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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表性胃炎就足以让西医大伤脑筋，从浅表性胃炎的发现到今天，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从治疗之初的缓解手段，到今天还是以缓解手段为主要治疗方法。
▲西医理论上的缺陷，造成治疗上：一顶（顶药），二切（手术），三自杀（放化疗），都是没办法的办法，是对人生命的无奈。
▲西医长于化验，却有许多疾病查不出病因；西医长于手术，却往往是在用一种疾病去代替另一种疾病，用一种痛苦去代替另一种痛苦！ 造成了“一病方愈，一病又生”的局面，今天，我们理应大声质疑：西医是治病理论，还是致病理论？人类健康的出路何在？
是啊，我虽然出身于中医世家，但是我上的是西医大学，而且还管理过综合医院。因此我不会反对中医，也不会反对西医；但是我反对中医里的走医，也反对西医里的西药，因为西药确实不是东西。这是因为西医至今才有200年的历史，比起民族医学来说，只不过是小孩子；再发展几百年才能达到民族医学的思想水平，然后再发展几百年才能发展到民族医学的整体论！然而有许多人既不是中医，也不是西医，却要反对中医，这是非常奇怪的。
西医研究很荒唐，玻璃管里做文章 第5章 小孩子不要打针、吃药 医学界的很多科学家，仗着人对生命的无法理解，就随便制造出一些药物去骗人的钱，大发不义之财，这真是人类的悲哀，更是中国人的悲哀。现在一个病人住院期间动辄花费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是不是有关部门要核算一下，这些钱是怎么花的？这里有多少不义之财？据说，由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表演的舞蹈千手观音，之所以带给人们震撼，不仅仅是因为舞蹈本身的华美，更在于参加这个舞蹈表演的全部都是聋哑演员。这些聋哑演员中，绝大部分都是由药物导致的耳聋。我看了他们的演出之后，欲哭无泪。这个艺术团演员一共是21位演员，有12个女演员，9位男演员。其中有18位都是因为药物致聋。在这18位聋哑演员中，绝大部分都是在2岁前后，因为发烧时使用抗生素导致的耳聋。在中国7岁以下的聋儿中，超过30％是由药物毒副作用导致的耳聋，导致耳聋的药物主要有两类常用抗生素：一种叫氨基甙类抗生素，它的主要代表就是链霉素、庆大霉素和小诺霉素；第二大类就是非氨基甙类抗生素，代表药物就是洁霉素和红霉素。其实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抗生素类药物之外，像阿司匹林这样的药物和利尿剂也会影响听力。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抗肿瘤的药物也可以出现耳聋。说到药物导致耳聋，人们大都会想到西药，但是长期使用一些含有重金属的中药同样会损害听神经。有些含有汞，含有砷，比如过去我们讲的朱砂、雄黄这些药物，它里面含有一些重金属，也可以引起耳聋。1999年，国家颁布了《常用耳毒性药物的临床使用规范》，公布了30种容易导致耳聋的药物，而其中最用的药物就有十多种：链霉素、庆大霉素、卡那霉素、小诺霉素、红霉素、氯霉素、盐酸万古霉素、阿司匹林、奎宁、速尿、利尿酸。这些不幸怨谁？怨大夫？怨孩子？不，应当怨家长！如果家长不让孩子得病，那么何必找大夫。家长能够不让孩子得病吗？这有什么新鲜的，我们刘家一万多口子，从小就学习养生之道，守着医院也不看病，甚至不打防疫针。不过，我小时候打过牛痘苗，那是学校规定不打不行，把我父亲气得说：“完啦，完啦，打傻啦。”为此，我经常抱怨自己的脑子不好。2006年10月，我去重庆签名卖书。巧遇一对佛门居士，谈起养生之道，他们非常认同；后来谈到他们的女儿，居然5岁能写大字、画国画、弹古琴；12岁就作为中国和平大使出国办画展，让我惊诧不已。要知道，我12岁的时候还在铁狮子胡同，玩弹弓子呢。当我知道这个女孩子在北京念博士的时候，就想看看这个女孩子。回到天津之后，这个女孩子如约而至。
我看见她的皮肤白如美玉，就说：“你用化妆品吗？”
女孩子说：“刘大夫，我从来不用。”
我说：“你生下来打过防疫针吗？”
女孩子说：“刘大夫，我妈说我是七个月出生的，大夫没给打。”
我心里说，我打过牛痘苗，所以当不了神童：“你得过病吗？”
女孩子说：“刘大夫，我妈总给我吃粗粮，基本不闹病。”
我说：“得病怎么办？”
女孩子说：“刘大夫，偶然发烧，我妈就让我喝凉开水，一拉稀就好了。”
我说：“你上学在哪儿吃饭？”
女孩子说：“刘大夫，我自己做。”
我说：“嘿，你小孩子会自己做饭。”
女孩子说：“是啊，刘大夫，我妈从小就教我。”
我说：“洗衣服呢？”
女孩子说：“刘大夫，我自己会洗。”
我说：“功课累吗？”
女孩子说：“刘大夫，不累。”
我说：“你要感谢你的父母，他们是明白人。”
你看，人家12岁就上大学了，人家从小不打针、不吃药，因此人家是神童。阿弥陀佛，佛祖保佑她永远美丽、长生不老！是啊，许多小孩子生下来可能就是神童，但是打针、吃药之后就变傻了。
生物化学是临床化验的基础，由于生物化学存在着不准确性，那么临床化验的结论，自然是不准确的。也正是因为临床化验的结论是不准确的，所以如果迷信化验单，那么临床治疗必然出问题。
因此作为一个医生都知道，化验数值并不可*。因为有试剂造成的伪差，有机器造成的伪差，有人为造成的伪差，因此化验单都写着“仅供临床参考”六个字。然而欧美医院的化验单没有数值，只是标有“＋”、“…”，这是比较可*的。但是我国的化验单是标有数值的，这个貌似严谨的数值，却给临床带来许多麻烦。
例如，有的孕妇在例行体检时，发现血液里有巨细胞感染病毒，并且化验单上显示该病毒处于活动期。那么如何解释这个化验单呢？回答是：医学化验本身不是结论，化验是为诊断提供依据的；否则就不要医生只要化验室好了。实验室的病毒培养会有误差的，而且误差的几率也不小。所以不要迷信化验，要综合其他方面来诊断。又如，有的老头子在例行体检时，发现血清有前列腺特异抗原。那么如何解释这个化验单呢？回答是：如果老头子的前列腺指检未见异常，那么不能下早期前列腺癌的结论。再如，一个发烧病人血检白血球总数高达10万，那么能诊断他是白血病吗？不能！那么需要做骨髓穿刺活检吗？不必！因为他扁桃体化脓了，癌与脓肿不共存。但是许多医生根据化验单诊断癌症，这是没头脑的表现。这是个案吗？不是。我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
2003年7月，有一个广东省珠海市的男病人，坐着飞机找我来了。
病人说：“大夫，您救救我吧！”
我说：“你怎么啦？”
病人说：“大夫，我得了结节型肝癌。”
我说：“让我看看你的CT片子。”
于是病人递给我CT片子：“大夫，您看。”
我看了看：“你过去有肝炎吗？”
病人说：“大夫，我有慢性肝炎。”
我放下CT片子：“谁说你是肝癌？”
病人说：“大夫，肿瘤医院的大夫。”
我说：“怎么治的？”
病人说：“大夫，打了五个疗程的化疗。”
我说：“糊涂，这是肝硬化结节，不是结节型肝癌。”
病人又说：“噢，大夫，这里还有化验单，癌胚抗原1000多。”
我说：“我不看。”
病人说：“大夫，癌胚抗原1000多，还不是肝癌啊？”
我说：“我说你脑子有病啊？怎么非要得肝癌呢？”
病人说：“大夫，不是我要得，是医院说的。”
我说：“噢，医院说什么，就是什么？”
病人吃惊地说：“大夫，那您说我不是肝癌？”
我说：“对啊，这是肝硬化结节，至于癌胚抗原1000多，那是肝炎常有的事。”
病人说：“大夫，您肯定？”
我说：“它就是，肯什么定？”
病人说：“大夫，您给我写个书面东西。”
我说：“你有病跟我有关系吗？”
病人说：“大夫，我拿它跟医院打官司去。”
我说：“算了吧，医院没把你治死，你就知足吧。”
病人说：“大夫，误诊就完啦？”
我说：“不完又怎么办？”
病人说：“大夫，这赖谁啊？”
我说：“赖你！”
病人说：“大夫，怎么赖我啊？”
我说：“你怎么这么相信医院？”
病人说：“大夫，那我应当相信谁？”
我说：“要相信自己。”
病人说：“大夫，怎么相信自己？”
我说：“我问你，在化疗之前，能吃饭吗？”
病人说：“大夫，能吃。”
我说：“化疗后呢？”
病人说：“大夫，我不想吃饭，您看我瘦得就剩骨头啦。”
我说：“这不是自找吗？”
病人说：“大夫，那我现在怎么办？”
我说：“按照肝硬化去治。”
病人说：“大夫，我听您的，我是倒霉了。”
这个病人回去之后，果真按照肝硬化去治，半年之后，再查癌胚抗原没有了。不知当时是拿错化验单了，还是化验员喝酒喝晕了；不过，医院的大夫说还是化疗起作用了。然而这个病人半年之后，能吃能喝，体重也增加了；复查肝脏结节不变大，也不缩小。医院的大夫说，还得做化疗，这个病人说没钱。于是医院的大夫不理他了。
总之，西医的生物化学是临床治疗的基础，由于生物化学存在着不准确性，那么药物试验、临床化验的结论，自然是不准确的。也正是因为药物试验、临床化验的结论是不准确的，所以如果迷信西药、化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