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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随即并入第一师范）后。对他影响较大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和奉为楷模的修身课教员杨昌济，都是服膺曾国藩的。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中，提到毛泽东这个得意门生，以为他出自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国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基于这些影响，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很下过一番工夫读曾国藩的著作。后人辑曾所著之诗、文、奏章、批牍、书信、日记等，编为《曾文正公全集》，其中的《家书》、《日记》有各种版本流行于民间。对这两本书，毛泽东是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凡一千多封，内容极为广泛，大到经邦纬国，进德为宦，朝政军务，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计，人际琐事，养生之道，事无巨细，无不涉及。毛泽东当年读过的《家书》，系光绪年间传忠书局的木刻本，现韶山纪念馆尚收藏有该书的第四、六、七、九卷，每卷的扉页上都有毛泽东手书的“咏芝珍藏”。曾国藩虽然将封建的纲常名教视为“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至高本体地位，以儒教卫道者自居，但他确善于将性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贯通。其伦理思想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讲究人生理想，精神境界，以及道德修养与自我完善的一些具体做法，如反省内求，日新又新，磨砺意志，勤俭刻苦，力戒虚骄，以恒为本，等等。
曾国藩家书及日记中的一些见解观点，可以在《讲堂录》中看到，除我们在前面引述的外，还有一些，例如：
“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曰起而有功。”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遮尔摧沮。”
“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要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此时须将劾官相之案，圣眷之隆替，言路之弹劾一概不管。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练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茶然自馁也。”
凡此等等，毛泽东显然是把它们当作格言抄记下来，用以激励自己治学、修身。有的是摘其重要句子，有的是概括大意，有的是自己的发挥，也有的是一字不差的原文摘录。这反映了毛泽东的读书习惯，也可能是记录老师的讲述，或者是自己凭记忆所写。
除曾氏《家书》和《日记》外，《讲堂录》还记有曾氏其他著述。例如：“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朱子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蓄，则终不得矣。”这段话，便出自曾国藩《杂著·笔记二十七则》中《克勤小物》条。原文是：“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丈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钵一两之所累也。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为学须株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
除1913年的《讲堂录》外，在毛泽东的早期文稿中，也时常出现有关曾国藩的文字。例如：
1915年8月致萧子升信：“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惟口兴戎，纳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这里把曾氏列入圣哲之位，推崇讷言敏行的修养之遁。
毛泽东第一篇用铅字发表的论文，是1917年4月《新青年》杂志第三卷二号上的《体育与研究》。其中说：“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顾古人言者亦不少矣，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册书，冥心务泛，终难得益。盖此事不重言谈，童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看来，毛泽东在锻炼身体方面，也有师法曾国藩之处。
1920年6月23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鸣乎湖南！鬻熊开国，稍后其封。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个）一蹶不振。”在这里，把曾国藩、左宗棠和黄兴、蔡锷并列为湖南近代史上值得后人效法的楷模人物。
青年毛泽东为什么推崇曾国藩，或者说曾国藩对青年毛泽东有哪些影响呢？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他1844年在北京翰林院时，就拜倒在唐鉴、倭仁门下，深受宋明理学的熏陶，并博得清延赏识。但是，单单讲求修身养性的“内圣”之道，无以实现他“治国”“平天下”的夙愿。因此，他也认真研读过顾炎武的著作和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颇留心于当世之务。当时汉学与宋学互争雄长，曾国藩力图加以调和。他说：“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虚；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札经，考核于二千三百年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读乱，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曾文正公书礼·复夏■甫》）曾国藩强调汉学的实事求是与宋学的即物穷理是互相贯通的。其要旨在于吸取汉学的求实精神。来挽救宋学的空疏浮泛，并开辟一条通向“经世致用”的桥梁。于是，他还进一步提出：“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从义理之学中又划分出经济之学为独立门类。这就在宋儒的心性之术中融进了经邦济国的现实目的。他镇压太平天国最厉害的一手，就是“倡学攻心”和严谨的整军治政相结合。
总之，在青年毛泽东看来，曾国藩是既有内圣之道，又收外王之效的人物，也就是既传教又办事的人物，所以，在《讲堂录》里，毛泽东对曾国藩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中淹》，后如孔孟朱（熹）陆（九洲）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主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所谓办事，是指建立事功；所谓传教，是指建立和传播思想学说以影响当代和后世。毛泽东认为，正如在宋朝范仲淹要高过韩琦一样，在清代曾国藩要高过左宗棠；范和曾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就是说不仅建立了事功，而且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
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人物，与他的治学之道颇有关系。毛泽东也很注意这一点。
曹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说：“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鹜，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文末说：“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诅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32人依次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扯佑、马端临、顾亭林、秦慧田、姚鼐、王念孙。程包括程氏兄弟，实为33人。其中文才与圣德并列，也是他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在《圣哲画像记》中，四人一组，于义理。词章、考据方面，德行、政事、经世方面，以及言语、文学等方面，对他们都分别有所论述。曾国藩讲究“择书”说，是以《圣哲画像记》为读书指导，以“本根”之书为主，取得既约且博之效。其中谈到的33人，有好些在《讲堂录》中出现了。看来毛泽东是在这一提示下，认真注意了这些人的事迹、功业和文章。
曾国藩以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得大本大源，则心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毛泽东在1917年8月32日致黎锦熙的信中，着重阑述了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