军来亲自监督的。英国
使馆里有一名叫米海尔斯基的俄国籍雇员参与了这项活动，那名间谍把自己看到的
机密文件抄下来，交给米海尔斯基。戈利金还说，一九五六年这名间谍奉命调回伦
敦，在海军情报处工作，于是他便由克格勃国外行动处指挥。 据戈利金交代，第八集里讲的第二个海军间谍是一个更加高级的人物。戈利金
说他曾读到过三份编了号的北约文件，其中两份是绝密的，这是他在克格勃情报处
北约科工作时无意当中看到的。情报处北约科负责整理有关北约问题的政策文件，
向政治局提供咨询和参考。一次戈利金正在准备一份有关北约海军战略的材料时，
看到了三份从伦敦发来的文件。戈利金看到的材料一般是经过修改的，换言之，原
始材料的来源事先已被删掉，但这次由于他要写的报告很紧急，所以上司同意把原
件的复制件给他看。中央情报局对戈利金讲的这件事进行了核实。原来戈利金所说
的三份文件是关于扩建克莱德湾北极星潜艇基地的详细计划，以及重新部署北约在
地中海的海军的计划。中央情报局的人把这三份情报混在其他北约文件一起，然后
拿给戈利金看。戈利金立刻准确地认出了那三份文件，并解释说，他看到的那份关
于克莱德湾的文件的散发范围有四套编号和数字，而美国人给他看的这份却有六套
编号和数字。美国人查阅了散发名单，发现确实有他所说的那种副本，但我们却找
不到。斯图尔特对这三份文件的散发情况作了分析，发现唯一有泄密嫌疑的是一位
现在已经退休的资历很深的海军中校。后来这个案子交给D 处一科去办理了。
在戈利金过来以后的几个月里，苏联情报机关心脏里又有三个人叛逃。这三个
人的行动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很显然他们是互相独立的三个间谍。头两个向联邦
调查局表示他们愿意留守原地为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这两个人一个是克格勃的官
员，另一个是格鲁乌的官员。他们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他
们的代号分别是“费多拉”和“大礼帽”。第三个人是于一九六二年六月在日内瓦
叛逃过来的。他叫尤里·诺森科，是克格勃高级官员，他找到中央情报局，表示愿
意为该局提供情报。
不久，诺森科为搜索英国海军间谍提供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情报。他声称，格
里巴诺夫在招募那个间谍时曾以要揭发他的同性恋行为为威胁手段，这个间谍向克
格勃提供了北约的所有机密，它们都是从一位“海军勋爵”那里搞来的。由于北约
文件和格里巴诺夫招募的间谍有密切联系，军情五处便把第三集和第八集资料合并
处理。卡林顿勋爵办公室的职员约翰·瓦萨尔有很大嫌疑。斯图尔特很早就认为瓦
萨尔可能是第三集所说的“五人集团”间谍中的一员，并把他列为第四个嫌疑犯，
这个案子后来由调查员尤尼·西蒙兹负责，而西蒙兹则不同意斯图尔特的判断。他
认为瓦萨尔笃信天主教，而且道德高尚，充当间谍的可能较小，于是把他的名字排
在嫌疑犯名单的最后。但得到了诺森科的线索以后，大家便全力注意瓦萨尔，很快
就证实了瓦萨尔是一个同性恋者，住在多尔芬广场的一套豪华公寓里，所过的生活
大大超出了他的收入。军情五处这时遇到了一个在反间谍工作中具有代表性的问题。
间谍犯罪同其他犯罪不同，它没有痕迹，除非间谍本人坦白或者当场被抓获，否则
很难找到证据。办案员向我请教，有没有什么技术上的手段可以用来证明瓦萨尔确
实从海军部偷窃过文件。我和弗兰克·摩根曾经试用过一种方法，我们在机密文件
上涂上少量放射性物质，然后在嫌疑犯犯罪现场的入口处装了一台盖格计数器，如
果文件被人移动，我们就能发现罪犯的行动。我们用这个方法对瓦萨尔进行了测试，
但没有成功。海军部的人口处太多了，我们根本无法判断瓦萨尔会走哪一个，而且
盖格计数器常常把夜光手表之类的物件一起显示出来，很不精确。最后，领导以放
射性材料对人身有很大危害为由，取消了这个计划。
于是我又去寻求其他方法。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考察结果，戈利金的记忆简直同
照相机一样。我决定再进行一次试验，看他是否还记得北约文件的照相复制件里的
细节。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析出那个间谍是否把原件交给对方复制，然后再叫对方把
原件还给他。我拍了二十五张有关北约克莱德湾基地文件第一页的照片，每张相应
提到一种苏联人过去向他们的间谍推荐的方法或者自己在使馆里使用的方法，然后
我通过中央情报局把这些照片送给戈利金看。他一眼就在照片中找出了一张“普那
克蒂纳”照相机拍的照片，我在拍这张照片时用了两架悬角灯照明，一边一架。这
使我们有了底，于是我们趁瓦萨尔上班之际撬开了他的套间。在衣柜底部的抽屉里，
我们找到了一架专用于复制文件的“普那克蒂纳”牌相机和一架“米诺克斯”牌相
机。我们接到搜捕的命令，当天晚上就逮捕了瓦萨尔并彻底搜查了他的套间。我们
在套间角落的一张桌子底部发现了一个秘密抽屉，里面装着许多照过的三十五毫米
胶卷，冲洗以后发现是一百七十六张机密文件的照片。瓦萨尔很快坦白了自己的罪
行，承认自己是一九五五年在莫斯科搞同性恋时上钩的。他被判了十八年徒刑。
正当我们在伦敦和华盛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