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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离开扎拉港，继续向南航行。当天晚些时候，我们统统站在甲板上，爸爸发现远处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事物。那是一艘向南行驶的折叠舟，两个男人划着短桨。爸爸知道他们正在自找麻烦；如果他们继续朝那个方向前进，穿过了阿尔巴尼亚边界，那就可能会被当成间谍遭到逮捕和关押。另一个危险就是这条海岸有尖锐的岩石，某些就潜藏在水面下。折叠舟非常容易被刺破。
爸爸打手势让他们把小舟靠向我们的船。他们看懂了，驾着船靠过来，爸爸邀请他们上船。他发现他们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学生，正要去希腊旅行。他们认为驾折叠舟比较经济，而且很有情趣。他们对等待着自己的危险毫无概念。爸爸发现他们一点儿都不会希腊语，也不懂向南旅行需要用到的其他语言。他们告诉爸爸说，“如果你把英语说得清楚明白，那么无论在哪里都会有人听懂你的意思。”这种错误的概念从此变成了我们家里的一个保留笑话。爸爸招呼他们把折叠舟弄上阿基米德号的甲板，邀请他们顺路和我们一道去威尼斯。他们非常感谢地接受了邀请。现在，我们的乘客队伍增加到十三个了！
英国学生上船之后，我们继续向卡塔罗河口进发，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奥地利最南端的海港。夜晚，我们抛了锚，准备第二天早上去威尼斯。我盼望着见到这著名的城市。
我们朝威尼斯前进的时候遇到了暴风雨。风紧了，阿基米德号的船头聚着白色的泡沫，船身随着波涛颠簸起伏。这是我们航行中遇到的第一场暴风雨。日落的时候，我们接近了威尼斯，城市的建筑在薄雾中若隐若现。仿佛透过一层薄薄的面纱，我们看见了塔尖、拱顶和其他建筑。这种景象立刻就把我带进了仙境。
我们到达威尼斯时有点脚步虚浮却并无大碍。虽然我们做好了再次踏上坚实大地的准备，可这并不容易，因为威尼斯土地很少，街道基本上就是河道。阿基米德号躺在码头上，因为海浪的缘故松松地拴着。海浪涌向岸，它便朝码头靠近些。海浪退开去，它便也跟着漾开些。它不停地按着节奏进退摇摆。要离船上岸，你必须从甲板的边沿径直跨到码头上。你一定得判断好恰当的时机，在船漾开码头前跨出去。
我低下头，看得见水面。这水一点儿也不像阿尔卑斯山中的湖泊，却如同一个垃圾沟一般，到处是瓜皮果壳之类被随手抛弃在那里的东西。轮到我从船上跳到岸上了，可就慢了那么一秒钟，当然，我没能站在码头上，却落到了垃圾沟里！我发现自己落在船身和码头岸墙的深处。漂亮的礼服和鞋子被气味难闻的脏水浸湿了，我不能这副样子上岸。船员把我拉上来，我得换过衣饰，重新跳到码头上去。这一次，我成功了！
在威尼斯，无论你去那儿都要乘凤尾船。舟子站在后面，用一支长桨摇着，很有技巧地把握着小船。他知道每一条运河。他为威尼斯而自豪，当起本城的代表，讲述它的历史。
在威尼斯观光真的很有价值。我迷上了那些真正站在水中的独特建筑。我们看到了著名的圣马可大教堂，在教堂前面的广场上喂了鸽子。广场的四周围绕着各式各样的小店，招引观光客去购买一两件纪念品。穆拉诺岛上的玻璃工厂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我眼看着工人采用已有千百年悠久历史的古老方法把玻璃吹了起来。
暮色刚刚降临，城市的模样就变了。运河上出现了一道道光线。你可以听到音乐，凤尾船上的舟子在呼朋引伴。你会忘记瓜皮果壳，忘记污秽的河水。你能感受到的只有那种弥漫着整个傍晚时分的神秘意境。那时候的威尼斯成了一个充满着歌声、浪漫和诗意的地方。
观光结束，我们和英格兰来的朋友们分手，最后一次登上了阿基米德号。学生们从英格兰给我们寄过一封美好的感谢信。我们在的里雅斯特和船员们道了别，乘坐火车去普拉，露营的装备已经在当地的货运站等着我们了。剩下的暑假过得飞快。我们在韦鲁达岛上露营了几个礼拜，然后带着许多终生不会忘怀的美好回忆回到了艾根家中。
我们回到家和两个小不点儿团聚，雇了两个老师和一个保姆，有足够的时间为当年九月的扎拉之行做准备，我们要回到爸爸租下的那所白色的房子过冬。在这里，我要引用妹妹玛丽亚详细记下的一段经历。下面这次历险发生在1932年12月间：
那艘名叫阿尔巴玛丽丝的小游艇是连同扎拉的那所房子一道租来的。游艇上只能睡四个人，所以爸爸把我们分了组，分别带我们出海。我被选上和爸爸、母亲和马丁娜一组。我们下午离家，到达一处美丽的海湾过夜。马丁娜那时十一岁，给当地的景色画了速写。第二天一早，我们起锚升帆，期待着新的一天带给我们收获。没过多久，一艘南斯拉夫巡逻船发现我们，驶了过来。巡逻船开到阿尔巴玛丽丝旁边，南斯拉夫巡逻官上船要我们出示护照。他们还问了许多问题。那时候，扎拉是为南斯拉夫领土包围的意大利自由港，周围的海域一部分是意大利的，另一部分是南斯拉夫领海。我们已经进入了南斯拉夫海域，所以这些军官有权对我们进行检查。当军官们听我们说德语的时候，变得非常友好。可是，他们一看到我们的意大利护照就立刻变了口气。
第四章与爸爸一起历险（2）
爸爸是的里雅斯特人，那里一战前属于奥地利，后来就割让给了意大利，所以我们家某天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意大利公民！南斯拉夫巡逻人员认为爸爸是用家庭做伪装的间谍分子。他们看见了照相机，想知道是不是已经拍过照片了。爸爸回答说“没有”。巡逻人员打开相机，察看爸爸有没有说实话。他们虽然很满意没有拍过任何照片，可马丁娜的速写却引起了怀疑。因此他们决定我们一家得跟他们去总站一趟，那就坐落在扎拉对面的一座小岛上。
两个佩着刺刀的士兵接到命令上船，带马丁娜、母亲、爸爸和我去村里的船坞，巡逻站就设在那里。为了表明我们并不害怕，母亲、马丁娜和我唱起了歌，可马上就被告知要安静，因为村长去世了。船上，两个带刺刀的士兵看守着我们昏昏欲睡的一家人，防止我们逃跑。第二天早晨，我们统统被带到巡逻总站。爸爸被叫去，跟士兵们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带他去了哪里。
母亲鼓起所有的勇气，用她知道的一点点意大利语说服一个士兵带她去爸爸待的地方。后来，母亲告诉我们发生的事情。军官跟母亲讨论了很久，于是披上斗篷，戴上白手套，想把她锁在房间里。可母亲飞快地用脚抵在门和门框中间让他关不了门。接着，她做出仿佛非常惊恐的模样，唤起了他天生的保护欲。最后，他带她去了监狱，她看到了什么呢？爸爸正平静地和唯一的同狱犯人玩纸牌——那可是个杀人犯啊！
最后，爸爸放出来了，巡逻军官带着他回到阿尔巴玛丽丝上。见到他真是太高兴了！可是，这场磨难还没完。南斯拉夫军官们要爸爸回巡逻站签一张纸。这肯定是个幌子，爸爸叫他们把纸拿到船上来。他们竟然奇迹般地拿来了！我们这才被允许离开。我是船上的机械工，想用曲柄发动引擎，可就是发动不起来。我试了一次有一次。试了几次之后，它终于发动起来，我们离开了港口。那个引擎出问题的秘密后来弄清楚了；原来是爸爸安装了新的滤器，可忘了给它们穿孔，好让汽油流过去。我们终于把它一点一点弄通了。当然，这时候，留守扎拉房子的另一半家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玛丽亚的记述就到这里为止。
正当爸爸、母亲、玛丽亚和马丁娜遇到南斯拉夫边境巡逻人员的时候，我待在房子里，和海德薇格、约翰娜、鲁珀特、沃纳、罗斯玛丽、洛丽、保姆和两个老师在一起。那天是圣诞夜，我正在烤小饼干。此前，我们用唱片机放起了圣诞颂歌。时间一点点过去，爸爸和他的船员并没有如期回来，我们担心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开始为他们的平安祈祷。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最后，我们看见了远处的阿尔巴玛丽丝，大大地舒了一口气。
他们回到屋里，我们听到了让人毛骨悚然的整个故事。接着，我们唱起了《今日感谢上帝》。经过这一番兴奋之后，我们一起过了一个精彩的圣诞节，并在扎拉的房子里一直住到四月份，然后回到艾根。我们在艾根家里没呆多久。爸爸很快又有了另一次历险的想法。
在萨尔茨堡，一年一度的夏季音乐节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音乐爱好者和表演者。每年七八月间，热衷音乐的人们流入这座城市，足足两个月，所有的旅馆和客房都塞得满满当当。一些旅游者寻觅出租的大房子，既可以居住又方便招待客人。我们艾根的房子就在萨尔茨堡城外，正好满足这种用途。
1933年夏天，爸爸决定把房子连同佣人一起租给音乐节的客人。我们的租客竟然是美国惠好木材公司的老板。那么，我们家到哪里去呢？那时候正是欧洲的和平时期。全家一起去韦鲁达岛露营的想法深深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