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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形势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的我打击很大。中国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矛头集中对准了我。打击得我抬不起头来。这场斗争也表明毛式党内斗争的极端残忍性。［52］
尽管张国焘指责毛泽东自私自利，但是他本人的自私野心是同样显而易见的。首先，他避免参加宁夏战役，仅仅是为了保存他自己的部队；然后他又派西路军出发开辟他自己的军事根据地，再把剩下的部队控制在手中来与毛泽东竞争最高领导权。这些做法最终被证明不仅是自私的，而且是不明智的。更应受谴责的也许是张国焘而不是毛泽东。张国焘的心思过分纠缠于党内斗争，以致使他不能认识到，只有通过外部的成功才能获得内部的权力。
再者，西路军也提供了它自己的教训。尽管共产主义运动从华南转移到华北是必需的。但是，对“北方”这个词须作有限的定义才是。只有避免“过远的北上”，共产主义运动才能最终在北方站住脚跟。如果像西路军那样打算走到遥远的西北边境新疆去，将会脱离中国本土的政治舞台中心，导致对苏联的完全依赖，中国共产党也将随之丧失它的个体性和自主性。这样的后果似乎违背了中国现代史的“天命”，如果读者诸君允许我给历史研究增加一点神秘色彩的话。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三部分面对竞争者———第二次国共合作（1）
尽管国共两党彼此公开谩骂攻击，但是早在1935年11月中共中央抵达陕北不久，共产党与南京政府之间就进行了秘密接触。更有趣的是，国民党首先表示了这种可能性。1932年10月莫斯科和南京之间恢复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在随后的几年里，蒋介石在外交方面的主要考虑是改善他同苏联的关系以牵制日益加深的日本侵略。恰当地处理好与中共的关系就被看作一种对苏联求助的必要前提。这一点已被10年前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所证明。［53］
1935年初，邓文仪赴莫斯科担任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在同年秋天回国述职时，向蒋介石汇报了苏联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的真诚态度。邓随即被委任以促进与苏联友好关系的特殊使命返回莫斯科。在他的回忆录中，邓文仪这样说道：
在我三月初回到莫斯科后，除了繁忙的武官处日常工作外，我设法和大批的苏联军官接触。这些人过去曾经作为军事顾问来过中国，现在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我也会见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代表，我们进行坦率而诚恳的交谈。［54］
在他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会见中，邓文仪建议国共双方进行双边谈判。王明回答说既然两党的中央委员会都在国内，会谈就应该在国内举行而不是莫斯科。为了这个目的，潘汉年被任命为共产党这边的代表。邓和潘第一次见面定在莫斯科，然后潘回到上海并开始同国民党的代表张冲作进一步的会谈。［55］
另一条联系渠道大约同时开通，在国民党一边是南京政府交通部副部长曾养甫的高级助理谌小芩，在谌和曾之上是陈果夫，而后者是国民党内少数几个权威人物之一。在中国共产党一边是中共北平委员会的吕振羽和周小舟，还有北方局的王世英。双方以蒋介石和毛泽东作为幕后背景谈判了几个月。这样相互摸底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毛泽东似乎比蒋介石更着急。1936年1月，周小舟去南京与曾养甫进行非正式会谈，交给他一封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联名写给陈果夫的信。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时致信给国民党其他领导人如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和宋庆龄等。不久，两个秘密特使带着财政部的证件，被宋子文派往西安。从那里他们又被张学良的人护送到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通过他们给南京带去了更多的信息。［56］
从5月开始，“半正式”会谈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继续举行。1936年8月，陈果夫在杭州以个人身份接待潘汉年。陈代表蒋介石告诉潘：中共的政权必须取缔；红军可以保留3 000人，但所有师以上的高级军官必须解职并送出国。很自然，潘不可能接受这样苛刻的条件。陈果夫又提出“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由蒋和周面谈”［57］。
到目前为止，国共谈判没有任何成果，但也不是完全无益———至少对共产党来说是如此。他们建立了与南京政府的各种联系，并获得了大量经验。在1936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就像一条章鱼，在各个方面伸展它的触须来寻找所有可能捕捉到的目标。
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当张学良频繁周旋于他的洋人教师威廉·端纳和女性朋友蒋夫人时，中共代表团正忙于利用一切机会与南京政府内部各派势力的接触。这种情况可以清楚地在1936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的指示信件中看到。指示信的第一部分列举了释放蒋介石的六种条件；第二部分突然转到似乎不相干的若干事情上。指示信要求周恩来不仅要“与阎锡山、宋子文、于右任、黄埔左派及二陈派等谈判”，“争取对陕甘之黄埔军官如胡宗南、樊菘甫、董钊等进行接洽”；“招致一切愿意和平之人来西安谈判”，而且还“招致英美顾问来西安，经过他们使英美赞助和平”［58］。
这里很清楚的是，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要把西安事变看作从根本上改善与国民党关系的宝贵机会，要越过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中国共产党创造更加宽广的政治前景。事实上，周恩来大致实现了这一目标。宋子文要求中共派特别代表到上海与他保持秘密接触。蒋介石以个人身份邀请周恩来到南京进行更多的双边正式会谈。［59］
在西安事变过程中，中共领导并没有由于这次事变变得趾高气扬和贪得无厌，相反在国民党的代表面前表现得更加谦恭忍让。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以下五项要求作为国共合作的基础。要求国民党：“（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将履行以下四项承诺：“（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60］
电文的措辞是谦和有礼的，它所提的几项条件似乎都比较合理动听。最后两项显然不属于本质的东西。它所提出的四项承诺听起来确实是对他们过去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激烈政策的重大退让。2月15日，党中央发出了一个内部文件，专门解释了这条新的政治路线：“上述各条是我们对国民党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反对日本的侵略”［61］。然而，这份内部指示还继续说道：
苏区中苏维埃制度取消，施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并不能放弃工人农民已经获得的政治权利，而要继续保障之。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不能放弃工农主要成分与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而要继续保障之。在全国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并不能恢复苏区土地剥削制度，而要继续保障土地在农民手中。［62］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三部分面对竞争者———第二次国共合作（2）
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既要维持已获得的实质的东西，又要从国民党方面得到正式的合法地位。这便是毛泽东追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本目标。在二三月份，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和张冲在西安就具体条款进行谈判。共产党人要求国民党政府允许共产党的活动公开化、合法化，释放共产党政治犯，停止进攻西路军，反过来，作为回报，共产党同意（一）陕甘苏维埃改称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二）在中央政府的批准下进行普选，这意味着它们将控制选举；（三）把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降低3个方面军为3个师，每师包括15 000人，加起来共45 000人。实际上，红军在当时并没有那么多部队。［63］
国民党方面进一步要求：（一）苏维埃区域的管辖权应该重新安排，它的官员由相关的省政府重新分配；（二）共产党应该有3个团而不是3个师，各团应该不超过5 000人；（三）正如任何一个主权政府所做的一样，南京政府应该有权重新任命这些部队所有的指挥官。这些要求远远超出毛泽东可能作出的退让范围，会谈被迫中断。中共拒绝与顾、贺在西安进行任何会谈。要求与蒋介石直接会见。在3月末，周恩来在杭州见到了蒋介石。蒋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对具体的细节似乎不感兴趣，他避免达成任何具体的条款协议，但同意发表一个两党联合声明。［64］
6月4日，周恩来去庐山再次见蒋介石。蒋介石建议国共两党提名同样数目的代表组成“国民革命联盟”，他自己为主席，来决定所有对外宣传和内部事项，进而建立一个联合的党派以便与共产国际发展共同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可以保留3个师，每个师10 000人。某些共产党人可以被任命为师领导人，但朱德和毛泽东必须出国。红军总司令必须由国民党政治指导机关任命，共产党边区首领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