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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小城镇发展的重点是县城和建制镇，集镇的数量在减少，建制镇数量也在规模扩大中适当减少，使少数基础条件较好，潜力较大的小城镇发展成为小城市，其中地处大城市群中、条件好、潜力大的以主体交通和绿化带与中心城市连接，发展成为中等城市；大多数小城镇发展成为万人左右或以上，交通方便、设施配套、环境优美、特色鲜明，对农村经济具有辐射和带动作用的小城镇。
4、区域性中心城市在充实提高
近两年，到全国各地出差的人们会不约而同的发现，各省的省会甚至是一些偏僻地方的县城，都在迅速地改变面貌。
国际上许多城市研究机构的统计资料证实，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是以规模发展为特征的，其规模下限的城市人口数是10…15万人，如低于10…15万人的城市，其经济效益明显偏低。5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2－5万人的城市，效益高出40％以上。
区域性中心城市一般是特大城市、大中城市。占地少、集聚效益高。从全国1994年城市用地按每平方公里创造的工业产值分析，中等城市是小城市的7倍，大城市是中等城市的1．6倍，特大城市又是大城市的6．4倍，因此，加强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走规模城市化道路成为各地不约而同的选择。
当前中国各省区都在从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充实提高本省区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具体做法是，适度扩大现有中心城市规模，在城区周边地区合理规划布局，发展功能性小城市和小城镇，形成区域性的经济、金融、信息、文化和科教中心。
5、西部经济中心城市在成长
近年来，我国西部的一些中心城市得到长足发展，如西安、兰州、西宁、成都、重庆、昆明……在西部大开发中担当起龙头作用。其实有学者已经提出，在美国的西部开发中，正是西部的城市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东部的一些小城镇在实力上都超过了西部的一些地州。比如青海只有一个地级市，其他都是县级市。这种格局中如果不大力发展中心城市，就缺乏经济的动力。我国西部的城市化水平比全国低5％——6％，由于西部人口密度低、地广人稀，许多地区还没有辐射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西部大开发中，与东部城市结构的选择当然不同。在不可能迅速长出城市群的时候，以城市为结点的网络就显得更加重要。
在中西部地区发展中，国家将按市场规律、以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在2010年前把中西部一些有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小城市或小城镇，培育发展成为新的经济中心城市，这是一个重大的机遇。
6、沿海城市高速发展
90年代中期，中国沿海省份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一批海岸城市的财政收入超过了省会城市：大连超过了沈阳；青岛超过了济南；宁波超过了杭州；深圳超过了广州。可以预见，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比起内陆城市来，海岸城市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21世纪，全球竞争体现为全球各国城市的竞争。竞争的前沿是海岸城市。海洋不仅是人类最大的贸易平台，也是地球上最大的资源区域。每单位面积海洋可有3倍于同等面积土地的产出。近代以来全球战略都是围绕制海权展开的。德国地缘战略家豪斯浩弗说，一个大国要有在陆域和海域彼此相当的力量，以使其对陆域的控制成功地转向对海洋的控制。
全球60％的人口居住在距海岸线10公里的沿海地区——这是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作出的估计；而1993年世界海岸大会预测，在21世纪发展中国家将有75％的人口居住在沿海地区。海岸地带因其环境交换量大，人均生态占用少而成为最适宜人类大规模聚居的区域。全球所有国际性城市无一例外是海岸城市。
在中国，直到80年代建立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现代海岸城市才走上健康发展之路。以上海浦东的崛起为标志，中国的海岸城市带正开始形成。然而中国沿海省份的人口只占到全国总人口的40％。中国距离一个强大的太平洋国家还有相当长的路。
90年代初，一大批沿海中小城市脱颖而出，在广东沿海地区，许多昔日一两万人口的小镇，现在已经变成一二十万乃至四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而山东的威海，江苏的张家港，广东的中山、佛山和珠海，浙江的湖州等，成为这一时期的明星城市。这种人口吸纳能力是内地城镇无法想象的。这说明无论从环境容量还是就业机会，沿海城市都大有作为。
海岸城市的崛起不仅说明了海岸城市的自信，也透露出，中华民族在太平洋时代面前的自信。
三、关于城市的观念正在更新
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时期，同时，就政府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职能，意识也在更新，这对于实践中破除体制和政策障碍，营造有利于推进城市化的良好环境是难得的机遇。
1、积极推进城市化。
很长时间里，我国不鼓励城市化，限制大城市规模。如《城市规划法》规定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方针，主要是在观念上对城市化可能带来的诸种问题过度担心。担心粮食生产和供应紧张；担心城镇建设占用耕地；担心城镇住宅、教育、医疗、养老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不足；担心城市规模扩大会导致〃城市病〃；担心农民进城与城镇职工争饭碗等。
经过20年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已大大增强，已具备加快城市化的物质基础和体制条件，城镇化已明确提上日程，20年来，我国城市化与其它经济领域一样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78…1997年，城市化率由17。92％上升到30％；城市由193个增至668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至18000个。而浦东的开放开发、天津滨海新区建设、在沿海开放城市及内陆省会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实际上都属扩展大城市规模的措施。在《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地提出推进城镇化，这是又一次对思想对生产力的解放。
未来20年，我国城市化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0％左右，今后将进入从30％发展到70％的国际公认的加速发展时期。
2010年，全国城镇人口将达到6。3亿元左右，城市化水平将达到45％；2020年，城市化发展水平将达到58％左右。
高速的城市化的表现将是：大城市将比中小城市发展速度更快，大城市人口比重迅速提高，同时中小城市数量会迅速扩张。目前，我国城市数目太少。有学者计算，日本的城市国土密度为55座／万平方公里，而我国仅为0。7座／万平方公里。要使我国城市国土密度达到日本现在一半的水平，就要增加21000多座城市。也就是说，我国现有的大约19000个城镇都发展为城市，也还达不到这样一个水平。可见适应城市化进程要求的城市化战略，将为我国的大城市和众多的中小城镇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
2、发挥城市的市场中心功能
〃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指导城市经济。有学者指出，发生在80年代初上海工业经济滑坡的背后，实际上是上海丧失了城市经济的集聚优势。
在1949年至1978年间，上海以大约全国1／1500的土地、l／100的人口，提供了全国l／6的财政收人和1／10的工业产值。上海全民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52年是全国平均值的1．3倍，1978年跃升为全国平均值的2．4倍。在专家看来，这首先是得益于3O年代上海的〃第二乘数效应〃。30年代经济繁荣期形成的全国最为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为五六十年代上海工业发展带来了畸高的工业投资效益。但在随后的年代里，上海占全国基建投资比重仅为3．6％，除了几个工业卫星城以外，主要是在市中心插进去近200家工厂，〃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费用极小，由此产生的投人产出高效益，是同期国内工业建设所无法比拟的。
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正是非常规的工业高效益支撑了非常规的上海财政上缴中央比重。据测算，年均上缴额高达上海财政收入的87％。进入80年代，上海除了财政上缴任务居高难下之外，城市〃第二乘数效应〃已经耗尽，出现了基础设施滞后导致投资效益骤减、价格转移效益呈逆反趋势、规模经济效益大面积塌方。（康燕，2001）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仅上海，全国都在强调城市是工业基地，是生产性的，不是消费性的，非物质生产部门不创造价值等观点，忽视城市的多功能发展，特别是忽视城市作为市场中心的功能，导致我国众多城市在流通、金融、贸易等方面的基本建设很不完善。城市只是为了组织生产才组织消费，因此我国城市功能优化的重点应是市场中心功能的复位和重建。我们需要对城市进行城市化。这就要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在城市生产、贸易、流通、金融、旅游等行业的增长中，提高加工业、服务业、基础设施的水平，发挥城市的集聚、扩散功能。
城市功能的发展都是从单一功能到多元功能、从简单功能到复杂功能、从低级功能到高级功能的过程，呈叠加性发展趋势。原来没有的功能产生并发展起来，原来已有的功能得到继承并进一步完善，使得现代城市成为多功能的集合体。在城市多功能结构中，市场中心功能将随着城市能级的提高，取代制造中心功能而成为核心功能。
目前我国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少量超大城市处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城市产业结构正处于剧烈的变化、转型和深刻的调整、创新阶段，产业发展有很多创新点，而其他城市仍处于工业化阶段。因此，我国城市应抓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对外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