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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太一式的特大号神之外，其实中国人真正信的、真正亲近的，是群神，是一人一家一姓一集团一地区亲信的神。试看汉武帝明着是顶礼太一的神，骨子里亲信的神，却是他外祖母祟奉的家族小神——神君。汉武帝是中国愚夫愚妇的代表，他们心中的“天”，是太一到玉皇大帝级的，是群神级的。中国“神性”的“天”的最后流落，不过如此。
墨子的“天志”
第二个分支是思想家们的“神性”的“天”。这种“天”没有什么神的具象，既无人头，也无鸟身，更不像雄鸡了。但这种“天”却有“神性”的意味、人格性的意味。它是《诗经》、《书经》里所指的那种有意志的、有情绪的、神得有点模糊的“天”。这种思想，首先出现在《墨子》的《天志篇》中，墨子主张“顺天意”如何如何、“天之意”如何如何：
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为仁义者，则不可不察义之所从出。……然则义何从出？子墨子曰：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然则，孰为贵？孰为知？曰，天为贵，天知而已矣！然则，义果自又出矣！（《墨子》天志篇）
又说：
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则天 将犹未止也，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孰、六畜不遂、疾 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天下之人不尚同乎天者也。（《墨子》尚同篇）
董仲舒的“人副天数”
这种“天”有意志、“天”有情绪的思想，到了汉朝，被董仲舒接收了，又加油加酱，发明出他的“人受命乎天也”的“天人合一”大体系。董仲舒说：
人之身，首 而员，像天容也；发，像星辰也；耳目戾戾，像日月也；鼻口呼吸，像风气也；胸中达知，像神明也；腹胞实虚，像百物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暝，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又说：
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子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这些硬把人跟“天”做外形比附的鬼话、最后越比越落实了，原来“天”是人的“曾祖父也”！
董仲舒这样的比附，是有目的的，他是要“以人＇民＇随君＇主＇，以君随天”的，是要“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虽然他说天立君主，“非为王也”，“以为民也”，但是君主若是暴君，此种暴君，却只有有待于“天夺之”，人民是不能“夺”的，“曾祖父”是可以“夺”爷爷、爸爸的，儿子是不能“夺”爸爸的。因为君主是人民的爸爸，所以人民除了叫爸爸，是休想起二心的。
天路历程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神性”的“天”，最后演变成两路：一路是愚弄愚夫愚妇的，这条路是纯神权的发展，最后归根在玉皇大帝和群神身上；一路是欺压愚夫愚妇的，这条路是顶天之命以拥护君权，最后归根在对天子的愚忠上面。这两条路，都是可悲的、暗淡的，都是中国人的不幸。
在这两条路以外，有没有第三条路呢？
有的。这第三条路，就是相对于“神性”的“天”的一条路，那就是“自然性”的“天”。
“自然性”的“天”没有“神性”的意味、没有人格性的意味，这种“天”是没有意志的、没有情绪的。在中国的思想里，我们可以找到这一股气味。《诗经》、《书经》里有“亦传于天”、“翰飞戾天”、“上天同云”、“天乃雨”等话，这种“天”，又显然没有什么“神性”。所以，又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对上天的看法，是“神性”、“自然性”都有的，两者划分得有时也不明确。
梁启超说：“商周之际，对于天之寅畏虔恭，可谓至极。”后来：
宗周将亡，诗人之对于天，已大表其怀疑态度。如“昊天不亻庸”、“昊天不惠”、“昊天不平”（节南山）。“天命不彻”（十月之交）。“浩浩昊天，不骏其德”。“昊天疾威，弗虑弗图”。“如何昊天，辟言不信”（雨无正）。“昊天泰怃，予慎无辜”。“天之方难”。“天之方蹶”。“天之方虐”。“天之方 ”（板）。“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荡）。“昊天上帝，宁俾我遁”。“瞻 上帝，曷惠其宁”（云汉）。诸如此类，对于天之信仰，已大摇动。盖当丧乱之际，畴昔福善祸淫之恒言，事实上往往适得其反，人类理性，日渐开拓，求其故而不得，则相与疑之。（《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启超说后来人怨天疑天是对的，但他未免把“天”的“自然性”太挪后了。中国古人“神性”的“天”和“自然性”的“天”早就是并存的，并不是“宗周将亡”时候，人们才把敬畏的“神性”的“天”换成了质疑的“自然性”的“天”。人们怨天疑天，往往是指那个“自然性”的“天”，但也混同了“神性”。这种“天”，在上层中国人里叫“天道”；下层中国人里叫“老天爷”。《豆棚闲话》里骂“老天爷”说：
老天爷，你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花，
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
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
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
老天爷：
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
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
这种怨天疑天的“天”，就是司马迁怨疑“天道”的民众版；这种怨天疑天的“天”，就是“神性”的“天“与“自然性”的“天”的混同，是中国思想的一个特色，虽然看来有点模模糊糊的。
孔子的“天”
这种模模糊糊的情况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孔子的时候，“天”的思想已经在转变，已经开始扩大，扩大到不但可以支援有德的统治者，并且可以支援有德的人了。在《论语》中，我们看孔子说的：
一、天生德于予。
二、知我者，其天乎？
三、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在孔子这种语气里，“天”仍是“神性”大于“自然性”的，因为“天”是“神性”的，所以人同“天”的关系，是宗教性的，此所以有“祷”出现。到了宋朝，朱熹想把孔子的“神性”的“天”曲解成“自然性”的“天”，因此在注《论语》时说“天”即“理”字。但是清朝钱大昕就提出抗议。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三“天即理”里反问：若天是理，那么获罪于天无所祷，就可变成向理祷告了，“岂祷于理乎？”当然是没有这种道理的。
所以，孔子本人承认“天”是有“神性”的，这是定论。因为有“神性”，所以“天”是有意志的、有情绪的。孔子见了别人的小老婆（南子），他的学生子路不高兴，孔子就发誓说如果怎么怎么了，就“天厌之！天厌之！”“天”可以“厌”人，其意志性、情绪性就可想而知了！
既然承认“天”是有“神性”的，对鬼神问题，孔子就无法不承认。孔子是承认有鬼神的，但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甚至“不语怪、力、乱、神”。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很难弄清楚的。所以，可以这样近乎矛盾的说：孔子是一个“有神论的不可知论者”。
老子与庄子
比起孔子对“天”的思想来，老子、庄子显然是进步多了。《老子》中有这样的话：
一、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二、是谓配天，
三、天之所恶，孰知其故？
四、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这些话，表示“天”是有“神性”意味的，但是老子对“自然性”的兴趣，显然更大。“老子”中有许多“自然性”的话，他攻击“天地不仁”；宣传“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认定“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这些话，都可看出老子真正兴趣的所在。
到了庄子，“自然性”的意味更细腻了；《庄子》中有这样的话：
一、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
二、无为为之之谓天。
这是很明显的“自然性”。这种“自然性”，甚至一直滑到人为上：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庸臣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
话说到这一地步，天的“神性”，一点也看不到了。
荀子的伟大思想——“天论”
到了荀子，这种“自然性”的“天”，已经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境界。《荀子》中虽然也有“居如大神，动如天帝”的举例，但是《荀子》思想的真髓，却是那洋洋满篇的《天论》。《荀子》说：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列星随旋，日月递 ，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正因为不要管天干的是什么职务，正因为要“不求知天”，所以才能“知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