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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当时已经因自己的（抑或不是自己的？）“500天纲要”而闻名遐迩的亚夫林斯基前往美国访问。他从那边带回了一个苏联经济形势的分析报告，报告上白纸黑字写着，要想完成艰苦异常的向市场的冲击，至少需要6—8年的时间，而且提出了一个跟我们一致的期限——1997年。
不过，报刊媒体就仿佛是听了统一指挥似的为这“500天”纲要猛吹不已，它们完全忘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已经通过了政府的提案，并委托政府再把提案补充一下，做一些修订。我对我国的这个“第四权力机构”可以说深有了解，相信它要找的是一个代人受过之人，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找个“替罪羊”，这样就可以把经济政策的所有错误都推到它头上。再说得清楚点，不是报刊媒体需要这么个替罪羊，而是戈尔巴乔夫需要，因为这个人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有什么过错。
对于我国科学界的总体而言，特别是对于经济学界而言，有一件事很不幸，就是其中混进了许多人，他们非常善于利用早已发现的、早已验证过的东西来为自己捞取学位和职称，甚至全靠这一手。搞阴谋诡计的本事得到的评价永远不会比发现新事物的本事来得低。我这一辈子当中，有许多年是跟生产一线和经济工作打交道的。我所了解的学者有好几百，我很看重他们，他们是事业的推进者。如果说他们有许多想法在好多方面都出现了不了了之的现象，那也不是他们的错。这是我国悲剧中不可分的一部分……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对立简直就把国家分裂成了两个敌对阵营，这种情况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没有意义，因为俄罗斯联邦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之后，在全苏法律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法律之间，便爆发了一场混战，它首先打击的是事业，是经济，是人。
“您当时为什么不说服我们？”（3）
1990年7月末，在戈尔巴乔夫外出休假之前，他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对把经济推向市场原则的这份政府纲要的立场，而在5月份的总统办公会上，他也早已表示过同意的态度。然而到了8月份却透露出来，原来在苏联和俄罗斯两位领导人之间背着我又达成了一项协议。什么协议呢？8月3日播出的叶利钦电视访谈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这次电视谈话的摘要中，可以得出一个无可置疑的结论，即国家总统早在当时就已经走上了不可饶恕的妥协之路，并在后来导致国家毁灭。
现在我不加任何改动，一字不易地将这部分访谈内容引用如下：
问：……您曾经在我们的访谈中提起过，您打算建议中央接受俄罗斯的纲领。您还提到，无论中央是否接受这一纲领，您也还是会坚持俄罗斯应该有自己的经济纲领。请告诉我，如果，比方说，中央不接受您的纲领，在这种情况下您会采取什么行动？
答：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中央是一定会接受的，因为今天《消息报》上登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个人签订了一个专门的类似于协定的东西，打算以俄罗斯的纲要为思想基础，建立一个小组，而这个小组将以俄罗斯的纲要为基础，搞一个全苏的纲领。也就是说，不是政府搞的那个现在受到批评的全苏纲要。我想，要通过的当然不会是那个纲要，是吧？这将导致全苏政府退位，而纲要将会是以俄罗斯观点为基础的那个纲要，一定是以俄罗斯观点为基础的。我跟戈尔巴乔夫就是在那个时候签署这样一个文件的。那时候我也在这儿。（指叶利钦也在那儿休假。——作者）我们通过几次电话，然后就签署了这样一个文件。我搞了一个书面建议给他，指出这是唯一的出路。我们建议按俄罗斯纲要来搞，要避免让我们再搞一套俄罗斯的货币单位，因为如果苏联不接受，那我们就要在俄罗斯内部来实施这个纲要，我们将使用自己的货币单位。那我们将不得不走这一步。
好多媒体，特别是《消息报》，立刻作出了大胆的猜测，说是出现了一个强势联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而“帝国的独裁中央”将淘汰出局，正在制订的纲要将成为联盟条约经济部分的核心，这一协议将促进各主权共和国的实际团结等等。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意思就是：要打倒雷日科夫政府，它妨碍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迅速改变。我跟我的战友们完全看得清清楚楚，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极端主义将毁掉这个国家，改变社会制度。我们无法同意这一点。我们明白，就实质而言，这事不仅关系到是否能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进行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问题，而且更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存亡。
这样一来，在制订向市场过渡的纲领的过程中，实际是存在着两个中心。我们准备在9月1日之前拿出自己的纲要来——这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给我们规定的日期。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在“松树林”工作。而在另一处——莫斯科郊区的一家宾馆“小松林”，则集中了“沙塔林派”的人士。这里我想提一句，“松树林”和“小松林”，大概还没有一个新闻记者不拿这么有趣的名称上的巧合来打趣两句的。
根据阿巴尔金的提议，8月21日我跟他来到“小松林”，希望能找到个妥协的办法，以求把两股力量团结起来完成共同的任务。俄罗斯的新总理西拉耶夫也到了那里。我们面对面地坐了下来，我把制订政府纲要的情况说了一下，希望找出两个纲要之间的共同点，并再次呼吁共同努力。可是谈何容易！我们进入了公然仇视我们的敌人的营垒，我们在那里出现，对于他们就是一次极其不愉快的事件。而且跟我们谈话的腔调简直就像是老师训斥预备班的学生，几乎就是咬牙切齿的那股劲，哪里还有一点点学界精英温文尔雅的派头！三个钟头毫无所获地过去了。我觉得如果要说服，只有说服那些能听你说也想听你说的人才有可能。我的谈话对象做不到这一点，也不想做到这一点。
“您当时为什么不说服我们？”（4）
这次会见没有带来任何正面的结果。相反，它告诉我们，双方之间的鸿沟已无法填补。而且有一种非常清晰的感觉，他们的所有战术行动，哪怕是每一个细节，都是受到身在南方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们的指挥的。
现在已经没有人还记得，后来的“激进”市场改革，其源头正出自当年这些跟我对话的人物。今天，当一个泱泱大国已经不复存在，当俄罗斯和其他那些原来的加盟共和国正经历着长达多年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时候，沙塔林、亚夫林斯基和亚辛这些名字乃至他们本人都正在被人们忘记，而亚夫林斯基和亚辛也在矢口 否认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许，面对目前的这种满目疮痍，他们会比较适合于把一切都忘到脑后吧？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句：这一切正是他们搞起来的。只是到后来，他们的思想才为新的激进市场派——盖达尔、丘拜斯、费奥多罗夫等人——接了过去。
戈尔巴乔夫依然在黑海休息，实际上他几乎不给我打电话，对工作进展情况不感兴趣。其实他本是理应对此有生死攸关之感的。所有这一切再次证明，他有别的考虑，也有别的人可以依靠。1990年8月20日，总统忽然停止休假，返回莫斯科，会见了制订“500天纲要”的人们。从苏联政府的班子里他没有叫一个人过去参加会见。这时我们已经明白，拟订联邦条约时，已经不可能再提出任何经过协调的经济建议了，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的将是两份完全不同的纲要。
1991年眼看着就要到来，可摆在眼前的各种问题根本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担忧。不过各加盟共和国、各地区、各企业的领导可就坐不住了，他们发电报、打电话，向部长会议发起了一通通狂轰滥炸：怎么开展工作？两种法律、两套规章制度在整个苏联的领土上斗来斗去，甚至展开激战，而且还牵扯到共和国的主权之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该照哪个法律，那套规章制度办？
叶利钦向许多企业领导提出建议，要他们不再服从苏联的指令，转而接受俄罗斯法律约束，并答应为此削减他们的税额。只要纲要一生效，下一年的经济完全可能泡汤。此外，“500天纲要”所建议的东西，跟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法律也完全抵触。
国家总统提前休假归来的第二天，我采纳了几个副手的建议，试图请戈尔巴乔夫近日内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见上一面。8月23日，这样的会见举行了。它延续了6个小时。第一个发言的是我，然后是所有的主席团成员。我现在还保留着我的发言提纲，它也许可以见证我们提出的问题有多尖锐，说明国内当时的一般局势：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次会见的请求，是因为政府非常需要就一系列迫在眉睫的、十万火急的问题，同国家总统进行坦率的对话。
头一个问题就是国内总体上的以及大部分加盟共和国的社会政治局势非常严重。国内正在形成一种非常困难的局面，其政治经济生活发展的前景很难预测。国家正陷入极端复杂的政经危机之中。
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决定我们的立场，这就是对1991年的经济我们应该怎么办？
第三个问题：整个苏联的命运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导致严重后果：经济混乱，严重政治危机。
与此同时，国内发生这些问题的所有责任，实际将落到政府头上。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把政府从国家管理体制中清除出去。今天，政府已经成为抑制解构因素和不稳定因素日益增长的最后一股现实力量。一旦政府垮台，将改变国内政治力量布局的平衡。
还有一个同样尖锐的问题，就是失控。这种情况非常可怕。它首先表现在政令不行，不把总统的命令当一回事，宣布加盟共和国的法律高于全苏法律，通过完全国家主权宣言，等等。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