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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在一九六四年接替哈里·斯通当了军情五处驻华盛顿的秘密联络官。安格尔顿
和我躲在一边不与其他人谈话，他紧追不舍地问我军情五处的内部情况。
“你们那帮人捣了什么鬼，”他不断地说，“霍利斯到这里来讲了一些关于米
切尔的荒诞故事。他仿佛不知道这个案子的关键，也没有进行过审讯，现在他却说
没有问题了！……”
我试图把整个案子向他说清楚。我告诉他，我们认为米切尔的事已经澄清了。
我说，就阿瑟和我而言，霍利斯是我们的下一个怀疑对象。我问他是否有什么情况
可以提供给我们来帮助侦破此案，他说他要看看他能做些什么。那时是中央情报局
的一个困难时期，肯尼迪刚刚遇刺，沃伦委员会正在进行调查，安格尔顿还有自己
那摊子迫切需要处理的事情。
一九六五年，英国安全部门仿佛在美国人眼里又一次出了纰漏。仅仅四年，一
系列间谍丑闻和灾难吞没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首先是霍顿被查出来，他出卖了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水下探测系统的重要部分。虽然霍顿案件标志着军情五处新的
反间谍能力的胜利，但这引起了美国海军的愤怒，并对英国同行长期怀着敌意。霍
顿案件暴露不久，这种敌对情绪在国家安全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表面化了。在这次
会议上，美国海军企图彻底断绝英美两国的情报和秘密交换关系。吉姆·安格尔顿
和联邦调查局的艾尔·贝尔蒙特掐掉了海军的这朵阴谋蓓蕾。 “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他们抓间谍，而我们不抓。”贝尔蒙特干巴
巴地说。
但是贝尔蒙特所说的话并不能减少接踵而来的一连串的灾难。一九六一年布莱
克的受审并判刑几乎使中央情报局在欧洲的所有行动，包括柏林隧道行动在内，都
受到了怀疑。第二年，即一九六二年，瓦萨尔又被抓获；由于一个英国间谍，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的极有价值的海军机密再度被透露给东方。一九六三年一月菲尔比叛
逃，这显然是因为英国当局沉默和无能。同年，富有安全含义的普罗富莫事件发生
了。苏联人通过克里斯廷·基勒向普罗富莫索取核机密情报，联邦调查局在当时对
这一点深信不疑。布伦特、朗和凯恩克罗斯在一九六四年坦白了，其他的案件干脆
被丢人现眼地在法庭败露。一九六四年的柯达案件就是其中的一起，但是在美国人
眼里，更糟糕的是在一九六五年初发生的马尔特里案件。
马尔特里案件开始于一九六三年。“费多拉”指控说，克格勃在英国的一个核
研究集团内部有一个专搞理论情报的外国人，他只是在最近的一两年当中才频频活
动。这说明叛逃者戈利金并不知道他，因此就大大缩小了嫌疑分子的范围。我们在
走了几步错棋以后，把调查集中在叶赛普·马尔特里身上。此人于一九六二年秋从
欧洲原子能机构来到考尔汉姆实验室，可马尔特里并没有被允许去接触机密的原子
材料。调查还在继续进行。就像霍顿在朗斯代尔案件中一样，马尔特里可能是在波
特兰时通过一个能接触到机密的女友来获得机密，因此他想获得他无法接触到的机
密，也是完全可能的。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并未获得能够证明马尔特里能接触到机密的任何证据。在
搜查他在考尔汉姆的办公室时，我们在他书桌一个带锁的抽屉里找到了有关会晤的
材料。当时马尔特里到欧洲度假去了。他刚一回来，就在南边机场被带走了。特别
处对他进行了盘问，查明了他认识的一个叫卡尔别科尔的苏联人。他有一张标明安
排会面的地图。结果通过搜查他在阿宾顿的住处，发现了一个隐藏装置，里面放有
几本微型一次性密码本，同朗斯代尔的那种密码本一样。有一本密码本的一页中的
一部分显然已经被用过。还发现了一本日记，里面详细说明了如何把字母，当然还
有词汇变为数字的坐标格，以便用一次性密码本来把电文变成密码。
霍利斯召开了一次很长的会议，来决定如何采取行动。米切尔也出席了会议。
关键的因素是没有发现证明马尔特里接触过机密或向一个外国人传递机密的证据。
“公务机密条例”中的确有一条规定，准备从事间谍活动就是犯罪，但即使证实马
尔特里是在准备从事间谍活动这一点也是很困难的，没有证据表明他同外国人有秘
密联系。政府通讯总部只能证明那些密码本与间谍们用来与他们的俄国主于进行通
讯往来的密码本相似，可是与朗斯代尔案件不同，它们不能证明马尔特里确实那样
干过。但人们常常不能意识到，正是通讯总部在朗斯代尔案件中的证词才保证了对
被告们进行判罪。没有这种证据，朗斯代尔和他的合作者就会逍遥法外或被减刑。
我作为军情五处的信号专家在会上向上级指出，军情五处所掌握的证据甚至不
足以证明马尔特里向外国人传递机密的动机。而安全局的法律处却坚持要用“公务
机密条例’中那条“准备行动”的规定来套马尔特里，井以此作为一条有效的理由
来进行起诉。在场的职业反间谍官员都非常吃惊，霍利斯和米切尔居然敦促对马尔
特里进行起诉。结果检察总长果然提起公诉，使军情五处蒙受了不少损失。
甚走到了今天，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马尔特里案件要进行下去。我只能记得
这个审判日子——一九六三年七月二日。这是米切尔案件处于高潮的时候。很显然，
如果这时把军情五处的反间谍部分除掉，那正合俄国人和霍利斯的想法。
这里还有一起应该考虑的案件就是弗兰克·博萨德案件。一九六五年初，投靠
联邦调查局的格鲁乌间谍“大礼帽”，提供了英国物资供应部绝密文件的照相复制
件。这是有关导弹武器方面的材料，涉及到美国的高级机密，嫌疑分子的范围很容
易就缩小到几个人身上。我们用了所有的监视方法把这几个嫌疑分子都控制起来了。
我们发现，嫌疑分子之一的博萨德偶尔在午饭时间到滑铁卢车站的左边行李房去取
一只箱子，然后又去一家在布鲁姆斯伯瑞的饭店，用假名在那里为自己订一个房间。
他独自一人在那房间里呆上半个小时。离开房间时，他就把那箱子送回左行李房，
然后又回去上班。军情五处不久便把那只箱子从滑铁卢拿走了，发现里面有几架文
件复制照相机，几盒胶卷和两张灌有八首俄国歌曲的唱片。这几首俄国歌曲的详细
内容被复制下来。箱子里的所有东西都用照相机翻拍复制下来，然后再放回箱子原
处。箱子又被送回到滑铁卢车站。我给通讯总部打了个电话，把唱片记录下来的详
细内容告诉了他们。政府通讯总部只用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就查明了其中五首歌
曲是用俄国发报机传送过来的，通过方位搜寻，发现这台发报机是在莫斯科地区，
是一种俄国情报机构使用格鲁乌的发报机。
我们决定在博萨德下次从滑铁卢车站取出箱子并带着它到饭店去的时候逮捕他，
时间是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五日。那天他是在翻拍绝密文件时被抓获的。面对军情五
处知道记录下来的五首歌曲内容这一事实时，他承认他为了钱而为俄国人提供秘密
文件的照相复制件，他把这些复制件放在死信投递信箱，如地铁一类的地方，然后
通过同样的渠道取回钱。在被俄国人招募之后，他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只见过一次俄
国人。他说发报机播发过来的歌曲是说明哪一个死信信箱可以去投递，哪一个信箱
不能再使用。军情五处掌握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证据，并依照第一节条文规定提起
公诉。一九六五年五月十日，博萨德被判处二十一年有期徒刑。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大礼帽”这个情报源是一根内线，那么俄国人为什么
决定舍弃博萨德呢？首先，俄国人在一九六三年成功地利用了“费多拉”和马尔特
里案件来损害军情五处，结果使人尤其使军情五处更加怀疑“费多拉”是安插进来
的一根内线。一九六四年，“大礼帽”告诉军情五处一个消息，说英国首相办公室
被人使用技术办法进行了窃听。除非俄国人拥有比我们所知道的更为先进的窃听系
统，否则这是不大可能的。我们搜查这种正在使用的窃听系统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都
失败了，从而使得英国人认为这个消息是编造出来的了，军情五处和联邦调查局都
对“大礼帽”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大礼帽”提供的英国绝密级文件的照相复制件，不仅使人难以相信他是一个
安插进来的内线（人们要问：俄国人会抛弃这样一个情报源吗？），而且还会再次
引起美国人对英国安全部门的严重怀疑，在美国引起要求中断向英国传送机密的呼
声。如果要选择一个间谍去冒险的话，博萨德便是个理想的人。他实际上同俄国人
没有有形的接触，他的莫斯科无线电控制是通过那些无害的歌曲来实现的。如果没
有通讯总部的详细分析，我们是不能够懂得唱片的意义的，同时也不能够证明俄国
情报部门与博萨德之间所进行的通讯活动。因此只能依据非法复制机密文件这一理
由对博萨德提出诉讼，而对这种技术犯罪，相对来说，往往只给予较轻的处罚。通
讯总部和军情五处所具有的专业技术业务再一次抓出了俄国人。这次成功有两大主
要效果，即不仅使美国情报部门能够在美国政府内部保护英国的利益，而且还加深
了而不是减轻了对“大礼帽”的怀疑。
但是， 对这个基本的问题不能不试问一下： 为什么俄国人认为他们必须夸大
“大礼帽”的真实性？他从一九六二年底就开始活动了，如果在军情五处、联邦调
查局或中央情报局的上层里没有耳目的话，俄国人是不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