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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土地，当然带来的报酬较少，如果依靠这种土地来满足不断增加的需求，成本必然会提高，从而价格必然上涨。如果在不提高最初单位成本的条件下，仅仅通过增加劳动和资本，就能继续依靠优质土地满足增加的需求，那么，优质土地的所有者或农场主便能以较低的价格挤垮所有其他人，而占有整个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肥沃程度较低或离市场较远的土地，虽然可由其所有者为维持自身生存或自主而耕种，却不会有人为获取利润而租种它们。从这些土地上能获得足以吸引资本进行投资的利润，证明了在较好土地上的耕种已经达到某一极限，超过这个极限更多地运用劳动和资本所得到的报酬，不会高于以同样花费从肥沃程度较低或位置较差的土地上所能获得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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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一些已得到充分开垦的地区，正在对土地进行精耕细作，这表明，人们为了提高产量已开始在不利的条件下耕种土地。这种耕作方法所费劳动较多，为获得利润，价格不得不定得比粗放耕作制度下的价格高。如果能得到肥沃程度相等的荒地，就不会采用这种耕作方法了。若能获得和已耕种的土地同样好坏的生荒地来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人们就不会采用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耕作方法来从土地上榨取更多的产量了。土地的利用应以相对于所投入的劳动而言获得的报酬最多为限，不应超过这一点，多余的劳动应投入到新土地上。一位到过美国的富有才智的旅行家说：“英国人要看惯这种不高的收获量和不经心的耕种需要很长时间。人们不应忘记，这里土地非常充裕，劳动极其昂贵，因而必须遵循与人口众多的国家迥然不同的原则，以致在凡是需要付出劳动的事情上，都显得不那么令人满意和完美。”我认为，在所提到的这两个原因中，真正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是土地的充裕，而不是劳动的昂贵；因为，无论劳动多么昂贵，若需要食物，也总是会运用劳动优先生产食物。但用这种劳动耕种生荒地，要比用这种劳动更为精细地耕种原有土地，能更加有效地生产出粮食。只有当不再有可供开垦的土地或因为土地离市场太远或肥力太低，以致价格不大幅度提高就无利可图时，把欧洲的精耕细作方法应用到美国的土地上才是有利的；也许城镇近郊是例外，在这种地方，节省的运输费用可以补偿土地本身报酬的低下。正象美国的耕作方式不如英国的耕作方式那样，英国的普通耕作方式也不如佛兰德、托斯卡纳或拉伏罗岛的耕作方式，在这些地方，靠投入多得多的劳动量得到了比英国多得多的总产量，但这种耕作方法却决不会给一心谋取利润的投机商带来好处，除非大大提高农产品的价格。
毫无疑问，在接受上述原理时，必须作一些解释和加上一些限制条件。尽管土地若已被非常仔细地耕作，则仅仅靠增加劳动或增加通常的施肥量不能产生与花费成比例的报酬，但如果投入比以前多得多的劳动和资本来改良土壤（通过排水或施加长效肥），这些劳动和资本仍会大大增加产量，从而得到和已经投入的劳动和资本同样丰厚的报酬。有时甚至会得到丰厚得多的报酬。如果资本总在寻找这种非常有利的出路并能经常找到这种出路，那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但如果这种非常有利的投资要等很长时间才能获利，那就只有在产业发展的高级阶段人们才会作这种选择；而即令在这种阶段，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有关的法律和习惯法也常常会妨碍资本自由地流入农业改良的渠道，因而人口增长所需要的较多粮食，有时仍然要靠更精细地耕作，靠支付更多的成本来供应，尽管已知道了无需提高成本的生产方法。毫无疑问，如果下一年有充足的资本可以在联合王国的土地上进行所有已知的和得到公认的改良，而这些改良在现行价格下是有利可图的，也就是说，会使产量提高的比率与支出增加的比率一样大或更大，那么结果将是（特别是如果我们把爱尔兰也包括在假设中的话）很长一段时间将无需耕种劣等土地，也许很大一部分现在耕种的产量较低、位置不特别有利的土地将不再被耕种；或者（由于这些改良不太适用于良田，而适用于将劣等地改造成良田）主要是靠少施肥和不那么精细地耕作来缩减耕种面积，也就是倒退到采取近似于美国的耕作方式，只有那些不易改良的劣等地才被完全放弃。因此，全部耕地的总产量与所花费的劳动的比例将上升，一般的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将在此程度内暂时不起作用。然而，即令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想象国家所需的全部产量能完全靠最优质的土地和位置最好的土地来供应。毫无疑问，很多产量还会继续在不太有利的条件下生产，报酬比肥力最高、位置最好的土地要低一些。当人口的进一步增加要求更多地增加供应时，一般报酬递减规律会重新起作用，产量的这种增加将靠投入较高比例的劳动和资本取得。
第三节 抵消报酬递减规律的因素；生产技术的进步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土地的产量随着所使用的劳动的增加而按递减比率增加，这一真理常常受到忽视或漠视而不是被否定。然而，这一规律却受到了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H．C．凯里先生的直接攻击，他坚持认为，农业的真实规律恰恰与此相反，即产量的增加要比劳动快，换言之，土地可以向劳动提供不断增加的报酬。为了证实这一看法，他争辩说，耕作不是开始于较好的土地，不是随着需求的增加，从优质土地扩展到劣质土地，而是开始于劣质土地，经过很长时间才扩展到较肥沃的土地。移居到新地方的人开始时总是耕种地势较高的贫瘠土地。河边肥沃而潮湿的洼地，由于有害于健康，由于开垦和排水要花很多和很长时间的劳动，所以开始时不会被耕种。随着人口和财富的增加，耕种面积沿着山坡往下延伸，而最肥沃的洼地通常（他甚至说普遍地）要到最后才被耕种。这些命题，连同凯里先生由此得出的推论，在他最近出版的精心之作《社会科学原理》中得到了非常详尽的阐述。他认为，他由此而摧毁了他所谓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推翻了其所有实际结论，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
就凯里先生所说的而言，他确实具有反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最高权威的很好理由。这些权威把他们所提出的规律想当然地宣称为普遍真理，而没有注意到在一个新开辟的国家内最初的耕种情况有所不同。在人口稀少和资本不足的地方，需要大笔开垦费用的土地最初必然不会被耕种，尽管这些土地被开垦后会比早先耕种的土地出产更多的粮食，不仅绝对产量较高，而且即令算上开垦所花的劳动，单位劳动量提供的产量也较高。但是，谁都没有说报酬递减规律在社会刚建立起来时就会起作用；虽然有些政治经济学家把该规律起作用的时间说得过早了，但该规律确实很早就起作用，足以支持他们根据该规律得出的一些结论。凯里先生不会认为，在任何古老的国家，例如在英国或法国，未开垦的土地现在要比已耕种的土地肥沃，或几百年来一直是这样。即便根据他那不完善的标准即土地位置——我毋须说这一标准有多么不完善——来判断，是否能说现时在英国或法国，未耕种的土地是平原和河谷，而已耕种的土地是丘陵？相反，大家都知道，未开垦的土地是高原和贫瘠的土地；当人口的增长要求扩大耕种面积时，是从平原扩展到丘陵。也许偶尔会出现排干贝德福德蓄洪区或抽掉哈勒姆湖水的事情，但这些只不过是事物正常进程微小和短暂的例外，在古老文明的国家，已很少再有这样的事情可做了。
凯里先生本人无意中最为有利地证明了他所反对的规律的真实性；因为他极力坚持的一个观点是：在先进的社会中，土地产品的价格具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政治经济学最为基本的原理告诉我们，除非土地产品以劳动衡量的生产成本趋于上升，否则价格是不会上涨的。如果一般说来，向土地多投入劳动会使报酬递增，那么随着社会的进步，土地产品的价格不但不会上升，反而必然会下降，除非金银的生产成本下降得更多。而金银的生产成本很少大幅度下降，在整个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出现过这种情况，一是开发墨西哥和秘鲁矿山后的时期，一是我们目前所生活的时期。除这两个时期以外，贵金属的生产成本不是稳定不变就是上升的。因此，如果随着财富和人口的增加农产品的货币价格趋于上涨，那就无需其他证据便可以证明，需求增加时，在土地上生产农产品所需的劳动也趋于增加。
我不会走得象凯里先生那样远，我不会断言，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因而其价格必然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提高。虽然有这种趋势，但这种趋势有时会受到抑制，甚至会被抑制很长时期。这不是一个因素造成的结果，而是两个相互对立的因素造成的结果。有另外一种力量总是制约着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我们现在就来讨论这一因素，即所谓文明的进步。我使用这个笼统的并多少有点模糊的词语，是因为所包括的事情太多了，一个含义较严格的词语很难将全部有关的事情都包括进去。其中最明显的是农业知识和技术的进步，以及新发明的不断涌现。农业的改进有两种：一些使土地无需相应增加劳动就能提高绝对产量；另一些不能提高产量，但可以减少所花费的劳动和开支。属于第一种的有采用轮作废除休耕，和推广适于轮作的新作物。上世纪末叶在不列颠农业中引种萝卜被称为一场革命。这些改进不但使土地可一年收获一次，而不再需要每隔两三年就休耕一年以恢复地力，而且还直接提高了其生产力，因为饲料的增加使牲畜数目大大增加，由此而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