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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毛泽东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提出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有关小生产经常产生资产阶级，从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并要求“写文章”，“使全国知道”，就是《决议》里说的，对列宁在特定的俄国历史时期和条件下的“某些设想和认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的一个例子。
列宁在书里讲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主要原因是：十月革命胜利之初，政权不稳固，国营经济很薄弱，物资奇缺，加上富农和一些投机商同苏维埃争夺粮食等各种物资，因此，那时富农和投机商贩是站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敌对方面的。但列宁所说的小生产产生资本主义，不是指小生产的全部，而是指危害无产阶级政权生存的从事投机活动的那一部分。后来，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对正当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列宁20年代讲这个观点时的社会条件，与我国70年代的社会条件，已经大不相同了。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所谓“小生产”已经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因素。商品交换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方式。毛泽东本人在50年代未60年代初就反复谈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会产生资本主义。
这样，我们分析毛泽东1974年的这段话，就不得不放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来展开了。
当我们仔细考察毛泽东的这段在当时被舆论渲染得热热闹闹（而且由此在全国农村引发一阵阵纷纷扰扰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大动作）的“最新指示”，就会发现晚年毛泽东认识上的失误，在于没有分清小生产、工人阶级乃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界线，搞不清生活作风的浮华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所有今他担心的“不好”的倾向，都一股脑儿地算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头上。我们似乎还可以从中看出浮现在毛泽东脑海里的那片越来越浓重的阴云，林彪事件实际上宣告了他“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破产，然而他又难以正视和承认这一严酷的现实，并觉得“敌情”愈来愈严重，不仅小生产在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连工人、无产阶级也在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甚至共产党内部也在产生资产阶级，最后到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他似乎已经感到被资产阶级或准资产阶级包围了，对阶级关系的估计越来越发生错误。他不知道某些别有用的心人在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下，在全国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狂风恶浪，他一向热爱的农民兄弟手中最后的一点点鸡鸭猪羊，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一阵扫掉。多少农村生产队从此再也见不到现款。这当然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无疑，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当时他就知道了全国农村的真实情况，恐怕他心情的悲哀就远非我们今日所知晓的那个状况。
11。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读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的是：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摘自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而为当时一切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们所赞成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还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
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同样，这种“一部分”，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
——摘自毛泽东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见《毛译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8—669页）
［解析］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是斯大林在1918年为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而写的一篇论文。载于1918年11月6日和19日《真理报》第241号和第250号。斯大林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十月革命“在落后的东方各族人民和先进的西方各族人民之间建立了联系，把他们拉进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阵营”。
从这篇文章之后，斯大林曾多次发挥了关于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脱离了旧范畴，改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理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说：对这一问题“解释得最清楚明确的，是斯大林在1925年6月30日发表的同当时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争论的文章”，这篇文章“题目叫做《再论民族问题》”。斯大林在《再论民族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指出：“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还指出，“中国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义更加增大了”，并断言：“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毛泽东又说：“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的确如此，毛泽东从1925年12月1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起，就已经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基本的规定，认为中国革命是既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又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阐述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说：“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树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作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则规定了中国革命是发动广泛的农民、实行工农联盟的革命。但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所说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不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直到1940年1月，毛泽东才根据斯大林的理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集中阐述了这个问题。其基本观点包括：中国革命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中国的民主革命，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义义革命两个阶段。前者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后者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世界革命有两种：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十月革命为标志，在此以前是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在此以后是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在革命的阵线上，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12。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读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有人会向我们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列宁和“不断革命”的思想作斗争呢？
因为列宁主张“用尽”农民的革命能力，彻底利用衣民的革命毅力，以便彻底消灭沙皇制度，以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断革命”论者却不懂得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过低估计农民的革命毅力，过低估计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本领，因而妨碍了把农民从资产阶级影响下解放出来的事业，妨碍了把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事业。
因为列宁主张以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来完成革命事业，而“不断革命”论者却想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开始，他们不知道这样做就是闭眼不着像农奴制残余这样的“小事情”，就是不考虑到俄国农民这样的重大力量；他们不知道这种政策只能阻挠把农民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事业。
可见列宁和那些“不断革命”论者作斗争并不是由于不断性问题，因为列宁自己就是主张不断革命的，而是由于他们过低估计了农民这一无产阶级最大后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