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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氏打破了这种僵局。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不是文化程度高，而是由于人文条件简单，可以从最基本的事业着手，并能以原始作风来解决问题，所以不期然的做了中国再统一的工具。
第二部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29节 六镇起义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曾经两次调动大军攻打南齐。由于南齐军民的抵抗，没有胜利。公元４９９年，南齐派兵攻打北魏。魏孝文帝带病抵抗，打退了齐兵。不久，孝文帝也病死了。魏孝文帝死后，魏宣武帝元恪继位，北魏又开始衰落。到了魏孝明帝即位，因为年纪太小，由他母亲胡太后临朝。胡太后是个专横奢侈的人。她相信佛教，认为佛法能减轻她的罪过。北魏的统治者，还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开凿石窟，建造佛像。在建都洛阳之前，他们花了三十多年时间，左云冈（在今山西大同市武周山）开凿大批石窟，有大小佛像十万尊以上。前前后后开凿了二十四年，花了八十多万人工。这些石窟和佛像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高度的雕塑艺术水平，但它也大大加重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负担。
六镇起义
北魏在北方边境设立了六个镇，派了将士防守。公元５２３年，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北）的匈奴人破六韩拔陵（破六韩是姓）首先带领兵士杀死镇将，发动起义。其它五个镇的兵士也纷纷响应。反对北魏的起义势力越来越大。由于北魏勾结北方的柔然族人共同镇压，六镇兵士的起义失贩了。
北魏政府为了防止六镇兵民的反抗，把起义失败的六镇兵士二十多万人都押送到冀州、定州、瀛州（治所都在今河北）。这些兵士哪里肯受魏朝的奴役，在冀州，又燃烧起起义的火焰。鲜卑族的葛荣率领起义军，进攻瀛州。北魏政府派章武王元融为大司马，广阳王元深（中元琛是两个人）为大都督，发动大军镇压。那些只知吃喝玩乐的贵族哪里会打仗。葛荣起义军到了博野镇（今河北省中部），就派出一支轻骑兵偷袭元融的大营。元融没有防备，被起义军杀了。元深听到元融被杀，退到定州，也被葛荣的骑兵俘虏了。葛荣把各路起义兵士都合在一起，号称百万，准备向洛阳进军，声势浩大。这时候，秀容（在今山西省）有个部落酋长尔朱荣，手下有八千强悍的骑兵，专门和农民军作对。北魏孝明帝就利用尔朱荣的兵力来对付葛荣。
葛荣认为尔朱荣人马少，容易对付。他把兵士在几十里的阵地上散开，准备围捕尔朱荣。想不到尔朱荣把兵埋伏在山谷里，发动精兵突击，把葛荣的兵士冲散，再前后夹击。起义军遭到失败，葛荣本人也被杀害了。葛荣起义失败后，北魏内部也发生大乱。
北魏分裂
高欢不仅有一个“贺六浑”的鲜卑名字，还娶了一个鲜卑贵族出身的娄昭君之后为妻。他实在是一个鲜卑化了的汉人。北魏正光四年（523年），北方爆发六镇戍卒和各族人民的大起义。高欢认为时机已到，便带着个人野心，先后参加了破韩拔陵、杜洛周、葛荣等领导的起义队伍。在义军中暗集死党，窥测时机，发展个人势力。后来，他看到契胡酋长尔朱荣势力强大，便与死党尉景、段荣等叛离义军，投奔尔朱荣，并很快赢得尔朱荣的信任，取得亲信都督（尔朱荣卫队长）的职位。永安三年（53O年），魏孝庄帝诱杀尔朱荣于洛阳，高欢乘尔朱氏混乱之机，说动当年被尔朱荣兼并的六镇起义军二十余万众军民归顺自己，并把他们带往河北，，这二十多万之众的六镇兵民，遂成为日后高欢起家的政治资本和军事力量。
第二年，即北魏普泰元年，高欢率众进据冀州（今河北冀县），笼络当地世族地主，利用民族隔阂，煽动反尔朱氏情绪，一时人声鼎沸，势力陡增。永熙元年（532年）三月，尔朱兆率二十万大军进攻高欢。高欢以逸待劳，以少胜多，重创尔朱军，乘胜进据魏都洛阳，成为实际控制北魏政权的“太上皇”。这年的七月，高欢攻克晋阳，彻底铲除尔朱势力。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定居晋阳遥控朝政。从此，高欢及后来的北齐历代帝王，刻意经营晋阳，使晋阳成为北魏、东魏、北齐三代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史称“霸府”。
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孝武帝不甘作高欢傀儡，高欢兵进洛阳废其帝位，另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史称东魏。另一军阀宇文泰率领自己的部众西入潼关，亦拥立元宝炬为帝，史称西魏。北魏遂告消亡。中国北方也从统一走向分裂，但是这种分裂是暂时的，不久，宇文泰的后继者就会统一北方，再统一中国。
第二部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30节 周武帝灭佛
自西晋末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我国北方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在镇压汉人等各族劳动人民的同时，他们都极力利用佛教，宣扬佛教是胡人之神。因此，佛教在中国北部广泛地传播开来。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末年，仅京城洛阳（今洛阳市东北12公里）就有寺院500多座。神龟元年（518年）时，“寺夺民居，三分且一”。武泰元年（528年）河阴之变，王公朝士多死，“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至东魏末年，略而计之，全境有寺三万有余，僧尼达二百万。道教在北魏、东魏时也很受朝廷的重视，并有很大的发展，道观、道士之教远不及佛寺、僧尼。
北齐时，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20公里漳水上），也是佛教的中心。据《历代三宝记》记载：城内有寺院4000所，僧尼共8万人。全境寺院、僧尼之数不减东魏末年。由于佛教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敬仰和提供各种优越条件。
佛教威胁政权
但是佛教、道教势力的扩张，不仅损害了政府的税收与徭役、兵役，也妨碍了世俗地主经济势力的扩展。佛教“捐六亲，舍礼义”，以及佛、道的虚幻想说等，都成了儒生的攻击目标。他们从维护中国正统文化的立场出发，极力攻击和贬低佛、道。刘昼称“佛是疫胎之鬼。”章仇子陁谓佛教是“胡妖乱华。”樊逊又更进一步。《北齐书·樊逊传》：天保五年（554年）文宣帝询问对佛教道教的意见时，逊答道：道教之“玉简金书，神经秘录，三尺九转之奇，绛雪玄霜之异，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之说，海枣之谈，求之如系风，学之如捕影。……末叶已来，大存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劫烧之灰；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变化无穷，置世界于微尘，纳须弥于黍米。盖理本虚无，示诸方便。……宁有改形易貌，有异生人，恣情放纵，还同俗物？”他称僧、尼、道为“左道怪民，亦何疑于沙汰。”只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袒护，佛、道二教在北齐的发展才没有受到影响。
在西魏、北周，佛教也很盛行。宇文泰就信奉佛教。他的继承人、北周的孝闵帝宇文觉、明帝宇文毓信佛更加虔诚，故佛教在其境内长盛不衰。道教也在这时迅速发展壮大。其时“缁衣（指僧尼）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指道士）之徒，数过于正户。”虽然佛教、道教都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但是，这幺多的不向政府纳税服役而占有大量土地的僧、尼、道士，对于国小民寡的北周来说，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寺院、道观地主不但在经济上与官府、世俗地主发生矛盾，而且思想上也与恪守儒家学说的土大夫发生矛盾，佛、道之间也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地位而发生冲突。
周武帝灭佛
周武帝宇文邕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最重儒术，励精图治。在位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据《广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载言：天和二年（567年）蜀郡公卫元嵩上书说：“国治不在浮图，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大周启运，远慕唐、虞之化，宜遗齐、梁之末法。”他的意见深受周武帝的赞赏。
道士张宾也上书请求废除佛教。于是，周武帝召集群臣及名僧、道士，讨论三教的优劣。意在压低佛教的地位，定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可是，当时执掌朝政大权的是笃信佛教的大冢宰宇文护，不表同意，加上道安、鄄鸾等上书诋毁道教，因此，虽经多次讨论，三教未能定位。建德元年（572年）周武帝诛宇文护，始掌朝政大权。次年十二月，又召集群臣、道士、名僧进行辩论，始定出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位次。由于名僧僧勔、僧猛、静蔼、道积等奋起抗争，极力诋毁、排斥道教，又使这次的位次未能付诸实现。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周武帝再次召集大臣、名僧、道士进行辩论。在会上，佛、道两家斗争非常激烈。据《续高僧传·智炫传》记载，智炫在辩论时力挫道士张宾，周武帝为道教护短，斥佛教不净，智炫答道：“道教之不净尤甚！”
武帝这次原来只想罢斥佛教，由于道教的迷信方术和教义的虚妄，经道安、甄弯、智炫等人的揭发，已经彻底暴露，因此，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即僧尼）道士，并令还民。”诏令发布之后，立即实施。“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蓝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577年）灭北齐后，周武帝在邺城新殿多次召请名僧，解释尊儒佛的原因与意义，与会的500僧人都沉默不语，只有慧远明确表示反对，并且以阿鼻地狱相威胁。佛教徒任道林也上书反对毁佛，以因果报应进行恐吓。周武帝表示自己不是五胡，无心信佛。他权衡得失后，最终决定在原齐国境内灭佛，寺院等“还准毁之”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