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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事件-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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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人们只是把它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只有一些社会上层和少数贵族信奉它,社会影响不大,也没有汉人出家为僧的。外来僧人也常常依靠巫术、咒语等手段来传播佛教。三国时,有僧人康僧会来江南传播佛教,得吴地统治者孙权等人信奉,佛教由此开始在南方流传。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陷入了连年不断的战祸之中。长期的兵甲相交,使民不聊生,百姓朝不保夕;连那些门阀士族也常常感到世事多变,日月无常。在这种情况下,渲染人生苦难、诸法无常的佛教教义,特别容易被人们接受。因此佛教在这一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魏晋时期玄学盛行,老庄思想在士大夫中十分流行。此时大乘佛教中的般若学,用玄学的语言,以老庄玄学思想来解释大乘佛教空宗学说,受到门阀士族和士大夫阶层的欢迎,于是玄学和佛学合流,佛教在社会上得到更加迅速的传播。    
    东晋时,有僧人释道安,以当时流行的玄学的义理来解释佛教教义,并用他所理解的玄学化的佛教教义来指导佛学研究和佛经翻译,成为当时有名的佛教学者之一。他组织和领导了佛经翻译工作,提出了一些译经时应当遵循的原则;他对当时流行的汉译佛经作了初步整理,编纂了佛经目录,还为憎侣团体制订了共同生活的法规仪式,为后世的佛教徒所遵循。    
    释道安的第子慧远长期住在庐山,聚集僧众,讲授佛学,着书立说。他极力调和佛学和传统名教之间的矛盾,努力协调佛教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倡死后转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信仰,被后世尊为净土宗初祖。他所领导的庐山僧团成为当时中国南方的佛教中心。    
    公元401年,有西域僧人鸠摩罗什来长安译经。鸠摩罗什在长安草堂寺先后译出佛经35部300余卷。他所翻译的《般若经》、《法华经》、《大智度论》、《中论》等,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极大.当时的长安成了中国北方佛教的中心。东晋时,僧人法显西行印度取经,历时十几年,着《佛国记》。    
    南北朝时代,佛教由于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和扶助,发展很快。此时印度佛教各派经典基本上都已传入了中国,中国僧人对佛经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他们各以所学及研究心得传授徒众,从而形成了以专门研究某部经沦为主的学派,这些派别的形成和发展为隋唐佛教宗派成立交下了基础。    
    南朝僧人竺道生不拘旧说,大胆提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皆能成佛之说。认为一切众生在成佛问题上都是平等的,包括“一阐提人”(佛教指善根断绝,十恶不赦的人)也不例外。在宗教修行方面他还主张“顿悟成佛”的说法,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北方,北魏太武帝由于崔涪、寇谦之的劝说,在公元446年下令灭佛,以表明自己是华夏正统。这是佛教在中国流传过程中遭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但此次灭佛并末彻底实行,太武帝去世不久,佛教又在北方恢复,并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北朝佛教以修功德为主,化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造寺院,建立佛塔,开窟造像。闻名于世的中国三大石窟(敦煌、云冈、龙门),都是在这一时期前后开始雕凿的。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全盛时期。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空前发展。隋唐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佛教的社会作用,希望以佛教去稳定民心,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对佛教大力护持,曾多次下诏在全国建立寺塔,立寺度僧,组织翻译佛经。因此隋代三十多年间,佛教在全国发展很快。    
    唐太宗虽然规定了道先佛后,但纵观唐代近三百年,实际上采取二教并重的政策。统一全国后,唐太宗下令在发生过战争的地方修建寺刹,建立道场。他还亲自撰写《圣教序》宣扬佛法。武则天为了利用佛教帮助她夺取政权,曾谕令使佛教地位在道教之上,还命令僧人开讲佛经,广建寺塔。佛教的发展,触犯了世俗地主和封建贵族的利益,迅速膨胀的寺院经济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破坏了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因此唐武宗在会昌五年下令灭佛。时称“会昌法难”。佛教经这次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武宗死后,佛教重新恢复,但此时已是唐末,国势渐衰,佛教也远非昔日可比。    
    隋唐时期,中外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十分广泛。在佛教方面的交流往来活动也十分频繁。唐太宗时,玄奘法师到印度学习佛经十七年,回国后翻译经论75部。唐高宗时,义净法师赴印度取经,历时25年,回国后,翻译经、律56部。不少印度、西域、日本、朝鲜等国家的僧人来华传播和学习佛教,或中国的高僧前往他国传播佛教。唐玄宗时,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传法。    
    唐代以后,佛教内部各派互相合流,同时,儒、释、道三教也进一步互相吸收和融合,出现了“三教合一”和“儒佛一致”的思想。宋明理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程、朱、陆、王等理学大师虽然大多有批评佛教的言论,但他们本身却吸收了不少佛教思想。他们提出的许多基本命题、观点和论证方法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因此后人评论理学,有人认为是“儒表佛里”。    
    元明以后,我国汉族地区的佛教日益衰落,在佛学义理方面几乎没什幺发展。整个佛教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清末民初,有些居士和佛教学者对佛学重新注意,并进行了一些整理、研究工作,使佛学在近代又略有复兴的趋势。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依据一种神秘的神不灭论,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说,把解脱现实世界痛苦的希望寄托在幻想的极乐世界。在哲学上,宣称诸法因缘和合而成,无常无我,皆是空的、不真实的幻象。认为人生充满着痛苦,由于因果的作用在六道中轮回。但人人具有不灭的灵魂,通过戒定慧的修炼可以超脱生死轮回,觉悟成佛。主张出世修行。作为古代哲学发展的重要环节,中国佛教哲学提高了传统哲学的思辨性和超越性,对后来哲学发展特别是宋明理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佛教藏经的大量翻译和刊刻印刷,大大促进了中国翻译工作与印刷术的发展。除了雕版印刷的佛经外,还有石刻的佛经。中国佛教徒把一些重要经典刻在摩崖或石板上加以保存。现存石经有山东泰山、山西太原风峪、河北北响堂山等处,规模最大的则要算北京房山县云居寺石经了。云居寺石经从隋末唐初到清康熙年间共刻经一千余部,经版一万五千余块。这些石经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佛教、书法、雕刻艺术等,都是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中国佛教石窟,是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宝库,是我国古代的优秀文化遗产,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的非凡智能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其中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是世界著名的中国佛教三大石窟。敦煌莫高窟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县东南的鸣沙山的断崖上。全长1618米,现存有壁画及塑像的洞窟四百九十多个。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这些洞窟内壁画总面积达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彩雕二千四百多尊。塑像造型生动,壁画精美,色彩炫丽,引起世界的震惊。壁画除了宗教内容外,还反映了中国从五世纪到十四世纪的部分社会生活,是研究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和宗教的宝贵资料。本世纪初又在窟中发现大量古代佛经抄本和文书册页等,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重视。今天,研究包括敦煌的雕塑、壁画和文书在内的“敦煌学”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正在不断发展。    
    除三大石窟外,中国佛教又有“四大名山”之说,即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相传四大名山是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个菩萨分别显灵说法的地方,故又称“四大道场”。中国佛教已有二千余年历史。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吸收、互相融合,逐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佛教还对中国的文学、艺术、美术、音乐、舞蹈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如此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国佛教还传到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并和当地民族文化相结台,对这些国家的思想文化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藏传佛教还传入了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前苏联的一些地区。约本世纪初,中国佛教还开始传入欧美的一些国家。


第二部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21节 王景治理黄河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也是一条给中华民族带来众多灾难的河流,她所带来的洪水灾害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5000年文明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忽视水利,工程长期荒废,严重的水旱灾害之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灾逼民反,揭竿而起,即使没有外敌入侵,也酿成天下大乱,以致改朝换代。治水害,兴水利,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王莽政权的覆灭、明末红巾军揭竿而起,推翻元朝统治等等事件,无不与治何联系在一起。    
    反过来,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盛世”局面无不得力于对水利的重视,得力于水利建设及其成效。水利兴而天下定,天下定而人心稳,人心稳即有生产积极性,社会有粮则百业兴,整个社会必然繁荣昌盛,外敌不敢入侵,天下太平。早在大禹治水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十分明显,大禹治水的成功促进了黄河流域农业发展,从而为中国历史从原始社会到家天下的私有制社会进步,奠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的建立。    
    在众多的治理黄河的仁人志士当中,功绩最大、最值得一提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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