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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史，有一个基本观点，是贯穿始终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很多古书里，历代农民起义运动及其领袖人物，大都被当作“贼”、“匪”、“盗”、“寇”，任加贬斥。但毛泽东则给他们以很高的历史地位。毛泽东读中国史书，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包括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陈胜、吴广、张角、张鲁、王仙芝、黄巢直到李自成等的传记，他是常要看的。而且还看得很细。如在《旧唐书·黄巢传》后，毛泽东特意画了一张黄巢行军路线图。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可以说，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这个观点始终是他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我们可以举早、中、晚三个例子来说明。
1926年5月19月，毛泽东主持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据保存下来的当时学员的听课笔记，毛泽东是这样来分析中国历朝的兴衰发展的：秦朝末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纯粹是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兵讨始皇，结果汉高祖胜，项羽等失败。高祖虽为地主阶级，但他胜利的原因在于，初入秦时，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得一般人之信仰，故秦人大悦。项羽入关，粗恶无比，不得一般人之信仰，又一至咸阳便大焚秦之故宫，遂大失地主阶级之信仰，此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是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样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时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唯其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已，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唐末黄巢起兵，所向皆克，由于不代表地主阶级利益，被地主们宣传为强盗、无恶不作，遂失败了。宋代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农民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至失败。元末，朱元璋是一和尚，平时睡着了常作“天子”字形，郭子兴见而奇之，收为部下，后代郭子兴而起。初能代表农民利益，以后递变为代表地主的利益了，故能贵为天子
毛泽东此时的认识和想法，还不像以后那样明确和深刻，表述上也还有逻辑不甚清晰的缺陷，但这毕竟是他直接用阶级分析法评说中国历史兴衰的较早实例，或者说是他的阶级斗争（其间又主要表现为农民起义）历史观的较旱表达。他当时的基本认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根本上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只不过是地主阶级的表征。历朝皇权的更替，都是地主阶级分裂的结果。历史上以农民起义为代表的进步的历史力量，或某一地主阶级集团在某一时期具有进步性，根本上是因为代表着农民利益的，所以，总是归于失败。
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把他的上述历史观表达得更为明确，而且更有理论深度。他说：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我们在前面引述的1964年写的《贺新郎·读史》，可以说是毛泽东晚年对自己的历史观的鲜明的表达。他以诗论史，思路清晰，把他读《二十四史》所引发的感受表达出来，意味深长地体现了他的基于被压迫者立场上的“阶级斗争——奴隶革命”的历史观。上半阔以“彼此弯弓月”一笔荡过“几千寒热”的历史风云，即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下半阀则以革命家的立场，鲜明提出，一部《二十四史》，毕竟必须从“盗跖庄”说起，必须从奴隶们“奋起挥黄钺”说起。
《二十四史》，主要记载“帝王将相”的历史。毛泽东晚年，对帝王将相是越来越反感。但这并不影响他读这套史书的兴趣。1966年8月28日，在接见当时的《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时，谈到红卫乓抄家，把古书都烧光了，毛泽东说：我家里也有一部《二十四史》，帝王将相的书。不读《二十四史》，怎么知道帝王将相是坏的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读史已经成为毛泽东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生命活动的一部分，须吏不可或缺。相对来说，尽管二十四史被人诟病为“帝王将相家谱”，毛泽东越读越有同感，但他对今人编的历史书的兴趣却远没有这么大，也可以说，毛泽东对“古人曰”的着迷程度，要远远超过“今人说”。现代人尽管眼界提高了，手段与工具发达了，但治史的本领似乎并没有超过古人。这部分他说明了毛泽东为什么愈斥其非却愈迷其书的缘故。
2。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读《二十四史》）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
——摘自毛泽东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06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除了用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来读《二十四史》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结合现实、立足现实实践的需要来读，借古喻今，借史明理。是读活《二十四史》的重要表现。毛泽东读史，向不为史累，平常常是顺手拈来一些史实，以说明当前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印证和评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给人们提供一些思路。详细情况，我们在以下条目中具体叙述·这里，我们仅举苦干例子，大致领略一下毛泽东借古喻今，借史明理的情况。
1938年，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在统一战线内部，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同广大的主张抗日的各阶层民众之间，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仍有分歧。这时，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谈到当时整个中国的形势时，他说：中国历朝以来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正当的，另一条是不正当的。如果朝廷里是贤明皇帝，所谓“明君”，那就会是忠臣当朝，这就是正当的，用人在贤；昏君，必有奸臣当朝，是不正当的，用人在亲，狐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宋朝徽、钦二帝，秦桧当朝，害死岳飞，弄得山河破裂。历来有这两条路线。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我们要讲正派路线，反对历朝的不正当路线，一句话，就是老老实实，用老老实实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1959年8月1日，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批评有些人在工作中的一些重要决策不向上级请示汇报时，毛泽东说，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相隔太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马援打常德五蛮、水苗，年老了，一定要打，害了病，毫无办法，少数民族厉害得很。汉兵无纪律，内部矛盾，将领之间，硬无办法，只好妥协。用皇帝诏书宣抚，讲和，赦免。洛阳太远，假传圣旨。这种事可作，所谓矫诏。对此，历史学家有各种评论，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没有可能请示时，可以矫诏，用上级命令的名义。毛泽东举马援“矫诏”的例子是要说明：在封建时代，由于交通和通讯不便．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可以的，但现在有无线电、电话、汽车，应该随时请示。况且，各人都用此理论，那怎么办？
1964年11月26日，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毛泽东谈到要统一领导，接着说：历史上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广东，杨秀清说他回到天国了。洪秀全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其实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但洪秀全是创教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
毛泽东对朱元璋起事过程中提出的“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策略，很是注重。1953年2月在南京游紫金山时，陪同的陈毅讲了当地关于朱元璋的一些传说故事，毛泽东接着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