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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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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的印象是很深的,并引用了其中的一些原话,更主要的是,毛泽东完全赞同鲁迅的观点,指出了艺术上的统一战线的精髓。(一)鲁迅批评那种口口声声说“联合任何派别的作家”,但又“制定了加入的限制与条件”的“宗派主义”现象;毛泽东则提出,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二)鲁迅提出,在统一战线内,“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他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更是强调其“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认为不能放弃领导权;毛泽东则提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三)在统一战线联合的文艺派别上,毛泽东径直借鲁迅的一些说法,说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浪漫主义、风花雪月或其他什么派,大家要团结抗日。此外,毛泽东还谈到“主张是不对的”艺术至上主义,也没有把它关在艺术上的统一战线的门外。
  1938年初,徐懋庸来到延安。5月下旬,即毛泽东4月28日在鲁迅艺术学院做上述讲演一个月后,毛泽东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徐懋庸讲了两个口号的论争、他给鲁迅的那封信以及鲁迅写《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一些情况。据1981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徐懋庸的《回忆录》上记载,毛泽东听完徐懋庸的叙述后,谈了六点意见:
  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
  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
  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
  (5)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6)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
  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应该说,这六点意见,对两个口号论争的评论是中肯的,也是公允的。 
95。老百姓也可以创造文学(读鲁迅《门外文谈》)
  [原文]
  文学的存在条件首先要会写字,那么,不识字的文盲群里,当然不会有文学家的了。然而作家却有的。你们不要太早的笑我,我还有话说。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述”罢,它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王官们检出它可作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了下来,此外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腊人荷马——我们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的两大史诗,也原是口吟,现存的是别人的记录。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之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一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到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
  ——摘自鲁迅《门外文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巴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吉辞又很美丽。这里存在着一个极大的不协调,就是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美丽言辞的人不能执笔写作,反之,许多能写作的人却只坐在都市的亭子间,缺乏丰富的生活经验,也不熟悉群众生动的语言。我看鲁迅先生便是研究过大众语言的。你们一定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摘自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4—125页)
  [解析]
  鲁迅的《门外文谈》,最初发表于1934年8月24日至9月10目的《申报·自由谈》,署名华圉。据作者说,这是夏天在门外乘凉同邻人聊天聊出来。其实,这是篇很有理论深度的文艺论文,在当时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影响很大。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文字、文学的起源,强调了文艺创作和发展同大众有密切联系,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
  鲁迅曾将这篇1。3万多字的文章,同他的其他有关语文改革的文章4篇,辑为《门外文谈》一书,1935年9月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说明他当时已读过鲁迅的《门外文谈》。他认为“鲁迅先生便是研究过大众语的”,还说,不识字的农民,“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这与《门外文诙》的观点,一脉相承。1966年在杭州的谈话中说,“鲁迅说,老百姓也可以创造文学”。并以《诗经》里的《国风》为例,说许多是老百姓作的,这一说法,便直接出自《门外文谈》。可见,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印象,是多么的深,并非常赞同文中的观点。
  基于“老百姓也可以创造文学”的观点,毛泽东一生对民间创作的歌谣,始终是一往情深。他在考虑新诗的发展方向时,也始终把民歌摆在重要的位置。1957年1月14日,他约见袁水拍、臧克家两位诗人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关于诗,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过去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
  毛泽东着力于从民歌中寻求新诗的发展道路,除与他对诗休形式的一般看法有关外,还根基于他的文化创造观以及对历代诗体的生成过程的认识。
  人民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创造的主体。这是毛泽东终生信奉和宣传的信念。他心目中的人民,绝不是泛指一切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把历史上的统治阶级排斥在外的,而主要是指农民和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在晚年,甚至也不包括专门从事文化创造的知识分子。就文学创造而言,他多次谈及农民大众或老百姓是生动语言的根本来源。因此,在文学创造上,大众化是他指示的一个基本方向。而所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反对党八股》)。在诗歌创作上,跟老百姓学,自然就是民歌。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这天,在人民大会堂搞了个聚会,特意邀请了劳动模范陈永贵、下乡知青典型邢燕子等。毛泽东把陈、邢二人拉到自己身旁就座,同他们谈起古代有名的诗人都不是进士出身,接着提出一个问题:“能不能不是文人当文学家?”
  从文学史的角度讲,毛泽东说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这一判断也是《门外文谈》里有的,并且有文学史根据。中国诗史上的各种体裁,也多发源于民歌,而经文人的倡导和实践乃始定型。《诗经》中的四言诗便多是民歌;屈原在南方民歌的基础上开辟骚体(多为七言);汉乐府的五言形式也是经班固的《泳史》和辛延年的《羽林郎》运用之后被文人普遍采用;在律诗定型后,又是民间先出现《杨柳枝》一类的俚曲小调,然后由文人对其音节、句型加以改造,胎息孕育成词。正是基于对诗史发展特征的这一认识,毛泽东提出“要调查研究,造成一种形式”。1958年11月郭沫若同周扬为他们编选的新民歌集《红旗歌谣》写的序言,便提出文学史上历次创作高潮都滥觞于民间文学,“任何发展都是有本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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