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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但是读诗书、明礼仪的昔日大学生，何以会有这样的表演？只有我们知道，他们是在饥
饿年代得了浮肿病的病号。因此，团河农场能给老右们充足的口粮，对这些刚刚从饥饿阴影
中走近皇城的人来说，当然是大事中的大事了。
同是劳改队，境遇差距如此之大，本能地使我们想到，这一切变化都是政治气候“多云
转晴”带来的。我们初到团河那天，干部没有例行专政机构对被专政者的训话，董维森教导
员与高元松队长，只是到各屋转了一圈，看了看我们的生活安置和每个成员铺位的宽窄。他
们身后那条狗是可怕的，但他们和蔼的神情，给每个老右，都留下不同于昨天的印象。当时
我在第二小队，当董、高刚刚离开我们的监舍，来自清华大学的刘伯俭，就用他浓浓的湖南
腔，对我耳语道：
“山重水复疑无路……”
我当然了解他的话中含意，便说：“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屋内分南北两面大通铺，我睡在南侧的通铺上。与我相邻的有陆鲁山、郑光第、张
蓬甲、徐继和等，他们都是北京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四个人都是学理工
科的。我与刘伯俭的古诗对应，不能不引起四邻的回声。张蓬甲也来自清华，他说：“虽然
我们别了大盐碱滩，怕还是没有走出‘模糊数学’的范畴。”
来自同一学院的刘伯俭，不大同意张蓬甲的悲观：“生活可不是代数公式，它的变化是
难以引进ABC的。”
两个受难的青年老右对未来预卜的南辕北辙，在当时曾引起同屋几十号同类的关注。记
得，我当时是个乐观派的支持者，其理由除了大环境的宽松之外，三畲庄的小环境也不像个
劳改队的样子。这一切似乎都非空穴来风——我是这么认为的。可以这么说，认为我们的生
活要起变化的，占这个受难知识群落中的绝大多数。当时，担任我们第二小队小队长的名叫
王贵峰，他是东北沈阳人，曾是某厂矿的保卫干部；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战功。像他
这样的根红苗正的共产党员，何以会成为右派，我已记不清楚了——在“点头”和“摇头”
都能成为右派的日子里，重新回忆他的右派原罪条文，已毫无意义。但他在我们当中，是另
一种类型的代表，确实使我难以忘却。记得在南、北大炕上的同类，为明天点染各种色泽
时，他靠在身后的棉被垛上，眯着他两只不大的眼睛，一声不吭。他虽是我们的头头，但显
然受文化水平的制约，与知识分子的言谈存有沟壑。在他的思想深处，可能绝少梦幻色彩，
因而当我们之中的陆鲁山和郑光第，以绝对的冷色，对我及与我同一观点——对未来涂梦的
人，以诗对诗地回敬我们时，他的眼睛才渐渐睁大。
陆鲁山引的古诗如下：
可怜河边无定骨。
都是春闰梦里人。
这两句诗显然是针对我们的孟浪而发，它赤裸地倾吐着对生活的一种绝望情绪。
我们对此都不以为然，但是小队长王贵峰的内心深处，却显然与陆、郑的情绪脉络相
通。限于他是我们的头人，不大方便表达他的真实想法，便拉开棉被要我们早点休息。他
说：“你们无论做活梦死梦，不如我这个大老粗无梦。梦是啥鸡巴玩艺儿，它是画中的烙
饼，纸上的媳妇；既不能吃，也不能陪你睡觉；不吃饱不了肚子，媳妇不跟你一被窝亲热，
你就永远有不了娃儿。”说着，他把那身绽露出棉花、早已褪了色的破绿军装一扒，钻进了
被窝。
他的这番话，带着浓浓的东北口音，把几十个老右都逗笑了。但在笑声过后，我仿佛听
到了一只来自莽林中的杜鹃蝶血的啼鸣声。他的话虽然有别于知识分子的语言，但是内涵却
十分丰富。他是从枪林弹雨中穿行过来的，也许更理解社会的政治经纬，因而流露出与老右
中的乐天派不同的音韵。这一生活细节，我之所以记忆如此清晰，实因王贵峰不属于知识分
子的范畴；他又是我们中间惟一与美国鬼子在战场上肉搏过的人，对此“独此一家别无分
号”的人物——他的铺位又与我相连，自然而然地就将他铭刻于心了（在80年代后期，我
曾接到他寄自东北一个厂矿的来信，他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后，仍担任该部门的保卫工
作）。
第4节 “作茧自缚”的第一天
两天的整休很快过去了。在这两天的时间内，我们沉浸在清理个人卫生。与新相识的交
谈之中。乐天也好，悲天上好，新相识的新面孔，总是诱惑着人的求知欲望，希望能知道新
同类们的彼此情况。在《走向混沌》中写到过的陆丰年君来了。过去，他用缺耳铝锅煮食
“三毒”，曾经去过了一回阎王殿。这次，他幽默地对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
和我过去在一个分场，面孔是熟悉的，因此并不算新的相识。在休整的两大时间内，除了与
“摇头右派”刘君结识之外，还与我的学长——比我高几个年级的校友赵岳相会在三畲庄。
应该说，那是一次使我心碎的见面，在我摘取洗净的衣服时，我看见一个身材消瘦得像
竹竿一样的人，低着头在寻找什么东西。那地方是昔日武警部队撤离这儿时，留下的一越垃
圾；此时尽管已不是炎夏，但那一堆破烂东西，仍然发出一股呛鼻的气味。最初，我并没有
留意他究竟在找什么，后来我才发现他蹲在垃圾堆旁边，嘴和腮都在不停地蠕动着。我立刻
明白过来了，这又是一个饥饿后遗症患者，在垃圾堆上寻找可以进口的东西。由于这些镜
头，我已习以为常，便想从旁边夹着衣服走过去。
他大概是刚刚发现我的存在，便朝我走了过来。他一只手拿着半个干瘪的。上面沾满了
污痕的茄子，伸出另一只手来跟我握手：“我叫赵岳，是你的校友。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
你。你过去是青年作家，而我只是个无名的教师。”
寒暄过后，我认识了这位学长。
“这东西都变了色了，你不能吃。”我说。
他像没有听见我的话一样，依然像嚼牛皮筋那般，啃着那个干巴茄子。看他的神态，与
老校友谈话，虽然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往嘴里填塞东西。他本来就瘦得脸如刀条，嘴
巴尖尖，他使劲嚼动茄子时的形象，让我想起了在中学动物课本上，看到的老祖宗类人猿嚼
食浆果的图形，只是我们这位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手中的食品远没有老祖宗采食的
野果新鲜。
我面对面地望着这位曾是为人师表的学长，真不知道他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他跟我来
到我住的屋子里，直到嚼完了那根茄子棒儿，才对我说：“看样子，你没得过浮肿病，我浮
肿最严重的时候，连两腿之间那个‘玩艺’，都肿得像一充了气的蔫黄瓜。浮肿病的医学解
释是什么我不知道。按着我生活中的体会，它起源于饥饿，发展于脂肪和维生素的匮乏。饱
汉不知饿汉饥。学弟，你现在是没有动笔的权利了。你如果还没被打入‘地狱’，我要是动
笔来一幅自我素描，你是不是会说我‘戴着有色的眼镜，有意丑化社会主义？’学弟，就是
将来你有朝一日，有了再拿笔的日子，你要是把我刚才这一幕描上一笔，人家会不会说你反
动立场不改？”这时的赵岳似乎才从饥猿还原成了知识分子，伸着麻秆般细长的脖子，跟我
谈起真经。
我不知道对他说些什么才好。但这位学长赵岳，对待一切事情，就如同对待垃圾堆上捡
来的那半个茄子那么认真，当着那么多同类，又对我说道：
“喂！有朝一日，你真的又能拿笔杆子了，你有没有胆子，把我这个知识分子的丑态也
描上一笔？我不怕丑，一个往日拿粉笔给学生授课的老师，在这个年月，满地抠冻茄子吃，
当然其貌不扬。学弟，你就撒开了欢地写，让历史记住知识分子变成饿死鬼的年代——我不
又成了另一个正面教师了吗？！”两边大炕上的同类，都被他说得笑了起来。
“不知死的鬼，梦倒是不少。”北炕上的陆鲁山，甩过了话来，“依我看，无论你过去
是龙还是凤，都准备在这儿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当一辈子‘地球修理工’吧！”
我无法知道陆鲁山当时是喻意我，还是什么别的人；但我知道他绝不是指赵岳而言。因
为在劳改队中，像赵岳这样的普通教师为数不少。陆鲁山的话，绝不是针对他说的。我和陆
鲁山相识于茶淀，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极端的悲观主义者——在靠近埋死人的586坟场
附近的大苇塘干活时，我们曾谈过不少心里话（在《走向混沌》中，我己然写到我和他之所
以谈在一起，首先因为我们俩都是独子，而且都是从小丧父，母亲养育我们成人，历尽了许
多苦难）。五七年一声霹雳，我们都成了“另册公民”，因而命运极其近似。在我的记忆
中，他性格十分固执，非常任性。他喜欢哼唱俄罗斯歌曲——特别爱唱列宁被流放时喜欢唱
的《三套车》。此时，他发表了命运咏叹调，两排大炕上的欢悦气氛，被他扫荡一空。
赵岳连连摇着他细脖子上的脑袋：“行了，只当我什么也没说。人总是活在希望里，我
都快成饿死鬼了，可我仍然没有放弃做梦。”（这些十分逼真的生活细节，我本来早已忘
却；在80年代初，学长赵岳特意来到我家忆旧，告诉我不能忘记在苦难历程中、知识分子
的种种扭曲生态。）可是正像陆君所言，第二天我们开始劳动的项目：编织我们监舍四周的
铁丝网，便使我们昏昏然的心境，第一次吞噬冰砣。
头天晚上，董维森教导员召开了我们到三畲庄之后的第一次训政大会。他的态度虽然十
分温和，但是仍然不失专政与被专政之间的距离。他说：你们来到这儿，已经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