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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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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则说:“余《祝彭尚书寿》诗,‘七虞’内误用‘余’字,意欲改之,后考唐人律诗,通韵极多,因而中止。刘长卿《登思禅寺》五律,‘东’韵也,而用‘松’字。杜少陵《崔氏东山草堂》七律,‘真’
  韵也,而用‘芹’字。苏颂《出塞》五律,‘微’韵也,而用‘麾’字。明皇《饯王朘巡边》长律,‘鱼’韵也,而用‘符’字。李义山属对最工,而押韵颇宽,如‘东、冬’、‘萧、肴’之类,律诗中竟时时通用。唐人不以为嫌也。”这些议论音韵的地方,毛泽东都加着圈、点或画着着重线。
  《随园诗话》里还有一些涉及楹联的内容,毛泽东都注意到并认真圈画了。卷一有一则说:“‘学然后知不足’。可见知足者,皆不学之人,无怪其夜郎自大也。鄂公题甘露寺云:‘到此已穷千里目,谁知才上一层楼’。方子云偶成云:‘目中自谓空千古;海外谁知有九州’。”毛泽东在这段话下画了着重线。《随园诗话》卷一中,有一则说:有人征求戏台的对联。一人集唐诗句:“此曲只应天上有;斯人莫道世间无”。一人集宋诗句:“古往今来只如此;淡妆浓抹总相宜”。还有的集曲句:“把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来”。都很贴切,又很幽默。《随园诗话》卷十二,有一则说:有人和他不带眷属的朋友开玩笑,作了一幅楹联:“三间无佛殿,一个有毛僧”。另有一人,性粗豪,住的房子小,贴了一幅门联自嘲:“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毛泽东对这类楹联也圈画了不少。
  毛泽东很注意读诗话中有关诗人的经历、著作、为人处世等方面的介绍和轶闻。《西江诗话》是按人头辑录的,对其中欧阳修、陶渊明、黄庭坚、晏殊、文天祥、杨万里、洪皓、洪迈等人的段落,毛泽东有很多圈点勾画。特别是对王安石。诗话中《王安石》(《西江诗话》卷二)一文,讲到王安石的文字锤炼过程说:“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含蓄。后为郡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约取,始尽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虽工拙有定限,然必视其幼壮,虽公方其未至,亦不能力强而遽至也。”接着,作者例举王安石的诗:“含凤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说:“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读之不觉有对偶,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诗话的作者认为,像王安石这样著名的诗人,他在诗歌方面的造诣也不是一蹴而就、轻而易举所能达到的,都是要通过学习,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逐步臻于炉火纯青的。毛泽东在这一段加着圈和点;在“始尽深婉不迫之趣”旁,重笔画着曲线;天头上画着大圈;对所提到的四句诗,都加了图画。诗话中还提及王安石的一件轶事:蔡天启(按:宋元丰车间进士,徽宗时为吏部员外郎,编修国史,能诗文,工书画),曾帮助王安石降服了一匹很难驾驭的烈马,王安石赠之以诗:“身着青衫骑恶马,日行三百尚嫌迟。心源落落堪为将,却是君王未备知。”诗话中说:“士大夫盛传公以将帅之材许天启。”对这件事,毛泽东特别在书的天头上画上大的圈记。
  《西江诗话》中《晏几道》一文,作者引用黄山谷在《小山集》序言中对晏几道(1030?—1106?)的评价:“叔原因人英也。仕宦连蹇,不一傍贵人之门。论文自有休,不肯一作新进士语。费资千万,家人饥寒,而面有孺子之色。人百负之,而终不疑其欺己。至于乐府,可谓狭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毛泽东对这段话,全文作了圈点,在书的天头上,连画三个大圈。叔原是晏几道的字;《小山集》是他的著作。晏几道是宋朝著名诗人晏殊的儿子。晏殊早年显达,在宋初太平盛世时,历官要职,位至宰相。他的诗风表现了雍容典雅的贵族情趣。他的儿子晏几道,后来却贫困落魄,穷愁潦倒。他的诗
  风既有和晏殊相同的一面,又有感伤凄楚的特征。黄山谷的序言,评价了晏几道的为人,也评价了他的诗词。毛泽东的圈画,说明他对这些评价的重视。 
83。掌握音韵格律,就自由了(读《诗韵集成》、《增广诗韵全壁》、《新校正词律全书》)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旧体诗词的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我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诺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辈的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
  ——摘自舒湮《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主席》(见《文汇月刊》1986年第9期)
  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7页)
  搞文学的人,还必须懂得学习语言学,学习音韵学,不学音韵,要研究诗歌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还要学《说文解字》。
  ——摘自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见《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解析]
  作为诗人词家,毛泽东深深体会到:“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毛泽东1959年9月7日致胡乔木信)难在何处,除了内容素材的提炼以外,毛泽东特别重视的便是形式韵律。为此,他经常劝人学习和掌握韵律,而自己更是注意研究。对旧体诗在形式方面的发展演变也颇为熟悉。例如,他曾同一位诗人谈到:“中国的诗歌,从《诗经》的四言,后来发展到五言、七言,到现在的民歌,大都是七个字,四拍子,这是时代的需要。”“一种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藏克家《毛泽东与诗》)这两段概括与文学史上的说法大体相吻。
  1957年6月,毛泽东接见对词律颇有研究的冒广生时,曾相与论及待词格律问题。
  冒广生说:“诗变为词,小令衍为长调,不外增、减、摊、破四法,蜀后主孟昶的《玉楼春》(冰肌玉骨)是两首七绝,经苏轼的增字、增韵而成八十三字的《洞仙歌》。诗词贵简练含蓄。孟昶原作本意已足,东坡好事,未免文字游戏。”
  毛泽东十分风趣地说:“东坡是大家,所以论者不以蹈袭前人为非。如果是别人,后人早指出他是文抄公了。”
  冒广生继续发表他对300年来词人提倡填词必墨守四声的不同意见。他说:“拘泥太甚,则作茧自缚。写诗填词岂能桎梏性灵,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戴锁作诗囚?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那时还没词谱、词律和词韵呢。我作《四声钩沉》,即在提倡词体的解放。”
  毛泽东对这个提法很感兴趣,接着说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话。冒广生点头称道:“主席讲的是,诗词既重格律,也讲遣词雅驯,力戒粗野,能兼顾而后并美。”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表示:“冒先生的著作,我希望一读为快。”冒广生随即把自己的手稿本《疚斋词话》、《四声钩沉》、《宋曲章句》等四大册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接过后,说,“拜读。”(舒湮《一九五七年夏我又见到了毛主席》)
  在毛泽东故居的藏书中,可看到他钻研音韵留下的种种印记。藏书中,有一部上海文瑞楼石印的《诗韵集成》,一部上海鸿宝斋书局石印的《增广诗韵全壁》。这两部书中的许多页都折着书角,其中的许多字都有各种颜色笔迹画的圈记,好像书的主人不断地翻阅过,并随时都准备查找它们。《诗韵集成》的目录上,在上平声、下平声、去声,入声等四声所包含的各个韵目处,都有毛泽东用红铅笔、黑铅笔画出的圈记。内文如上平声的“一东”韵中的“东、同、中、虫、宫、雄、风”等都用笔圈出,两部书从头到尾都有这种圈记。《增广诗韵全壁》的目录后,附作者《论古韵通转》,毛泽东对此全文作了断句。
  毛泽东除音韵外,还钻研词律。藏书中有两部《新校正词律全书》,一部是清版木刻,一部是石印本。两部书都有他不少圈记。这部词律全书备列各词各休,辨正了流传中的各种谬误,收集的资料比较全,仅词牌名就有660多种,各种词牌还有多种不同的体,附有著名词人的作品为例证,注有音韵平仄。毛泽东对其中70多种词牌,80多首词加了圈画。如李白的《忆秦娥》:“萧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又如石孝友的《卜算子》:“见也如何暮,别也如何遮。别也应难见也难,今后难凭据。去也如何去,住也如何住。住也应难去也难,此际难分付。”等,都是他圈画的词。 
84。从古未有,别创一格(读梁章钜《楹联丛话》)
  [原文]
  胜地壮观,必有长联始称,然不过二三十余字而止。惟云南省城附郭大观楼,一楹帖多至一百七十余言,传诵海内。虽一纵一横,其气足以举之,究未免冗长之讥也。句云:“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债,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婉蜒,南翔镐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莲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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