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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耕农胜过英国的散工。确实，说散工过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有点过甚其辞。可以设想，在有可能失业的情况下，散工不能不焦虑不安；除非他们有机会得到教区慷慨的施与，并且不为要求得到这种施与而感到羞耻和勉强。在现在这种社会和人口的状况下，有很多事情使散工焦虑不安，这些事情没有任何鼓舞人心的作用，而且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鼓舞人心。欧洲大陆自耕农的状况与此相反。令人精神沮丧、意志麻痹的那种顾虑——对能否糊口没有把握——他们已经极少。只是在诸如马铃薯歉收和普遍歉收同时发生的情况下，他们才会产生这样的顾虑。他们所牵挂的是平常收获的多少；他们所担心的是能否从失业（business of life）中取得公平合理的收入。他们已是自由人，并非老是孩子（按照现在通行的博爱主义，各劳动阶级似乎应当满足于孩子的地位）。他们不再是与中产阶级不同的阶层；他们具有与这些人相同的事业和目标，他们所受到的才智的磨炼，大部分也与这些人相同。如果在智力教育中有什么原则的话，则第一条原则应当是使这种训练对精神产生良好的影响，即，使精神成为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开发才智的秘诀，是让他们多做一些事情，并且使他们很想做这些事情。这一点也不贬低其他思想修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农民拥有土地并不能防止他们变得粗鲁、自私和心胸狭窄。这要靠其他方面的影响和教育。但是对一种精神活动的强大刺激决不妨碍采用别的智力开发方法。反之，养成学以致用（即使获得的知识是片断的）的习惯，可以使上学读书更有成效（如果没有这种辅助的影响，则上学读书大多会象撒到岩石上的种子那样毫无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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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自耕农制度具有促使人们深谋远虑和自我控制的作用
自耕农的地位不仅能起增进智力的作用。它对树立慎重、节制和自我控制的道德风尚也大有助益。散工在劳动阶级主要是由他们组成的时候，通常是不注意节约的。他们毫不在乎地花光他们的全部收入，将来的事情将来再想办法应付。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很多对劳动阶级的福利很关心的人有一种固定的看法，即，除非在增加工资的同时能使他们的嗜好和习惯得到相应的改进，否则，增加工资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好处。自耕农以及想成为自耕农的人处于另一个极端，他们对明夭考虑得太多。他们经常以吝啬、而不是以挥霍浪费受到指责。他们摒弃适当的嗜好，为了节省而甘于藿食。在瑞士，几乎每个有储蓄能力的人都有储蓄；佛兰芒农民的事例前面已作介绍。虽然法国人是一个喜欢享乐和（被认为是）放纵的民族，但其中的农村人口充满了节俭的精神，而其节俭的程度，就全体而言，是恰当的。就个别而言则可以说是过分而不是不足。有些人住的是茅舍，吃的是树皮草根，旅行家们往往把这种情况误解为普遍贫困的证据和样本。实际上，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的皮袋里藏着很多法郎银币，除非为了实现他们的宿愿——购买土地，他们也许会在身边保存30年。如果说农民拥有土地这种社会状况对道德有所损害，这只是说它可能造成这样的危害，即，农民们由此对自己的金钱利益过分计较，变得狡猾起来。不怀好意地算计别人。法国的农民不是头脑简单的乡下人，也不是“莽张飞”。在事实上和在小说中他们现在都是“狡猾的庄稼汉”。但是，这是人类才智的开发和人类的解放所必须经过的阶段，法国的农民目前正处在这样的阶段。在这一方面有点过头，同劳动阶级的漫不经心和挥霍浪费相比，其害较小，而且是暂时的；而以此作为换取自立这一最珍贵的美德（一个民族的一般特性）的代价，则这个代价是很低廉的；自立这一美德是人类具备优越品质的首要条件之一，是一种“砧木”，其他各种美德如果不在此接枝，就几乎不能生根；对劳动阶级来说，即使它要过还算可以的生活，这种品质也是不可缺少的。法国的农民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自耕农，都是靠这种美德胜过其他任何劳动人口的。
第四节 自耕农制度对人口的影响
一个在很多方面对节俭和审慎起促进作用的经济制度是否可能在人口增长这一根本问题上草率行事？大多数探讨过这一问题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制度会促使人口增加。麦克库洛赫先生的意见是众所周知的。琼斯先生肯定地说：“报酬得自土地，并以实物消费的农民，其内在的控制力和使他们倾向于抑制人口增长的动机所起的作用是很微弱的。其结果，除非完全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某些外部原因迫使他们放慢人口增长率，否则，他们在有限的土地上很快会处于困乏和赤贫的状态，最终由于不可能按自然法则获得生活资料人口增长才停止。”他在另一个地方又说，这种农民“确实处于按动物本能增殖的状态，这种本能极少受上层阶级或文明人的那种使人口均衡增长的动机和愿望的制约。”琼斯先生答应在下一部著作中指出“这一特殊的原因”，但那部著作一直没有出版。因此，我无法猜测他是从什么有关人类本性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动机的理论推知这种原因的。阿瑟·扬也承认“特殊”是一个事实；不过，虽然他不想使自己的意见过于和缓，他也不象琼斯先生那样把他的学说推向极端，而是如前所述，列举各种事例证明，琼斯先生所谈到的农民，既不会面临“困乏和赤贫的状态”，也不存在‘不可能按自然法则获得生活资料’的危险。
对于这一问题有不同的体验，是容易说明的，到现在为止，不论劳动者是靠土地生活，还是靠工资生活，其人口总是增加到惯常的生活水准所决定的限度。当这一生活水准很低时，其他的规模或工资率也会缩小或降低到仅能糊口的程度。在自耕农制度下，人们完全可以接受极端俭朴的观念；因而如果人们一直过贫困的生活，对此已习以为常，人口就会膨胀，土地也会过度细分。但这是另一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假定农民在其所拥有的土地足以（不是不足以）使他们过舒适生活的时候，由于漫无节制的生育而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的可能性，同生活水平与他们相仿佛的雇佣劳动者相比是大还是小？按照各种先验的（a priori）的看法，这种可能性较小。所谓工资取决于人口的多少，是一个需要思索和讨论的问题。所谓人口大量增加会引起工资下降的说法往往是不可靠的。要明确认识这一点，需要好好动一番脑筋。但是每个农民自己就能对他的土地可否使几家人过得象一家人那样舒服作出有根有据的全面的正确估计。很少人愿意让他们的子女过得比自己差。有土地留给子女的父母完全能判断孩子们能否靠这点土地过日子，而靠工资生活的人无法弄清他们的子女为什么不能过上相同的日子，因而只能依靠偶然的机会。“甚至在最有用和最需要的工艺和制造业中”，莱因先生说，“对劳动者的需求也是无法预见、无法估计和不稳定的”；但是在小土地所有制下的“农业中，这是可能的。农民在对自己的生计进行盘算的时候，对于他所要投入的劳动，以及利用这些劳动可以从土地得到多少生活资料，都心中有数。他那块土地能不能养活一家人？他能否结婚？这类问题谁都能毫不迟疑、不假思索地回答。英国的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中有些人不考虑后果轻率地结婚，造成了人口过剩的弊害，就是由于缺乏可据以作出明确判断的资料，因而只能仰赖偶然的机会。在什么都不能肯定的情况下，任何人在进行测算时一定会把机遇考虑进去。这是因为，按照英国的财富分配制度，确实能够维持生活的人在国民总数中只占一小部分，而不是占三分之二。”
西斯蒙第比任何著述家更加敏锐地感觉到人口过剩给劳动阶级带来的灾难。这是他热诚地提倡自耕农制度的原因之一。他有很多机会研究若干国家自耕农制度对人口的影响。让我们看一下他的证辞。
“在保存宗法式经营的国家，人口有规律而又迅速地增长，一直增加到它的自然极限，即遗产继续在几个儿子中间分了几份，只要增加劳动，每个家庭都能在一小块土地上得到同样的收入。拥有一片广阔牧场的父亲，把牧场分给儿子，让他们把这些牧场变成农田和草地儿子们由于不肯采用休耕法还要进行再分，农业科学的每项先进的成就，都使产权有可能进行一次再分配；但是，不用担心地主生下儿女以后会使他们沦为乞丐，因为他懂得如何给儿女们留下遗产，他知道法律会替他们平均分配这种遗产；他知道如何进行这种分配，根据自己现有的状况可能传多少世代，而且无论是农民还是绅士都同样有一种正当门庭的自尊心，在使自己的子女遭到他所不能供养的程度以前，就会自动停止生养子女。即使生下了子女，这些儿女至少还可以不结婚，或者他们在几个弟兄之间推举一个接替香火的人。在瑞士的各州里，虽然由于到外国服役的风俗农民的子女可以找到少有的出人意料的好差事，但是他们的遗产决没有被分得使自己的后代不得温饱的现象，这种情况间或也促进了他们的人口过剩。”
关于挪威的情况也有类似的证词。虽然那里不存在有关长子继承权的法律或习俗，也不存在可以吸收过剩人口的制造业，但地产的细分并未达到有害的程度。“将土地分给子女的制度”，莱因先生说，“已经实行了一千年，从未出现过地产缩小到最低限度，以致无法维持人们生命的情况。我看到各农场有25头到40头母牛，在挪威，一个农民在1年中至少有7个月要为所有的牲口准备干饲料和畜棚。显然有某种原因使土地集中，抵消了将地产分给子女的作用。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