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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战争目的。毛泽东对《战争论》关于战争目的问题的批判改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目的作了“战争行为目的（即军事上的目标）”和“战争的政治目的（即通过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的区分，毛泽东是采纳了这种区分的。在《论持久战》中“战争的目的”一节中，开始便说：“这里不是说战争的政治目的这里说的，是作为人类流血的政治的所谓战争，两军相杀的战争。”但克劳塞维茨把二者完全割裂开来，唯心地阐述了二者的关系。毛泽东则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唯物地阐发了战争的政治目的和根本目的的关系，并把战争目的上升到战争本质的高度来认识，揭示了战争本质的多层次性，从而提出：“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是战争的基本原则”。第二，克劳塞维茨强调消灭敌人军队是战争的最高目的，而没有把保存自己也作为战争目的来看待。他认为，在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的相互影响中，前者具有积极的目的，后者则只具有消极的目的。毛泽东则改造了克劳塞维茨把消灭敌人、军队作为战争唯一目的的思想，把战争目的规定为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两个方面，把保存自己作为重要的内容上升到了战争目的的地位，构成了战争目的自身的矛盾运动，并由此深入探讨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辩证关系。
在写完《论持久战》以后，毛泽东仍然注意阅读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
1938年9月间，毛泽东约了10来个人，在他自己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每周一次，参加的有许光达、陈伯钧、郭化若，后来又有肖劲光、肖克等将军，文化人有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在这期间的座谈会上，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的内容，何思敬因为懂德文，照着本子随译随讲。毛泽东听得很认真，拿一支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不时地记录。
以上是郭化若的回忆。
当时参加这个学习小组的莫文弊的回忆更具体，他说：
为了正确领导革命，在新的征途上胜利前进，毛泽东同志致力于理论研究工作。他到“红大”、“抗大”讲授的课程，及先后发表的许多重要的理论著作，都是他学习研究的丰硕成果。他还经常组织有关同志进行研究讨论，借以教育和推动干部学习，尤其对身边工作人员更注意。仅我参加过的就有他先后组织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和哲学问题研究会。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钟。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我（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被吸收参加了。《战争论》的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乓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5倍到10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他还用秦始皇先后派李信和王翦领兵灭楚一败一胜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参加哲学研究会的合起来不到10人（与后来延安正式成立的新哲学研究会是两回事）。每次讨论都是由哲学家艾思奇和培元等先讲，然后讨论。毛泽东同志除了插话，都是在最后讲自己的看法。议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较多。实际上是对红军在10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毛泽东同志还曾经就这个题目作过一个报告。（莫文骅：《终生难忘的怀念》，《中共党史资料》第41辑）
从这个回忆中可知，毛泽东很重视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有关集中兵力的论述。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学术界掀起了翻译和评价克氏《战争论》的高潮。1939年7月，八路军《军政杂志》第7期刊载焦敏之译《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俄文版序言》，第12期和次年第1、2两期连载了何思敬的《列宁与克劳塞维茨》；该杂志社1939年10月出版杨作材译《列宁读〈战争论〉的笔记》，1940年11月出版夏光伟译《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附录》。这个时期，《群众周刊》3卷22期、4卷9、15期连载傅大庆译“战争的重要原则”、“胜利的顶点”、“战争政治的工具”等章节。1941年8月，八路浑军政杂志社重印了瞿寿娟译《战争论》的全译本。这些文章，不能说毛泽东没有关注到，说不定他从中也会获得有益的东西。当时，正处于国内战争转变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时期。主观和客观形势的需要，迫使毛泽东深入研究和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并将学习和研究的成果及时用来指导战争的实践，是很自然的事情。据有关史料记载，蒋介石也曾专心研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但经过三年解放战争的较量，最后终于被中国共产党指挥的人民军队打败。
建国后，毛泽东也多次谈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毛泽东于1960年同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说，你读过克劳塞维茨的书，我也读过。他（指克劳塞维茨——笔者注）说，战争是政治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对此，毛泽东研究国际问题的秘书林克曾回忆说，毛泽东熟谙中外军事理论，“60年代初，他在上海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谈起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其熟悉的程度令人惊讶。同时，他还向蒙哥马利介绍了中国的孙子兵法。”毛泽东还于1975年秋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时说过：“在我看来，你是一位康德信徒，但理想主义并不好。我自己是马克思的学生，我并不看重理想主义，我对黑格尔、费尔巴哈感兴趣。克劳塞维茨曾讲过很有道理的话。”遗憾的是，施密特打断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
毛泽东在批评斯大林对资产阶级的东西采取全盘否定的错误作法时，也特别提到了《战争论》。他说，斯大林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从而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并据此“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
有些国外的学者认为，“毛泽东作为列宁主义者也是一位非常谙熟克劳塞维茨的人和其军事哲学的爱好者。”认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论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样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说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具有较大的影响。（夏征难《毛泽东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
25。军事武器的历史作用（读恩格斯《反杜林论》）
暴力还是由经济情况来决定，经济情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兴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
这种新的作战方式以散兵和步兵纵队的配合为基础，以军队区分为由各兵种组成的独立的师或军为基础，它在战术和战略方面都被拿破仑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这种作战方式之所以成为必要，首先是由于法国革命的兵士成分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作战方式还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前提：第一，格里博瓦尔设计的较轻便野炮架，它使野炮能以现在所要求的速度转移；第二，1777年法国采用的按照猎枪仿造的弯曲的枪托（以前作为枪管的延长部分的枪托是直的），它使射手能够向某一个人瞄准而不会屡击不中。如果没有这些进步，那末使用旧式武器是不能进行散兵战的。
——摘自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三节“暴力论（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那个时候，各个部落之间打仗抓了俘瞄，只知道杀掉，后来才知道可以不杀，让俘虏劳动，把俘虏当牛马使用。这就进入了奴隶社会。奴隶社会比原始并产主义社会前进了一大步，到现在只不过四千到五千年，那时是青铜时代，学会了炼铜和炼锡，用来作工具和武器。新式的战争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因为要镇压奴隶，就要建立军队。
铁器时代更晚些，在中国是秦、汉时代。用铁作箭头、刀、矛，那是了不起的事情。现在看来，那些冷武器当然很不像样子了。
热武器，能打八百公尺的步枪，只有几百车的历史。拿破仑的军队就是使用这种步枪的。恩格斯说，因为有了步枪这种武器，法国军队的组织就改变了，战斗力大大加强了。拿破仑之所以能横行欧洲，在军器上的原因，就是这个。在政治上是因为他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所以法国农民愿意跟着他打仗。这说明，历史在经济上是根据所使用的工具而分成阶段的。
——摘自毛泽东1964年2月9日接见外宾的谈话
［解析］
杜林认为，政治关系“是历史上基础的东西”，“经济的存在不过是一种作用或特殊情形”，“总是第二等的事实”，因此，“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暴力论”几节，便是批判杜林这种头足倒置的历史观点的。军事战争是最高的暴力，恩格斯恰是素养精深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