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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卟┪锕荨保创笥⒉┪锕荩┑亩讲考煸亩鼗托淳怼⒑杭八孜难У刃淳恚殖剂嗣髑逶诨栈崾亢吞教旃确矫娴囊慌匾南住�1937年末，他又访问了巴黎、柏林、慕尼黑等地的科学院和博物馆，考察了来自中国西北地区的壁画、写卷等大量文物藏品。在巴黎期间，他还着重研究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写卷，抄录了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有关文献等。
向达先生的欧洲之行，使他身上的爱国主义情怀油然而生。其间状况，可由向达当时写给“北图”馆长袁同礼的一封信中展示无遗：“达虽一介书生，身无傲骨，然与其向此辈人足恭唯诺以讨生活，则毋宁返国饿死之为愈耳。惟念祖国风尘艰难，断不敢效叔宝之流，以海外桃源为避秦之乐土也。”〔2〕正是靠了这种倔强和自尊，向达先生饿着肚皮把他当时所能看到的敦煌卷子都做了详细的卡片，并抄录、写成目录提要，记上卷子的编号、名称、长短、所存行数，并抄下其前五行和后五行，重要的卷子还拍了照片。后来，他据此撰写的《伦敦的敦煌俗文学》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等，为国内新兴的敦煌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把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38年秋，经过三年艰辛的考察和劳作，向达携带着数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凯旋。此时的国内已是战争的年代，当时浙大校长竺可桢和文科主持人梅光迪先后接纳、引荐了张荫麟、胡刚复、王焕镳、郭斌和、张其昀、陈训慈、刘节、钱基博等到浙大，这样，当年“学衡派”学人的阵地就从南京迁移到了浙大，此外钱穆、缪钺、丰子恺、王驾吾、孟宪承、陈乐素、郑晓沧、贺昌群、夏鼐、黄翼、孙大雨、费巩、吴定良、浦薛风、王庸、田德望等一批学人也先后齐聚浙大，可谓星汉灿烂。当时向达先生应聘到了已迁至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不久他转赴昆明的北大历史系，任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授，同时还兼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
1941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其中的历史考古组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与国立北京大学联合组成，向达代表北京大学参加，并于1942年春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考察了莫高窟（千佛洞）、万佛峡等处。返回重庆之后，他针对某些文化名流在莫高窟随意剥离洞窟壁画的行为发表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连带的几个问题》，并提出建议将千佛洞收归国有，由学术机关进行管理和开展研究工作，这一建议对后来“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起到了重要的促成作用。1943年7月至1944年，向达任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与夏鼐、阎文儒等再赴河西考察。此次他再至敦煌，不顾当地隆冬的酷寒，呵指取暖进行笔录，除了对敦煌地区的诸石窟进行了极为重要的记述之外，又写成多篇有关敦煌和西域考古方面的论文初稿，这就是他后来陆续发表的《敦煌藏经过眼录》、《西征小记》、《莫高榆林杂考》、《两关杂考》、《唐代俗讲考》等。其中他对古代“俗讲”的研究是开辟草莱的创举，而他对边城“两关”（汉代的玉门关、阳关故址）的考证则出自其两度亲自踏勘的结果，远远不同于一般研究者仅在书斋中依靠文献所进行的考据之作。
欧洲之行的前后，可以说是向达一生的学术巅峰。
二
向达先生著述等身，他的著述和译著，前者计有《中西交通史》、《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关于龟兹白姓之讨论》、《圆明园遗物与文献》、《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印度现代史》、《中外交通小史》、《唐代俗讲考》等，后者计有《世界史纲》、《史学》、《亚里士多的伦理学》、《匈奴史》、《甘地自传》、《史学史》、《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鞑靼千年史》等，由此，在中国历史学界，他理所当然成为一名大家。不过，向达先生并不是只在书斋中讨生活的粹然学人，他很明确要把自己的学识用于民族和国家的复兴，所以，当抗战胜利之后，向达先生就是向战败国日本强烈提出要求赔偿战时中国文化损失的学界代表之一。
正如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瑞典首相卡尔松时所说：“干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第一个要数日本。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中国，十分蛮横、残酷。”〔3〕邓小平在同年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也指出：“坦率地说，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的账最多的国家。”〔4〕这“蛮横、残酷”的诸项“欠账”之中，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文化蒙受到的巨大损失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据国民政府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编成的《战时文物损失目录》记载，中日战争，中国总计损失文物三百六十万七千零七十四件又一千八百七十箱，古迹七百四十一处。
在战后的四川李庄，向达先生即与中央博物院的友人合议，他说：“人类之所以高出禽兽，因为他有理智能反省。运用理智和反省，于是创造了文化，脱离了野蛮。但是人类又创造了战争，来毁灭自己，毁灭文化。”他痛惜“历史上每有一次变乱，文物的损失便增加一次”〔5〕，于是他们乘美国准备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强攻日本本土之际，先按美方的要求制备了应予保护的古迹、古物的图表、地图和照片，“对于这些地方相约不毁坏不轰炸”（世人多知日本的奈良等城市是因为梁思成先生的建议而免遭美国空军的轰炸，但很少有人知道向达先生等也是建议者之一员），并准备随同美军行动，负责指导，又向中国有关方面提出日本赔偿中国文物损失的建议。向达先生当时指出：
战前日本俨然以东方之领导者自居，而于文化方面则夸谓集东方文化之大成，因其如此，故于此次战争常自诩为圣战。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民即受此种自我陶醉之教育，谬种流传，由来已久，究其所谓集东方文化之大成者，不过掠取他人之文物，腼颜以为己有，以蒙蔽欺骗其人民而已。战后重新教育日本文化上解除武装，以消灭其精神上之夸大狂，实为第一步应采之行动。日本精神上之夸大狂大部分以其掠取之中国古器物、书画图籍为寄托之所，故将其视为国宝之中国古器物、书画图籍，于战争结束后，勒令缴还我国，使其夸大狂之精神无所附依，实为重新教育日本所必需，此一事也。复次自甲午以后，以迄今兹，我国家与人民在文化上如古器物、书画图籍等为日本所掠取盗窃以去者，其损失益不可以数量计，此种责任，日本政府与人民（特别是贵族三井、三菱系之财阀以及黑龙会与满铁之御用学者）俱应共同担负，不容有所分别，故于战后我应就其公私所藏我国古器物、书画图籍指名索取，一方面藉此赔偿五十年来我国家与人民在文化上损失，一方面予侵略国家之政府与人民以一种惩戒，此又一事也。而上野日比谷诸处，所陈列甲午诸役自我国掠去之战利品之应一一取还，归我国家博物馆庋藏，以资纪念，此又毋烦赘言者也。至于自日本取来之古器物、书画图籍，将来分别交与国立博物院或图书馆收藏，抑或设博物院图书馆专门收藏此类物品，以为此次战争纪念，尚待细为研究，姑不具论。
向达先生这篇《日本对我赔偿中关于文物部分赔偿的问题》的文章，后来就发表在家父当年在北平创办的《知识与生活》上。在这一问题上，他主张赔偿应分四项：“直接或间接因此次战争而受到损失者”，如战争中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以及上海市博物馆等的巨大损失甚至是完全的毁灭；“日本利用庚子赔款所设置的一切研究调查机关”，如“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和其下属的各地“东方文化研究所”、北平的人文科学研究所、上海的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北洋海战中丁汝昌的遗物等；“违背我国法令所攫去者”，如自清末以降日本大谷光瑞派遣的橘瑞超、小川吉一郎在新疆、敦煌盗去的古物，民国以降如北平山中商会所偷运出境的古物，战争中东京大学考古学室和东方文化研究所在中国各地的掠夺，等等；“为再教育日本而必须予以处置者”，如侵华帮凶的“满铁调查室”、东洋协会的“学术调查部”、黑龙会的“玄洋社”等，又如财阀背景的“东洋文库”、“静嘉堂”等。向达说：“此次战争，日本的军阀和财阀厥罪维均”，但战后在美国的占领政策指导下，“对于财阀不过解散他们的组织，使之化整为零，至于为军阀财阀作工具作帮凶的学术机关，则仍然听其存在”。他认为：“学术本身无罪，而一到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园地里，洁白的学术也变成一朵罪恶之花”，所以，在抗议之余，他建议没收或封闭“东洋文库”、“静嘉堂”之类的机关。
这四项建议，向达先生认为其后三项，“原本是中国的东西，如今收回，在我则为光复故物，日本退还，不过慷他人之慨，对于其本身丝毫无损”。至于第一项，已“无从返回原物”，向达以为可仿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利时罗文大学的办法，从日本各图书馆、博物馆中挑选相当的图书器物，分配给已被日本炮火摧毁的各文化机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最公平的办法”。
为了“指名索取”之便，向达先生还就其所知，开列了收藏有被劫掠的中国文物的日本及其在华之各处公私单位名单，如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大连图书馆、满铁图书馆、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尊经阁文库、帝大图书馆、山本商会、上海东方文化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中村小折、大谷光瑞等所藏。可惜由向达代表提出的合理要求，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仰人鼻息，竟无所作为；作为日本保护国的美国也意在扶植日本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