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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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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引述,是毛泽东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分别会见印度外宾、西藏宗教领袖达赖、班禅时的谈话。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确实读过一些佛教经典。1959年10月1日同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中南海颐年堂谈话时,他便径直说过:“佛经我读过一些,”还说,“你在美国(访问时)常常提起《圣经》,我也想读读《圣经》,但一直没有时间。”据工作人员回忆,后来,毛泽东是抽出时间,读了基督教的《圣经》的。
  其实,毛泽东从早年开始,就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1936年,他曾对斯诺说:“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9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直到有一天,他父亲外出收帐,路遇一只老虎,脱险后觉得是得罪了神佛,才“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小时候,毛泽东也是把信不信佛当作很重要的事情的。当然,他接触的只是作为民间信仰仪式的初浅的佛教知识。有意思的是,在父亲开始信佛以后,毛泽东说:“我越来越不信佛。”
  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也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并在文章中有所运用。如1917年4月的《体育之研究》一文里,便说“释氏(按:释迦牟尼)务求寂静”,又说:“释迦往来传道,死年亦高。邪苏(按:耶稣)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按: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在稍后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写的批语中,毛泽东还用佛教术语“差别相”来说明宇宙世界和人类生活的千差万别。佛经《大乘义章三本》说:“诸法体状,谓之为相”。差别相即有高下深浅分别的相状。
  值得一提的是,1917年署假斯间,毛泽东和好友萧子升从长沙出发,到好几个县的农村里“游学”。行至宁乡县沩山密印寺时,他们特意拜访了老方丈,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向方丈请教一些佛经问题。据萧子升后来在《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一书里记叙,方丈定要留他们在寺里盘桓几日,告诉他们,那些挂单和尚,云游四方,谈经论道,对弘扬佛法很有好处。
  毛泽东和萧子升在这寺庙里住了两天,由和尚引导在各处参观,了解了寺院的组织和憎人的生活。他们还向方丈询问了全国佛教的概况,以及佛经出版的情况,上海、南京和杭州是佛教经籍出版的中心。像沩山寺这样的讲经中心,全国至少有100处,如果算上规模较小的,大约有千处左右。
  告别的时候,他们表示,还想访问一些大寺院,希望方丈写几封介绍信。方丈说:那是不必的,你们不需要任何介绍信,因为无论走到哪个庙里,你们都会受到像在这里同样的欢迎。
  从沩山下来,他们就向安化县走去。路上在茶馆歇脚,准备写日记时,两人又议论起佛教与人生哲学问题,以及历代帝王同宗教的关系。认为唐代最是典型:皇帝尊孔子为“王”,从此全国各州府县一律修建孔庙;皇帝姓李,又尊老子为道教始祖,开始建立道观;外来佛教也受到欢迎,于是寺院遍及全国。儒、释、道都为官方所尊,和谐共处。到西方取经的玄奖也是唐朝人。他们认为孔子、老子都是哲学家,而非教主,这还是由于中国人的现实主义性格,只希望借宗教以指引生活,而不致发展到狂热地步。毛泽东说: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对宗教也不过于执著,不像西方那样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此外,儒家思想远比佛道二教影响为大,几千年历久不衰,帝王利用,考试取士,以此规范社会人际关系等等。两人都认为这都值得大加研究。
  建国后,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等。
  或许正因为人们知道毛泽东注意阅读佛教经典,对佛学知识感兴趣,在建国初,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地中央常委的陈铭枢,将自己积年潜心写作的《论佛法书》,寄呈毛泽东。毛泽东于1950年6月12日特复一信:真如先生:
  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存放甚久,迟复为歉。敬颂健吉毛泽东六月十二日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同达赖、斑禅讨论佛教,无疑是立足于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就西藏来说,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真正懂佛学的知识分子,光搞政治不行。1961年1月22日同班禅又有一次谈话,他说:“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同时你看是不是他们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佛学不可不学,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弄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4年,专门拿两年研究佛学。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还是不行的。”
  接着,毛泽东颇有兴趣地同班禅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毛泽东:“西藏是大乘,还是小乘?”
  班禅:“我们学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础,也懂得小乘。”
  毛泽东:“释迦牟尼讲的是大乘吗?”
  班禅:“释加牟尼讲经分3个时期,早期和晚期讲小乘,中期讲大乘。”
  毛泽东:“《莲花经》和《金刚经》在藏文的经典中都有吗?释迦牟尼著的经典比孔夫子的书还多吧?”
  班禅:“西藏有《金刚经》,是从梵文译成藏文的,释迦牟尼的经书很多。”
  毛泽东:“《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有机会你给我讲讲吧!”
  在1961年1月22日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很值得一看”的《金刚经》,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早由后秦鸠摩罗什(344—413)于弘始四年(402)译出。鸠摩罗什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于后秦弘始三年(401)来长安后,和弟子一道译了大量佛教经典。所译《金刚经》,是由佛的弟子阿难记述释迦牟尼世尊与须普提的谈话、问答。该经以一实相之理为体,以无住为宗,以断疑为相,以大乘为教相。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皆空幻不实,故不必留恋执著。历来弘传甚盛,特别为慧能以后的禅宗所重。
  前面引述的一段原文,据张文修、邸崇仁编著的《金刚经》读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解释,大意是:释迦牟尼认为,妄想之心(错误认识)的产生,在于执著于现象的差异,菩萨们如果要降伏自我的妄想之心,必须认识到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虚妄不实的,如果菩萨心中还有自我、他人、众生、长寿者的相状,那么他就不是一位真正的菩萨,只有不着于相,才能降伏妄想之心。为了说明这个观点,释迦年尼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宇宙中的一切生命(众生),无论它是卵生的(如鸟类),还是胎生的(如哺乳动物)、湿生的(蚊蝇、水族)、化生的(鬼神);无论它是有形相的,还是无形相的;无论它是有烦恼思想的,还是无烦恼思想的,还是超越于有想无想、自在自如的生灵,释迦牟尼都能解脱它们,使它们进入无奈涅槃而成佛,但并没有任何众生被度脱,这是为什么呢?是释迦牟尼没有这个能力么?不,因为众生不过是一种虚幻的现象而已,众生本来就是佛,所以解脱众生这件事也是虚幻的。
  《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主要发挥辗转一心,深入法界,无尽缘起的理论与普贤行愿的实践相一致的思想。它所提出的十方成佛和成佛必须经过种种十法阶次等思想,对大乘佛教理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最早由东晋佛陀跋陀罗译成汉文。在隋唐弘传极盛,出现了专弘《华严经》教观的华严宗。
  毛泽东读佛经,对它的引申发挥,重在普渡众生、解民痛苦这一面。为此,他很推崇释迦牟尼不当王子,去创立佛教的举动,认为他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他还把佛经分为“上层的”和“劳动人民的”两种,提出《六祖坛经》就属于后一种。这算是他立足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感立场的一家之言吧!这个观点,在毛泽东青年时代即有隐显。他当时熟读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这两部书吸收了佛教学说的许多思想,强调君子仁人、英雄豪杰当以慈悲之心解除现世众生的种种苦难。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因此,“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这大概就是他在1955年3月8目的谈话中,说出佛教徒与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在认识论上的一条伏线吧!
  毛泽东读佛经,也是当作群众工作问题来对待的。在1961年1月同班禅的谈话中,他说: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这个观点,毛泽东申明过多次,断非因谈话对象是宗教领袖而即兴发的议论。在会见外国一些共产党人时,他经常谈到这个问题。
  例如,50年代,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共产党领袖访华时,对毛泽东谈到不愿到清真寺去,毛泽东当即说:既然人民群众还去教堂。为了接近、团结群众,我们也应该进教堂。我们可以发表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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