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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这个名称广泛使用于官方宣传）和勃列日涅夫宪法。到了1988年，开始对最后一部宪法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极其粗野的修改。修改涉及一多半条文，但在我国只管了一年时间。到了1990年，宪法已经又改过了两次。最初是为了引入总统制和一些新的国家机构：总统委员会、联邦院；后来又为了要废除苏联部长会议这个主要的国家执行机关和指挥机关，为了废除总统委员会，设立副总统职位等等。1991年的宪法也有着类似的命运，而到了12月份，它竟然又被扔进了故纸堆。有一个并非不知名的人民代表，对这种对待国家根本大法的轻率态度好有一比，他说：我们对待宪法的态度，简直就像对待街头拉客的妓女。
对待俄罗斯宪法的态度就更是肆无忌惮和不知羞耻。起初，是千方百计地操纵它，不久之后，对它就简直是肆意糟蹋。不过，一旦踏上欺诈和叛卖的道路，又怎能再停下来呢？这种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竟逐渐演变成为标准。1997年10月，叶利钦当上了俄联邦总统，他把手放在宪法上宣誓，要遵守俄国宪法和其他法律，可是后来又当着全国和全世界的面，对宪法和法律横加践踏，在1993年他炮轰议会，把按他的意志量身定做的宪法强加给社会。按急就篇搞出来的草案立即交付全民公决，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争论：出来投票支持这部宪法的老百姓究竟占多大百分比？总之，严格地说，它究竟算不算通过？就连在斯大林时期宪法草案的讨论也要搞几乎将近半年，结果还出现了200万左右条的补充和修改意见。对1977年的宪法，全国人民也展开过热烈的讨论。
我想，读者已经得出结论，我对叶利钦1993年的宪法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我却属于那些不支持在改变我国基本法问题上过于草率的人。不能一出现问题就喊：应该修改宪法！生活告诉我：自打1988年一动这个根本大法，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后来，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那样，终于搞得宪法也没有了，国家也寿终正寝了。可是，想当年围绕着修改宪法和制订新选举法的事有过多少争论！部长会议对这些事虽都没有参加，但我作为政治局委员，一份不落地阅读了所有的文件，出席会议时也不能不就这样那样的问题发表意见。我不排除自己有些搞不懂的问题，乃至有些反驳意见提得匆忙草率，实在是对提案考虑得不够周全，未能同了解情况的人交换意见所致。那么当时的立法工作又是如何进行的呢？我们收到文件的时间一般都在晚上，也就是第二天上午政治局开会之前。有时候不仅找不到时间跟人商量，就连看一遍的时间都没有。记得曾产生过许多疑问，有时甚至是痛苦的疑问。
党内局势（10）
首先，我不太明白，干嘛要设这么个人民代表大会？总书记在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解释得含糊不清。他说，这个新设立的机构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将强有力地、直接地表达社会意愿”。我真想跟他开个玩笑，问问他是什么意愿。不过，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讲台上玩弄的文字游戏，而在于实质。戈尔巴乔夫只是简单地把列宁关于代表大会是“广泛的人民会议”的思想来了个文字转换。换句话说，那就是百姓讲坛——在那儿老百姓什么话都可以说。至于所有的具体事，还是得上最高苏维埃会上去解决。后来果然就是这么干的。
我不太明白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代表名额一定要2250人？这么一个奇怪的还带着零头的数是怎么来的？如果是“广泛的人民会议”，那5000人不是更合乎逻辑吗？很简单的道理，准备开会用的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堂不就有5000个座位吗？……
当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我发现事情竟搞得如此草率，而且也开始认识到这么一个大喊大叫、七嘴八舌的政权机构破坏作用极大，便问卢基扬诺夫和雅科夫列夫，在国内搞这么个有组织的群众大会是不是他们的主意？他们都面带羞涩地谢绝了这份首创专利的荣誉。那么，首创者究竟是谁呢？戈尔巴乔夫？他可未必能够一个人就想出这么个高招。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作为人民权力机构的代表大会，我是不是过于挑剔了？不过，话既然说到这儿，我要指出，这样的机构只是存在于苏联和俄联邦，而原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却都理智地避免了建立这么一个尾大不掉、效率低下的机构的做法。不过它可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既然如此，为什么它却没有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以通过一个宪法决议，解散国名为苏联的国家呢？
我虽对苏联和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存在的合理性抱怀疑态度，但对最高苏维埃却并非如此。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互相喜欢，而且也不可能互相喜欢，因为议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本性而言，就是建立在矛盾对立的基础上的。在我于1990年10月实际离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这个岗位之前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同议会之间的交往相当密切，而那种状态则既不算十分和谐，架吵得也不算厉害。这就要看从哪个角度看了。不过在我看来，最高苏维埃和政府毕竟还能够互相尊重，他们逐渐也学会了如何在一起工作，虽说并不总是那么轻松，但还算是找到了共同解决问题的办法。
与此同时，我对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也有一些看法，就是他们把讨论和决定所有问题的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有立法问题，也有经济管理问题，经常把行政权，有时甚至是司法权都抓了过去。我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最高苏维埃要把苏共中央的那套组织机构以及各个部门、各个分支机构都几乎照单全收，完全照搬过来，而它们的责任却要交由各委员会去承担？以前的工作不是远比党的机关干部做得更顺手吗？况且，他们也远非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哪。
春天日益临近，选举定在1989年3月26日。选举法的修改同宪法一样，也是提交全国人民讨论，然后通过。代表候选人为争取选票而开展的斗争搞得非同小可。但参选人的处境可是大不平等。照我来看，操弄出选举法来的那些人害怕了，他们害怕的正是他们奋斗了半天的东西，确切地说，就是……民主。他们从立法上就规定了未来代表构成的两重性：其中的一部分当选者——1500人——必须通过按地区原则选举的荆棘丛生的道路，而另一部分，750人，则可以很轻易地、毫不费力地进入代表大会，因为这些人都是由听命于当局的社会团体选出的。
自然，所有这些组织，其中也包括各种文化艺术联合会，首先会把自己的领导人选出来，那些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成了代表。还有一件事也很自然，那就是那些在地方上经过一阵阵拼死拼活的厮杀才战胜对手当上代表的人，自然也会相当敌视那些不费吹灰之力就当上代表的同行。
党内局势（11）
我不敢说立刻就发现了这种体制的错误所在。我从来也不相信有的人保证，说是这样一来，社会团体就可以获得直接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的补充管道——这只不过是在不大体面的辩论中又抓到手的一个论据罢了。起初我有点天真地认为，在没有多党制的情况下，这种社团代表制将会使得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议会代表构成变得更为多样，将扩大议会的社会基础。可是没过多久，我的天真就破灭了。
早在拟订750人名单的阶段，所遵循的原则就已经不十分民主了。其中100名来自有19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100名来自有2600万团员的共青团，而还有100名却来自几乎有两亿成员的工会！……谁又愿意挺身而出解释一下这种不公平的代表制的原因呢？而且还出现了一种现象：同样一批选民，竟选出了好几个代表。
即以苏共中央委员为例，起初，他们选举党的代表，后来又选举工会的代表（尽管是间接地）——每个共产党员都是其中的什么成员。然后，再是按居住地选取。同样情况也发生在科学院院士、作家、艺术家、保卫和平人士……等人的身上。然而，新苏维埃国家的普通公民，却只能有一次选举权——按居住地投票。
说到这儿我不能不指出，所有的民主派都谴责所谓的“红色百人团代表”，也就是苏共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完全是按老规矩构成的，依我看，那是党的好原则：其中既有党委书记，也有作家、学者、工人、农民……
对选举进行过总结之后，立刻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我们在评价选举结果的问题上同总书记又发生了分歧。戈尔巴乔夫情绪欢快昂扬。他说，选举昭示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巨大威望：87％的人民代表是苏共党员……他一反常规，在会上竟然第一个发言，似乎是想以自己的威信来肯定胜利，因为他预感到了有人可能有不同意见。然而某些与会者的态度却有所不同。我说：党在选举中失败了。30名按地区提出的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全都在吵吵嚷嚷中蒙羞落选，而战胜他们的对手远不如他们那么头衔显赫、有名气，但却更有“说服力”。
“但他们也是党员！”戈尔巴乔夫说。
“他们当选的原因不在于是苏共党员，”我表示不同意，“相反，他们从来不张扬自己是党员。”
我说：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这种情况远非个例。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说明党大大落后于它所发起的改革。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苏共领导躺在改革发起人的功劳簿上，自以为威望过人，不想看到自己正是以一种过时的方法在工作。我提出问题：难道在这30个输掉选举的人当中，真的有谁是跟自己的幸运对手做过一番较量的吗？然后自己回答：没有。我看，他们恐怕还是以为一切就像过去那样，只要哪位党的负责人给基层下一道命令，叫大家给州委领导投上一票，那所有的人都会立刻乖乖地完成任务。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