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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家里人不要再说了。有一次他大嫂子忍不住叫了一句，就说给你同学听有什么关系！但是张栋马上就急眼了，死活不让说。我自觉地走到外屋去，逗他们家大哥二哥的孩子玩。
年关更近了，节日的气氛更为浓烈，我愈发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张栋的二哥从外面扛了一条巨大的猪腿回来，全家人都来看，都说这个后丘买得好。他们家的年货包括包好的饺子都用塑料布盖着，存放在门外的一间小技屋里，那里是天然的冰箱。但是晚上睡觉之前都要记得把那条猪腿扛到屋里来，以防夜里被人偷掉。平常的饭桌上仍然没有什么肉，至多有很少的一些腌肉丁，以酸白菜和粉丝为主，这样的食物一定要趁热吃，如果凉了再吃，我觉得就容易伤感。鲜肉是留到过年才吃的，还有，他们把青椒也叫做青菜，好像比较贵，也要留到过年才吃。可能是天气的缘故，我特别想吃肉，想吃肥肉，最好能让我大块大块地吃，但是我知道这一家的每一项支出都是精打细算的，不能随便打乱，不是不够慷慨，而是因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每当我想吃肉时，我都为我的想法感到羞愧。
大年二十六的早晨张栋有些含糊地跟我说，今天不能陪我，他要跟他爸出去有点事情。我当然说，没关系，你尽管去好了。我注意到他穿了一身格外整洁的衣服，他老爷子也一改平常邋里邋塌的作派，穿了一件海军蓝的呢大衣，有好几道有些发白的整齐的折痕，扣子都镀了金，亮闪闪的，只有左边袖口的扣子是一枚普通的塑料纽扣，显然是后来补上去的。他老人家还专门刮了胡子，刮得很干净，只有下巴底下还残留着几根半黑半白的，被他的孙子指了出来。他老人家用手摸到那几根，坚决地用力把它们生扯了下来，然后便咳嗽着出了门。我的同学张栋提着两瓶酒和一只扎好的礼盒小心地跟在了后面。那一天我过得特别压抑，张栋不在，我觉得坐在这个家里等着吃饭有点尴尬，又不能把遭到冷遇的情绪表露出来。到了中午张栋的大嫂子注意到了我，她小声地对我说，大兄弟，我跟你说，张栋跟俺爸去看对象了，这件事家里早商量好了的，就等张栋放寒假回来双方见一面。我说，帮谁看对象？大嫂子说，就张栋呀，俺爸岁数大了，希望小儿子这件事早点定下来，也好了了他的心愿。没有时间陪你，你可别生气呀，大兄弟。我连忙说，哪能呢。最后大嫂子关照我说，千万不要跟张栋说我告诉过你，不然他要发脾气的，他大概怕传出去会被你们同学笑话吧。我感到相当诧异，我问到，张栋会发脾气吗？大嫂子说，唉哟，脾气可大了，在这个家里除了老爷子，就数他啦。直到傍晚大色擦黑时那父子俩才回来。老爷子已经喝多了，说话嗓门特别大，吩咐张栋他妈赶快把床整好，他要躺下先睡一觉。他妈说，现在睡呀，还没吃饭呢。老爷子用唱戏的调子说，老婆子，不吃啦，已经吃饱了。张栋好象也喝了酒，连耳朵、脖子都是红的，坐在床边眼光发直。一家人都拥到里屋去问情况，似乎这一趟看得很满意，全家人都很喜悦（张栋大学一毕业就和那个相中的姑娘结了婚，第二年有了一个女儿。这两件事都甚合张栋老爷子的心意，他已有了两个孙子，很想有个孙女，于是张栋就生了一个女儿。第三年张栋的父亲心满意足地死于心肌梗塞）。为了让他们畅所欲言，我披上大衣出了门，原想是去厕所小便，但是却越走越远。
我一路走一路问，倒了好几趟车才到了火车站。过年前往南方去的所有车次的票都卖完了，我多花了五十块钱才从一个票贩子手中买到了一张大年二十人去上海的票，而且没有座位。但是我握着这张票心里觉得踏实了许多。等我回到张栋家时，已是晚上九点多（天黑，风雪，差点迷路，最后还是儿童医院帮我确定了方位）。
张栋他们全家的女眷和孩子都在灯下坐着，桌上饭碗杯盏什么的还没有撤。见我安全回来了，她们全都松了一口气，张栋母亲数落我说，你到哪去了呀，也不吭一声，张栋他们全出去找你了，连他爸都去啦，你到底去哪了呀？我意识到自己闯祸了，于是没敢照实说，只是说出门随便转了转。大嫂子也对我说，你不知道，大兄弟，哈尔滨的治安不好，不比你们那，杀人越货的特别多，尤其像你这样的外地人经常出事，一刀捅了随便往路边雪里一埋，谁也找不着。说话间张栋的父亲从外面进来了，摘下帽子拍打着身上的雪。他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埋头往里屋走。大嫂子二嫂子连忙站起来，把凳子移开给他让路。我也赶紧站了起来，紧贴着墙。过了一会儿，张栋他们弟兄三个陆续回来了，鼻头都清一色地冻得红红的。二嫂子下锅台把桌上的饭菜再热一下，因为张栋他们为了找我都还没吃饭。张栋的母亲吆喝两个孩子赶快回去睡觉，孩子赖着不肯走。要是在往常这两个孩子早睡下了，因为我的过失，他们得以多玩了一会儿，他们似乎很珍惜这样的机会。我们吃饭的时候，老爷子在里屋一个劲地咳嗽，咳得很厉害。张栋的母亲有些抱怨地说，肯定是受了风寒。我听了心里很难受，很自责，就因为我的一点小意外，竟然连带着把这一大家子的生活给搞乱了，实在不应该。我希望这个家里谁能站出来骂我两句，那样我会好受些，但是没人这么做。张栋他们弟兄三人全都沉着脸不说话，很响地吃饭、喝汤、捋鼻涕。
终于躺下的时候，张栋在黑暗中压低了嗓门对我说，你去火车站的吧？我吃了一惊，问到，你怎么知道？张栋没有回答我，而是继续问到，买到票了吗？我说，买到了，后天上午的。张栋翻了几个身，没有说话。我知道他对我的行为一定感到很不满。我们睡在一个被窝卷中，他的不满更加让我局促不安。但是我转念一想，这么多天来我确实拿不准他和他一家到底是不是希望我留下来过年，我使劲地观察了还是拿不准，所以我这么做也没什么可指责的。就在我被烟墙烘得半梦半醒的时候，张栋忽然一骨碌坐了起来，他对我说，你实在要去火车站应该告诉我，我可以陪你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的嗓门偏大，这个家里的每个角落都可以听清他的话。我觉得问题严重了，连忙也坐了起来，上下摸了几把，终于摸到了他的胳膊，一把把它抓牢。我近乎哀求地对他说，千万别误会，我并没有打算去火车站，这完全是个意外。没想到张栋全神贯注地等待着我的进一步解释。有句老话说得很好，一句谎言会带来更多的谎言。现在我只能硬着头皮为张栋编造一个所谓的意外了。
我的脑筋还没有彻底醒过来，还处在刚才那个梦的惯性中，所以我只好顺着我的梦往下说了。还记得那个二毛子吗？我从儿童医院上完厕所出来，正准备回家，她从我后面冲上来，向车站奔了过去。四十一路电车正在靠站。她从我身边跑过时带起了一阵香气袭人的旋风，使我站立不稳。我看到她先在后车门站着等了一会儿，又迅速地跑到前车门上了车。自始至终我没能看到她的脸，当时我想今天我看不到的话，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再碰到了。于是我在后车门就要关上的刹那毅然蹿上车去。车开动起来以后，我想往车的前面挪一挪，但是车里非常挤，大家穿得都很臃肿，所以根本动弹不得，我只能眼巴巴地伸长脖子往前面看，但是她被遮得严严实实的，从任何角度都看不到。我只能看见两排握着吊环的手。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眼把她的手从几十只手中认了出来。只有那只手才会是她的手，近乎透明的皮肤下面一定流淌着淡蓝色的血，而对我来说，那简直不是血，是酒精中的酒精。车到站有人下车的时候，我就不失时机地往前移一移。眼看着那只手越来越近了，我已能用我发热的目光慢慢地把它的每一个毛孔注满，我想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她的手虽然裸露着却永远不会觉得冷。等我们肩并肩时，我是不是应该鼓起勇气和她说句话？我马上否定了这个想法。这时她下车了，我也尾随她下了车。为了不让她发现我，我一直注意保持着与她的距离。她逛街的时候，我也逛街；她上车的时候，我也毫不犹豫地上车。天黑了下来，我就让自己离她近一些，以免走失；路灯亮起，我又让自己退后几步，回到原来的位置。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她已经被完全地摄人了我的瞳孔，所以我的眼球发烫。夹着雪花、砂粒的风肆意地冲刷着我的双眼，我的眼角止不住地流泪，但是每一滴泪水中都凝聚着她的影像。我不知道自己在哪了，当然我原本也不知道；我辨不出东南西北，我也没想到有辨的必要，我只知道前面的她是我唯一的方向。要不是有人上来跟我兜售火车票，我还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站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张栋有些不耐烦了，他打断了我的话，二毛子有什么好看的！说完他重新躺了下来，身体翻了几翻，把被子裹了大半过去。我不知道他是否接受了我的解释，反正我自己已经信了。
在张栋全家上下一致的热情的谴责声中，我带着三头酸白菜（张栋的母亲，“回到南方你就吃不到了”）和满腔的歉意上了火车，到南京还需要经过四十几个小时的颠簸。进了山海关以后，酸白菜就开始化冻，水不断地从我脚边婉蜒流到过道上。哈尔滨籍的列车员（长相、说话都有点像张栋的大嫂，让我倍感亲切）对我很有意见，我不得不把装酸菜的塑料袋挂到车窗的外面。车里的暖气让我昏沉沉的，想吐，使我开始想念张栋家的烟墙，那是多么舒服。我把整个哈尔滨之行回忆成一座晶莹剔透的冰雕作品，作品的名字就叫“少女”，模特儿就是那个二毛子。我越想越觉得自己仿佛在兆林公园的冰雪节上亲眼见过这座冰雕。那个形象用坚硬的冰重新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