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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后，为了阐述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毛泽东给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老将黄忠大败夏候渊的故事：黄忠本来年老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表示：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讲到“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举了中国古代6个有名的战例，其中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这3次战役，都是《三国演义》中用浓墨重彩着力渲染过的，分别见《三国演义》第30回、第49回、第84回。
在《三国演义》塑造的人物中，毛泽东推崇的是诸葛亮和曹操。他俩在军事战略上都是一流的。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期间，一天晚上，毛泽东请胡乔木、郭沫若及十来名工作人员一道吃饭时，也有议论。他说：我们论三国，替古人担忧吧。随即与郭沫若纵谈三国历史，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猇亭之战，讲了诸多战例。你一段，我一段，夹叙夹议，谈到热烈处，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
李越然回答不出。毛泽东接着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又说：古时候打仗没有火箭和原子弹，刀枪剑戟打了起来，死人也不见得少。汉桓帝时有多少人口？
郭沫若随口应道：晋书地理志作五千六百万。
毛泽东说，现在还统计不全，到处有不入户人口，那时就能统计全？估计算是五千六百万。到了三国混战还剩多少人口？
郭沫若回答：史书载，黄河流域‘户口骤减，十不存一’。三国合计，人口大约六七百万。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毛泽东引王粲《七哀诗》后说：曹操回原籍，“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死了多少人？比比么，三国又死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
毛泽东深深叹息，继续说：现在有人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把人害苦了。战争还要带来饥荒、瘟疫、抢掠，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这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
最后，毛泽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至少要读它三遍。
60年代初，毛泽东的案头有一套《三国演义》的连环画册。毛泽东是认真读了的。他对卫士说：小人书不简单哪，言简意眩，道理也一目了然。他还给尹荆山讲赤壁大战，讲夷陵之战，说孙、刘联合一把火烧了曹操，烧出了一个三国鼎立。还说刘备犯了错误，被火烧连营死在白帝城。诸葛亮安居平五路，稳定了蜀国形势。
毛泽东注意《三国演义》中关于战争的描写，也体现了他的战争观。一方面看到战争的残酷性，对人口，对经济的破坏；另一方面认为，防止和反对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不要怕它。
毛泽东提出，读《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还要看组织，举的例子是刘备集团取西川、入成都后，同当地文官武将一道建立蜀国的事例。他用这个故事说明外来干部一定要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此外，毛泽东在讲话和文章中，还时常引用《三国演义》中的其他事例来说明正确处理干部人事关系的道理。
1957年，他在上海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在小说里，诸葛亮可以未卜先知，呼风唤雨。毛即以此为例，说明即使是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有其局限性。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有意思的是，孙中山在他的《三民主义》里也用诸葛亮作过比喻。他以为，应该是诸葛亮似的有才能的人组织政府，算是人民的公仆；而享有民主权利的人民大众，却不是比做刘备，而是比做平庸无能、听凭诸葛亮摆布的阿斗。一个把群众看作孔明，一个则把群众看作阿斗，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差异。
1959年7月初刚上庐山时，毛泽东心情舒畅，在同周小舟和李锐几个人谈话，谈到“大跃进”高指标出现的问题时，毛泽东讲，有些问题不能全怪下面，怪各个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那样抱怨，曹营的事难办得很哪！引得大家都大笑起来，他本人也大笑起来。蒋干是曹操的一个谋士，与东吴水军都督周瑜曾是同窗学友。在赤壁大战前夕，过江到周瑜军营中打探虚实，周瑜利用反间计，假造书信让蒋干窃得，使曹操误杀两员得力的水军大将。蒋干还以为给曹操陈去心腹之患，正欲讨功请赏，却被曹操大骂一顿。所以他说：“曹营的事难办得很哪！”
59。罗贯中为什么以蜀汉为正统（读罗贯中《三国演义》）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甫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
——摘自林克《忆毛主席学英语》（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三国鼎立，以谁为正统，即尊曹还是尊刘，是评论三国历史必然遇到的问题。陈寿的《三国志》，魏志30卷，蜀志15卷，吴志20卷，重笔在曹魏。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基本思想则是“拥刘抑曹”，把蜀汉当作全书矛盾的主导方面，把刘、关、张、诸葛亮当作小说的中心人物。全书120回，其中自桃园结义至诸葛亮死于五丈原这51年间的事，就占了104回，以后46物的故事的。这是从篇幅上看。从形象塑造来看，书中曹、刘对比的描写，给人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刘备以宽仁待民，曹操以残暴害民；刘备待士以诚心和义气，曹操则全用权术和机诈；刘备忠心扶汉，不得已而自立，曹操则挟天子以令诸侯，剪除异己等等。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很注意罗贯中的这个倾向。在1957年4月10日的一次谈话中，他就说过，小说上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他对曹操的评价是很高的，认为他是代表进步一方的，而刘备所要扶持后来又继承了的汉则是没落的。显然，毛泽东对曹、刘的评价不同于罗贯中。
1959年3月，报刊上开始讨论为曹操翻案的问题。前面引的那段话，是他这个时候对工作人员林克讲的。他说到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所谓司马迁的传统，是指司马迁把“嵇其成败兴亡之理”作为他写《史记》的原则，在历史发展中，比较注意下层人民的作用，因而敢于为秦未起义领袖陈胜、吴广立传，并置于“世家”休例中，放在《孔子世家》之后，汉代诸世家之前，这实际上就承认了陈胜、吴广的历史地位。同时，书中还写了不少侠客、商贾之流。到“独尊儒术”之后，皇权神授的观念牢固起来。就三国史本身的史学传统来看，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尊魏为正统，到东晋偏安江左以后，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就改蜀汉为正统。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沿陈寿先例，尊魏为正统，到南宋偏安以后，朱熹作《通鉴纲目》，又一反司马光的看法，仍尊蜀汉为正统。清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说：“陈氏生于西晋，司马氏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由
此看来，拥刘反曹思想之流行，确有为偏安的汉族王朝争正统地位的历史思想背景。所以，毛泽东说罗贯中是继承朱嘉的传统，进而指出，罗贯中所处的明代，北方边患很重，这是他尊蜀汉为正统的历史背景。这也算是知人论世吧。
就在报上讨论为曹操翻案的时候，吴祖缃于1959年4月9日、15日、23日、5月13日在《北京晚报》上连载《关于〈三国演义〉》，毛泽东读到4月23日《北京晚报》连载的《关于〈三国演义〉（三），便写信告诉秘书林克：“请你替我找《关于〈三国演义〉》的（一）（二）两节，我想看一看。”该文主要就《三国演义》来谈历史和文艺的关系。文章认为，《三国演义》以“拥刘反曹”为基本倾向，不能表面地认为只是反映统治者内部的矛盾，这只是小说的历史方面的内容。从文艺角度来讲，它实际上反映了封建时代广大被压迫的人民和统治阶级的矛盾，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和爱国思想。要把这两方面区别开来，不能因为它“拥刘反曹”的正统的历史观，就否定它的民主思想。毛泽东关注这篇文章，自与他当时对《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正统的历史观的认识有关。
毛泽东尊曹，是因为曹操的历史功业。因此，他经常劝人不要相信小说演义上对曹操的形象的描写。1927年，鲁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