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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慈禧太后搞夺权的辛酉政变为例。辛酉政变给肃顺等的罪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说咸丰临死前，并没要他们接事，“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渝”，“赞襄名目”乃是他们假造的；一个是说他们反对垂帘听政，“不能听命于皇太后”。其实这些罪状，都不能成立。第一、“赞襄政务”是咸丰七月十六日下的谕旨，《翁文恭公日记》中明记这一谕旨与立太子的谕旨同在七月十八日到北京；后来《文宗宝录》中也记录了“赞襄政务”的话，这明明是真的，怎可以说是别人假造的？第二、反对垂帘听政乃是维护“祖宗旧制”，因为清朝家法中，从来没有这种制度。顺治康熙时候，有摄政、有辅政，可是从没有什么垂帘不垂帘。王 运写诗说：“祖制重顾命，姜姒不佐周。”明白指出清朝是用顾命大臣赞襄新君的，女士们是不能出来辅佐的，“祖宗旧制”没有垂帘听政，这明明是真的，怎可以说别人“谋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
所以，说罪不在慈禧太后而在“整个制度”，是与历史真相不符的，慈禧太后一出道，所作所为，就是破坏制度。她用破坏制度的方法非法杀人关人整人，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用来巩固她的政权，这样的予取予求，是清朝的制度所没有的。
破坏制度的能手
慈禧太后以破坏制度的手段夺权成功以后。她再破坏制度，使太监势力坐大，以为爪牙。远在清朝初年，就立了家法，规定“寺人不过四品。凡内员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不许干涉外事，不许交结外官，不许假名置产。其在外官员，亦不许与内官互相交结。如有觉察纠参，审实一并正法”。但是制度归制度，慈禧太后照样破坏。最初她用的是太监安德海，先是安德海在皇宫里闹个不停，最后还闹到外面去。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第九年（一八六九），安德海坐了大船小船，浩浩荡荡到山东去，船上挂着大龙旗，说“奉旨钦差采办龙袍”，船上有他买来的十九岁女孩、有他叔叔、妹妹、侄女、有跟班的、保镖的、做饭的、剃头的、修脚的、说书的，还有个和尚，和和尚的厨子。他们在船上，又唱又闹，又雇来女歌星表演，和尚也加入。到了山东，上岸换车轿，骡子二十二头、马十七匹，还有一只驴，外带大车轿车，又浩浩荡荡前进。当时山东巡抚丁宝桢看不过去了，秘密通知了恭亲王，恭亲王认为该给慈禧太后一点警告，就密令丁宝桢把安德海就地正法了。丁宝桢这种做法，就是公然维护制度，相对的，就无异证实了慈禧太后的目无制度。
又过了十一年（一八六○），慈禧太后的势力更稳固了。这年八月。她叫太监李三顺带东西出宫，送给她妹妹。依照法例，太监不准走正门，只能走旁门，可是太监一定要走正门。还不听检查，结果跟守门的发生武打，太监跑回去，加油加酱，报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找来慈安太后，说我还没死他们就眼里没有我了，不杀守门的，我就不想活了。慈安太后害怕，就下令杀守门的，掌管司法的官说这可不行，守门的一来没犯法，二来根据祖制，守门就该这样不通融。慈安太后说：什么叫祖制？等我死了，我岂不也是你祖宗？坚持要杀人。司法首长（刑部尚书）潘祖荫说：既然交犯人到刑部，就得依法处理，依法处理就是无罪开释，如果太后要杀，太后可以另外自行去杀，不能叫司法官这样违法杀人。慈安太后没办法，只好告诉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找来潘祖荫，大哭大闹、捶床大骂、骂潘祖荫没良心。后来同意打折扣，不杀，可是要当庭打守门的，要“廷杖”（当廷打屁股）。恭亲王说“廷杖”是明朝的虐政，我们清朝不能学。西太后说你事事跟我作对，你是谁啊？恭亲王说我是先皇第六个儿子，西太后说：我革你的职，恭亲王说革得了职位爵位，可是革不了先皇儿子的身份？慈禧太后气得要命。最后还是迁就她，再打折扣，把不该处罚的处罚了事。
上面所举的“安德海案”和“庚辰午门案”只是慈禧太后破坏制度的一二例子而已，其他的破坏，甚至更严重的破坏，还多着哪！例如立光绪，是破坏宗法制度；修名园，是破坏财政制度；杀戊戌六君子，是破坏司法制度。……诸如此类的破坏，还算是粗枝大叶的，其他无微不至的，还更惊人呢！以唐才常“自立军”失败后的“沈荩案”为例，要处死沈荩，可是因为慈禧太后生日快到了，不愿用行刑来破坏庆典，又不愿等到“秋决”，就干脆在监狱中把沈荩鞭打四小时，血肉横飞后，再予勒毙。这种杀人新招，又哪里有制度？
我的劝告
所以，说罪不在慈禧太后而在“整个制度”，是与历史真相不符的。固然历史剧难免“不完全是依照历史”，但是完全相反的出入，就太离谱了。“本事”中的许多叙述，不幸正是如此。如果《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只是普通的清宫戏，又当别论，但是我们寄望李翰祥的，和李翰祥自我期许的，显然有百尺竿头的现实意义。在这一点上，我怀疑李翰祥发挥的，是不是少了一点？用这样空前绝后的大戏，做“现代人的借镜”，是不是美中不足了一点？
说到“现代人的借镜”，李翰祥说：“我想如果说我是以古喻今，也许过分一点，也多少会有上点。”但是，“以古喻今”的一点——当然是重点的一点——又在哪里呢？
我认为《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应该加强垂帘听政的部分，慈禧太后一生三次垂帘，第一次是同治元年到同治十三年；第二次光绪元年到十五年；第三次光绪二十四年到三十四年，在这漫长的黑暗统治中，慈禧太后实在是中国传统孕育出来的一个执政者样板，她毒辣、她阴狠、她自私、她愚昧、她贪鄙、她“举天下以奉一人”，这些丑陋之外，外加她又是女人，一个红颜老去、经期难调的女人，于是一切就更杠上开花了。慈禧太后这一样板意义，我觉得是《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最该刻意串连的现实意义，而正好用来“以古喻今”。试看在她的黑暗统治中，用义和团暴民迫害大臣，与后代红卫兵、文革何异？（她“六旬万寿”时间出全国大“报效”，其中考第一的是台湾“板桥林家”林维源，就是国民党财阀林柏寿的爸爸，独捐经费三万两！一些台湾人士会拍马屁，原来是有传统的！）这些古今辉映的鲜事，岂不值得李翰祥深入去做吗？
我深信，用电影手法，去表达历史剧的现实意义，李翰祥如肯深入去做，必然能给人们更美满的影响。我在台湾，不能看到老友的新作，至感遗憾。乃特别遥想《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一番，以寓爱深责切的微意，同时也给隔水相望的艺术工作者，做一次“不是猛龙不过江”的劝告。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五日
西太后怕什么？
为香港《百姓》半月刊写专栏，今早写完《遥想〈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写西太后，我说她“实在是中国传统孕育出来的一个执政者样板，她毒辣、她阴狠、她自私、她愚昧、她贪鄙、她‘举天下以奉一人’”。写完了，我再把她和国民党比较比较，发现颇有趣味。
西太后虽然和国民党有太多的共相和共性，但细比之下，发现西太后在专制之余，还有所忌惮、有所怕。她所怕的，主要有四：
第一怕“天命”。《论语》中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西太后虽非君子，但对模模糊糊的“天命”，还是有所畏的。《清史稿》说她晚年要实行宪政，原因是“怵天命之难谌，察人心之将涣，而欲救之以立宪”。所以，“天命”之畏，是西太后第一怕。
第二怕“祖宗”。西太后虽然为了私利，多次破坏祖制，但她是心虚的，所以她说“垂帘非所乐为”、说“不得已垂帘听政”、说“本万不得已之举”。《元史》中讲“三畏”，说“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识见有未尽、畏年少不克负荷”，其中“畏辱祖宗”一项，西太后是有此心的。所以，“祖宗”之畏，是西太后第二怕。
第三怕“鬼神”。西太后在鬼神信仰上，与旧式中国妇女无何不同，她是怕鬼神的。八国联军进北京，西太后仓皇出走，临走前还把珍纪推到井中淹死。她虽然用最毒辣的手段谋杀“政敌”，但是回北京后，心里害怕，同意以“皇贵纪”名义追赠珍妃，并且烧纸上香。所以，“鬼神”之畏，是西太后第三怕。
第四怕“历史”。古代统治者受了《春秋》笔法的影M向，对历史，都有传统的敬畏。六世纪的一个皇帝，就向一个著名的史官魏收说：“我后代声名，在于卿手。”又一个皇帝，也向魏收说：“好直笔，勿畏惧！我终不做魏太武（北魏道武皇帝）诛史官。”这些都是怕历史的传统，西太后也不例外。所以，“历史”之畏，是西太后第四怕。
正因为西太后有“天命”、“祖宗”、“鬼神”、“历史”这四怕，所以，她这死老太婆在一片肃杀里，还依稀透露几丝和煦，使我们依稀感到：小人毕竟有点忌惮。
相对的，我们若拿国民党一比，却发现国民党除了有着西太后的全套黑暗外，甚至在“太后有四畏”上，无一能使国民党望而生畏。——国民党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比起祸国殃民的西太后来，国民党真青出于蓝了。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五日
我最向往的一种死法
——寄陈又亮
又亮：
昨晚你长途电话中所谈，令我笑个不停，你把我的“黄色”笑话，讲给“红色”高干听，他们的反应，我一想就要笑。——共产党是严肃的，使严肃的人忍俊不禁，是有趣的一种恶作剧。
合肥人的口音，有邪门者在。他们习惯用舌尖发之字带“子”“死”的声音。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