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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铁打的！哪怕是牺牲了生命，也才是你爸爸妈妈的好儿子！”
说得祝正鸿五迷三道，连妈妈说的是不是真话他也辨不清了。怎么连爸爸也出来了？说是真话吧，他下了乡或者去了喀拉昆仑谁管动不动犯心口疼的妈妈？掏大粪倒还切实可行一些，自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妈妈最念念不忘的就是要他去掏大粪，妈妈至死留下的遗言也还是要他去掏粪，当真？可大粪并不能保证一个人思想改造得好。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也包括分配你是终生改造还是终生要旁人改造。妈妈是什么人呢，他坚信，妈妈的人生经验社会经验政治经验都远远超过他，妈妈只是没有得到机会罢了，得到机会妈妈照样可以进上层，在中国，能够进政治局的女人何止妈妈一人！妈妈照样可以生杀予夺，势如破竹，照样可以当旗手，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旗手导师，宁命定乎？
像妈妈这样的普通的中国人，蕴藏的政治积极性政治能量政治心机是太多太大了。几千年的惨烈的政治斗争，几千年的改朝换代，使政治在中国哪怕是家庭妇女哪怕是小业主哪怕是三寸金莲那里也生了根，在中国，蹬三轮的、卖腐乳的、耪地的、剃头的，更不要说唱小曲的啦，说到底他们都是政治家！苏三、李师师、李香君和赛金花……所有名妓都是政治家。魏忠贤、李莲英、所有太监也是政治家。只有书呆子才会对政治一窍不通！（要不主席说他们书读得愈多愈蠢！）历史造就了中国的政治，政治的中国，历史造就了中国人的政治兴趣，政治热情，政治才干，政治心计，政治眼光，政治冒险欲望。听说湖南有一个乡，光从这个乡出发参加革命后来成为党政军要员的就有十几名二十几名，这些人呆在乡里，最多也不过教教小学，开个小店，买几十亩地，娶两房姨太太罢了。其实别的乡也是一样，全国每个乡至少能出十名高干，全中国就有候补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几十万，候补专员县委书记县长上亿，（不斗行吗？）这之中，妈妈虽然不一定是最杰出的，起码不是差的。惜哉妈妈未尽其才也，惜哉妈妈只能遇到机会在儿子这里演习演习其政治姿态政治雄辩政治激情也！
祝正鸿也在每一次批判大会上发言表态，有张志远和他妈妈的鼓舞，他硬着头皮硬是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他有权看内部文件，新市委的领导都认识他。最后，抻了半年，令他时冷时热，像疟疾一样地发作了半年——当然，一个人得到了提升，他立即成为了那些没有被提升的人的公敌，他的就任政工组副组长远远不是顺利的——他得到了政工组副组长的职务，比他原来的职务实际上高得多，虽然不长工资，不分房子。他取得了继续革命的权利，取得了继续吃革命的饭坐革命的车的权力，他走道能大致上挺起腰来了——也不能挺得太直以免人家说你翘尾巴，他很快乐，他毕竟是在人人罪该万死的年代开始了扬眉吐气的新一页。
于是他今天布置批判刘少奇，明天反骄破满，批陈整风，投石问路，今天批判《三上桃峰》，说是一出戏为王光美翻案，明天批判“无标题音乐”，说是黑线回潮。今天批判林彪，而且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右得不能再右了，明天又批判成孔子了，就因为林彪讲过韬晦和中庸之道，陈伯达题过四个字“克己复礼”。
他还学舌般地传达文件让大家批判“文艺问题方向解决了”的谬论，就是说党成立五十多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小三十年了，“文革”也搞了七八年了，方向还没有解决，永世不得解决，更不准说是解决掉了，永远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再向左转，再向左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操练呢？什么时候才能迈步呢？
不工作还好，一工作就如入五里雾中。
管那么多做什么？反正当政工组长比进牛棚强。
然而他又总觉得有异样的眼光看着他，特别是他不敢看那些过去的他的领导，他们现在大多因为旧市委的问题还处在专案组的审查之下。他们的命运太不一样了，这种不一样使他紧张而且尴尬。遇到周围没有什么人的时候，他总是主动地与这些至今尚未得到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的老领导打招呼。有人对他的招呼莫名其妙，茫然无以对；有人是一怔，然后半信半疑地打量他；有人是面红耳赤，转过脸去；有人是公事公办地回他一个点点头；还有人对他的打招呼反映出一种受宠若惊的表情，然后庸俗乃至油滑地点头哈腰地连说：“祝组长，请多指导。”
几乎没有一个人友好地与正常地回答他的好意。这使他嗒然若失。
人是卑劣的么？人是不允许别人比自己的处境好太多的么？
比如早晨他去看望了赵青山，他为什么那么急于告诉赵青山王模楷的事呢？连一个与他八竿子打不着的王模楷，他也要嫉妒么？
反正王模楷的上天安门让人人气不忿，反正打从王模楷奉调回京，人人都等着他再垮台的那一天。这不是，大家都预见到了。
噢，不光是王模楷，所有的今天把这个揪出来，明天把那个打倒的消息都会令一些与他们无仇无冤的人感到快意，感到某种与紧张共生的兴奋。看到听到处境比自己好的人碰到了比自己糟糕得多的麻烦，谁个能不感到庆幸乃至解恨，至少是一种看客，一种看戏，叫做不看白不看的乐趣呢？
所以说，人民要革命。所以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说，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永远站在革命这一边，阶级敌人不过占百分之一、二、三。还有百分之二、三、四，哪里去了呢？
然而他是张志远，是他的——其实他毫不怀疑，那就是他的生身父亲。在那次谈六翅鸡以后，他试探地再次与张副书记谈起自己的母亲，他假装是谈自己的历史，他说：“妈妈告诉过我，我的爸爸是四川人，姓林，后来去了江西苏区。我姥爷那时开小店……”张志远打断了他的话。张志远谈起了最近干部群众的思想动态。然而，祝正鸿看得出来，张志远有点不安，脸红一阵白一阵，忽然喘气忽然咳嗽，说的话不流畅，停顿和节奏不对头，好像在读一篇通通用错了标点的文章。只是在谈完话，张志远紧紧握着他的手不放，深情地看着他，说：“向你妈妈问好。”他又拍一拍祝正鸿的肩膀，他几乎是搂了一下正鸿，他忽然放低了声音，问：“你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住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忙吗？”
祝正鸿不假思索地坚定地回答：“没有，我们，我是说我和我的妈妈，我们娘儿俩一切都好，我们什么困难都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
他已经后悔自己的孟浪了。什么时候？管他亲生干生爹娘做什么？“文化大革命”期间，伴领导如伴虎，岂可掉以轻心？
从此，他与张志远的联系就一下子少起来了，他的表现也没有起初那么积极了。开会表态的事找他也少了。妈妈死的事他想了想干脆不告诉张志远。过了一个星期了，丧事已经办完了，一天张志远问他：“听说你母亲去世了。”他点点头。张志远拍拍他的肩膀，说：“致以哀悼。”他的官腔使正鸿不满。没有再说话。
他依稀听说不久张志远和第一把手之间有了矛盾，而他们的矛盾只是为了一个标点符号。他们在审查写作班子的一篇大批判文章时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幸福线，胜利线。”还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幸福线，胜利线！”而争执不休。第一把手主张句号，根据是两报一刊社论里的同样句子是句号；而张志远主张惊叹号，根据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位大人物给张志远的信里，同样句子标了惊叹号。人们窃窃私语，不明白一个标点有什么大不了的，何苦争执不下？祝正鸿一声不吭，这年头还理解不了这个，恰如彭真同志批评过的：“怎么这些干部笨得像猪？”这句话最后，可以用句号，也可以用惊叹号，这本来就不是什么问题。现在，两位领导的意见不一致了，这就是问题之所在，问题就在于问题本身，就在于二位领导的意见不一，互不相让，就在于有人赞成这个领导的意见有人赞成那个领导的意见，谁是句号派，谁是惊叹号派，势如水火。还有一些傻×，莫名其妙不知就里。哈哈，这就是路线斗争！哪怕一个主张八两，当然老秤，即二百五十克；一个主张半斤，不分老秤新秤（也是五十克加二百克）；这也会成为路线斗争！
在这个微妙的时刻，他得到了张志远的指示——“你该去看看他”。他不辱“父”命地去过了。
他与赵青山谈完话，做完人情，也得出了有关判断之后，他回到办公室。进办公室后立即见到了秘书的惊恐不安的目光，秘书本来是一个低眉顺眼，远看辨不出男女来的人，今天，她的一只杏核一样红肿的眼泡鲜明地引起了他的注意。秘书通知说，马上要开干部会，有重要文件传达，秘书强调说：“听说，有事儿。”秘书一面说话一面喘气。
如果秘书说的是“事”，不儿化，那就是有工作有任务有安排不得闲之意，如果是“事儿”呢，如果把事儿化了呢？这个“事儿”里就有几分凶险之意了。
他一惊，从秘书的目光里他看到了某种灾难的预兆。他问：“嗯？”
这一声“嗯”已经足够了。他不可以再多出一个声音。
秘书说：“张……”
这一个含糊不清的“张”字，也已经够了，太多了，出了格了。张字还没有说完，她的针眼出血了，鲜红的血液与乳白色的脓汁从“杏核”里流了出来。祝正鸿惊呼了一声，他挥手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