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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祥，实无不可，而明史本传乃称其母梦文天祥而生，则出于稗野之附会，失之不经矣！
汲修主人（清礼亲王昭（木边））《啸亭续录》卷三也记此事，说：纯皇帝（李敖按：乾隆被尊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尝阅睿忠王传，以其致明文忠正公书，未经具载回礼，因命将内阁库中所贮原稿补行载入，以备传世，真大圣人之用心，初不分时畦也。尝闻法时帆言，忠王致书，乃李舒章（雯）捉刀，答书为候朝宗（方域）之笔也。二公皆当时文章巨手，故致书察时明理，答书义严词正，不惟颉颃一时，沟足以传千古，亦有赖忠王阁部…人之名节昭著故也！
乾隆皇帝不但为史可法出版了遗作，并且在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史可法就义以后一百三十一年，赐谥〃文正〃，建祀立碑，题像赋诗，在敕赐专谥文里，乾隆说史可法〃砥行能坚，秉诚克裕，遭时坎坷，恒仗节以无挠；殉义从容，竟捐生而不悔。朕览披信史，轸念忠徽，予褒显于崇祠，用隆秩祀；示表章于往籍，载锡嘉名，象厥生平，溢为忠正。于戏！溯流芳于顽廉懦立，节或重于泰山；彰定论于世远风微，荣更迫于华衮，幽光特阐，鉴当年（白敫）日之心；正气成伸，励万古疾风之节，钦兹茂典，慰尔英灵。〃虽然史可法死后，被他所反对的敌人如此礼遇赐谥，未免滑稽，但是古代统治者对敌人的度量，比起小气的国民党来，却足以发人深省了！
一九八四年九月七日
＇附记＇关于史可法答多尔衮书，捉刀者有不同说法，据邓之诚《史忠正答摄政工多尔衮书》（《骨董琐记》）：〃摄政王致史忠正书，为华亭李舒章雯笔，见《啸亭杂录》。史复书，乐平工纲笔也。纲字乾维。见南昌彭士望《耻躬堂集》。
按谈迁《枣林杂俎》云：出自沔阳黄曰芳笔。曰芳庚辰进士。忠正俾答书，词颇峻。忠正手删之云：'不必角口。'曰芳曾刻其原草。《借庵偶笔》云：乃新建欧阳五敕笔，江都强惟良脱稿。未知孰是。〃
招了再说
尉缭（前四世纪）的《尉缭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它一直被视为假书，不被重视。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这批竹简中，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尉缭子》已确定是梁惠王年间（前三七○——前三三五）的作品，它的价值，是大可肯定的了。
《尉缭子》虽然是一部以兵学为主的名著，但是它的论点很宽，讨论到人间许多问题，例如在《将理篇》中，就有这么一段：
笞人之背、灼人之肋、束人之指，而讯囚之情，虽国士，有不胜其酷而自诬矣！
这就是说，在刑求之下，即使英雄豪杰，也受不住而要承认自己并没犯的罪。《尉缭子》这段话，显示了早在战国以前，中国已经不乏用刑求造假案的普遍现象。这是细读古书所得到的一个结论。
在另一方面，细读古书，却又得到另外一个结论。《旧唐书》狄仁杰传，写“国士”狄仁杰被来俊臣诬以叛乱，在牢中承认造反。
武则天乃召见仁杰，谓曰：“臣反何耶？”对曰：“不臣反，死笞掠矣！”《太平广记》来俊臣条下引《御史台记》的对话是：乃召见杰等曰：“卿承反，何也？”杰等曰：“向不承，已死于枷棒矣！” 。
这就是说，在牢中若不先承认叛乱，早就被刑求致死了，再也没机会出来喊冤了。狄仁杰的例子，说明了“国士”有时自诬，不在“不胜其酷”，而在“爱其死有以待也”、而在出狱以后跟你算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君子志在多活十年，不志在死于来俊臣的手下。
我第二次做政治犯的时候，在牢里碰到卡车司机吕德，他被当成抢犯，抓到警察局，刑警办案，刑求他，不但要他承认这次枪案是他干的，还要他承认其他许多破不了的悬案，也是他干的。吕德对刑警说：“我承认这么多，岂不要被判死刑？”刑警说：“你签字承认了，也许死，也许不死，但那是以后的事，你还有机会去打官司，救回一命；你若不签字承认，今天就要你死？”吕德只好一一承认。后来吕德被判死刑，求我帮他喊冤，我帮他一阵，总算以无期徒刑定谳，暂保了一条老命。吕德说：“那些狗（刑警）可不是说着玩的，他们真能把你当时打死，然后谎报你畏罪自杀！”看到了那么多不明不白死在警察局的例子，我相信吕德的话，我相信国民党的来俊臣真可以把吕德当场打死！吕德一一自诬是对的，招了再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或死，总胜于先被打死啊！
《水浒传》写李逵得罪了罗真人，罗真人作弄他，把他从半空里掉在马知府面前：
李逵吃跌得头破额裂，半晌说不出来。马知府道：“必然是个妖人。”教：“去取些法物来。”牢子、节级将李逵捆翻，驱下厅前草地里，一个虞侯掇一盆狗血没头一淋，又一个提一桶尿粪来望李逵头上直浇到脚底下。李逵口里、耳朵里都是狗血、尿、屎。李逵叫道：“我不是妖人，我是跟罗真人的伴当！”
原来蓟州人都知道罗真人是个现世的活神仙，从此便不肯下手伤他，再驱李逵到厅前。早有吏人禀道：“这蓟州罗真人，是天下有名的得道活神仙。若是他的从者，不可加刑。”马府尹笑道：“我读千卷之书，每闻古今之事，未见神仙，有如此徒弟，即系妖人！牢子，与我加力打那厮。”众人只得拿翻李逵，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磐。马知府喝道：“你那厮快招了妖人，便不打你。”李逵只得招做“妖人李二”。取一面大枷钉了，押下大牢里去。
只有了解狄仁杰故事的人，才会会心了解为什么铁汉李逵要“只得招做‘妖人李二’”，原因无他，李逵“知道不招就没命，只好招了再说”。
罗真人说李逵“这人是上界‘天杀星’之数，为是下土众生，作业（孽）太重，故罚他下来杀戮。”李逵的救世方法只是杀坏人，这是他的使命感，但他知道要杀坏人，得先免于被坏人所杀，所以他先招了再说。——谁说李逵是粗人，他粗中有细得很呢！
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
要清白，请长寿！
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越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居，对忠奸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二公法〃的利落，实在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施展爱憎之 间，少掉了不少麻烦。
不过，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良、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像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就以上面举的正史为例，一个阅历较多的人，翻开了《宋史》一读，就不难发现，〃奸臣〃传中被戴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赵嗣）！而该戴奸臣帽子的（像文弥远），却又逍遥于〃奸臣〃传之外！
这种错误，岂不叫人很苦恼吗？这种苦恼，在正史以外，同样可从小说中找到例子，
看过克林（Alexander Klein）名作《伪叛国者》（The Counterfeit Traitor）的人，我想都会油然而生〃忠未易明，奸未易察〃的感觉。这些例子，都说明一项事实，就是阅历可以使我们练习对忠奸等真相，慢慢采取审慎一点的检证。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因为怕麻烦就擅用〃二分法〃来定人功罪，我们也不能随便采用〃这是好人〃、〃'那是坏人〃的小学生式思想方法。
在忠奸问题底下，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盗得大名，也不知有多少人横被恶名了。如法国的〃德雷夫斯事件〃（The Dreffus Affair），德雷夫斯于一八九四年被诬卖国，被判无期徒刑，幸赖文豪左拉写《我的控诉》（J'accuse）等文，为他洗刷，于一九○六年才得免罪，然而直到一九三○年〃斯威兹可本文件〃（Schwaxtzkoppen's papers）公布，德雷夫斯的清白才完全澄清，可是时间已在沉冤三十六年之后；又如中国宋朝的〃岳飞事件〃，男主角却没有这位法国将军的好运气，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