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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船未打过兵差。在那个时期，有所谓营业税、直接税、二五税等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但聚福洋行从成立到结束，从未完纳过任何一项税捐，因而避免了军阀的压榨。”
这段话涉及到两项可能的损失，一是当差，二是苛捐杂税。如何估算这两项损失的潜在数目呢？比照未挂洋旗轮船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到损失的影子。
蜀江公司成立于1915年，有一条元济号轮船。由于官府刁难，土匪堵劫，负债累累，股东们都躲了起来，只剩下出资最多的马则卿苦苦支撑。1917年，川军与滇军开战，滇军便把元济号扣下当差，半年后放归。返回重庆后，北军又扣船运送军需。北军撤出四川，元济号刚刚开始在重庆宜昌之间运营，又被宜昌的北军扣用。
无奈之中，马则卿邀请法商麦司洋行入股，投资两万两，在上海登记注册，蜀江公司改称麦公司，元济号也挂上了法国国旗，1919年回到四川。次年，川军和滇军再次开战，重庆卫戍司令王文华又把元济号扣作军用，结果法国领事出面交涉，军阀被迫放船。
当时，由于战事不断，交通断绝，元济号成了惟一安全运营的交通工具，生意红火之极。8个月之间，清偿了以往的债务，还有数千两银子的利润。这时候，以前退避的股东们又回来了，要求购回外股，从大中银行贷款2万两退还麦司洋行。麦司洋行退出后，麦公司改称大中银行航业部。不久，大中银行倒闭，作为大中银行的债权人，军阀杨森没收了元济号，改作兵船。1922年，元济号随杨森部开往宜昌，船只朽坏，不知下落，蜀江公司随之消亡。7
由此看来，洋旗是抵御军阀的保护伞，有则兴，无则亡。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四川。
据《关册贸易统计及报告》说，1920年下半年，广州发生战事，“军人纷纷封用轮船，遂令全行如患瘫痪，租金极难追讨，是以船东受亏甚大。”8
据湖南岳州口岸（岳阳）报道：“本年（1916年）贸易，有数次因军队运输扣留华商船只，大小火轮及民船全充军用，遂陷于停顿地位。中有一次，被扣之船停泊江岸，延长几及三里，为时有数星期之久。”9
1923年，广西梧州口岸报告说：“中国航务中人，因感受军队不时封船之痛苦，遂相率投挂洋旗，藉资保护。于秋季本口商务恢复之际，多数华船，已改隶英葡国籍。”10
这些报道大体可以表明，仅仅军阀扣船当差这一项，就足以造成航运公司亏损，甚至可以要公司的命。优胜劣汰，中国的旗帜被淘汰出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黄总经理说，他们挂洋旗十多年，没有向军阀缴纳过苛捐杂税，这项权利又值多少钱呢？我试图计算却算不清楚，只能抄录几段原始资料示意。
据1926年3月《东方杂志》报道：“四川自军兴以来，各种税捐，如云而起，或原有其税，从而加重；或同一税捐，重复征收；或就驻所区段，各立关卡；或藉各种名目，巧为搜括。就其取费之名称言之，有护送费、江防费、送船费、护商费、验放费、船厘、团防费、清乡费、估本费、验船费、统捐费、护农费、红十字费、落地费、临时军费、盖戳费、划子费、公票费、乐捐费、兴学费、出口税、抵岸费，其他名称，不一而足。
“就征费机关言之，有护商事务处、全川江防军征收处、百货统捐局、江防验卡水道警察、禁烟查稽处、国防征费处、保商处、印花验卡、烟酒验卡、船商所、各军护商处、黔军乐捐处等，星罗棋布，到处诈索，商人视为畏途。”11
以上抄录的税费名目共有22种，收费机构12类，而且普遍重复征收，加重征收，这已经难以计算了。更何况这些情况还随时变化，与日俱进。据1923年广西南宁口岸报告：“军队假保护之名，抽收保护费，船只每至一地，即有一地之军事长官，从事勒收。春初每船不过共缴小洋600元，讵知与日俱进，秋间竟有一船须缴3600元之多。”12
到底要收多少费，当时的商人已经算不清楚了。据广东三水口岸1923年报告：“沿江各处军队设立机关，征收商船保护费……此项征收机关，随时随地均可设置。小轮航行一次，纳费几何，不能预算，盈亏亦难逆料。……倘政局长此不变，必有仅存洋轮数只之一日也。”13
说到这里，需要补充几句，为什么挂上洋旗就可以避难消灾？我们知道，最能体现衙门和军阀作派的是这样一句反问：我就这么办了，你能怎么着我？有本事你告去！
洋人确实告。他们的政府替商人告。从各地领事交涉开始，不行就闹到中央政府外交部，实在不行就派兵打。事实上，我们的军阀蔑视任何规则和道理，他们只认打。他们知道打不过洋人，打不过洋人支持的更大的军阀，真打起来得不偿失，于是他们就很听话。
据四川万县口岸报告，1918年，四川棉纱销路渐广，驻万县的田钟谷团长忽然于10月21日下令设立捐局，根据装载棉纱的数量，向挂洋旗的轮船抽收特别军事保险费，不交者扣船。轮船被扣80余只，外国领事和海关及各商家竭力抗议无效。半个月后，英国兵舰介入，舰长直截了当地发出威胁，田团长随即放船。14
次年，我们在重庆口岸的报告中看到，田团长发明的办法在省级政府的支持下全面推广，但只对中国商人有效：“凡系华商货物，无论轮船旗船输运，一律征收。至洋商货物，暨真确洋商船只，所装之货，概不收捐，以冀免外交之困难。”15
作为环境构成的土匪
三、作为环境构成的土匪
在算洋旗账的时候，黄总经理还提到了土匪。他说：“法国人每年每月拿了我们的‘挂旗费’，也势必要出面为我们撑一下场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吉利洋行除派沙礼担任法方经理而外，船长也是由法国人来担任，每艘船上还派法国水兵五六人担任护航队。在匪风猖獗时，又有法国兵轮护送。船上不仅涂着、挂着法国旗帜，还写上‘法国商船不装士兵’，而且不许中国乘客走上轮船的三楼。我们的轮船得到这样的掩饰、庇护，所以在我们内河畅行无阻，甚至任意开辟航线。”
这回我们看到了3万两（约等于100万人民币）挂旗费换来的实在东西：五六个法国水兵组成的护航队，还有土匪猖獗时前来护航的法国兵轮。聚福洋行有三条轮船，应有十六七个法国水兵常年护航，按照现在的行情，请一个保安或保镖，每年总要花一两万人民币，动用这些法国水兵，一年的成本至少要二三十万元，价值挂旗费的1/4左右。动用兵轮自然更加昂贵，关键是买不到。普通商人动用兵轮，在中国简直就是做梦。
这里算的只是成本，没有算水兵和兵轮的效用。假如买不到这些保护，生意恐怕就无法做了。如重庆口岸1919年的报告所说：“今岁大半年，自云阳以至重庆，持械盗匪，流行甚炽，无兵士护送船只，不敢行驶其间。”16
不仅重庆如此。据1927年3月的《上海总商会月报》报道，1926年，广东内河的小轮船公司和渡船公司普遍亏损，“其原因以各江海盗横行，致河道梗塞，小汽船多被匪劫夺，往往一船被掠，则损失数万。至各江渡船，因被匪勒抽不规则费用，而商货又寥寥无几，以是皆无利可获。”17
由此看来，仅仅对付土匪这一项，挂旗费就花得值。土匪和军阀这两样东西，都是公司经营环境中的既定存在，好比农民必须设法对付的旱涝和病虫害。如今只花了一笔治虫费，居然连旱灾一并治了。
说到这里，我们也明白法国吉利洋行靠什么赚钱了。他们私下倒卖给聚福洋行的，乃是法国政府向本国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公民安全。
法国公民纳税之后，便获得了要求政府保护的权利，法国政府则有义务在世界各地保护自己的公民。这个以契约为原型的道理，保证这种契约不落空的制度，来自卢梭等人掀起的启蒙运动和随后的法国大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吉利洋行向聚福洋行出售的，也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即生活在民主宪政制度中的公民的权利。这些东西在中国格外值钱。
享用公共产品很容易搭便车。公民已经为这些产品纳过税，付过钱，要求军队和兵舰保护的时候就不必另外交费，军费已由法国的全体纳税人分摊了。正因为这样，吉利洋行只要按常规纳税，就可以享受昂贵的服务，并靠私下出售这种服务赚大钱。而法国政府则要严格把关，生怕中国人冒充他们的公民，赚法国纳税人的便宜。
从1920年到1927年，聚福洋行一直以挂旗费的方式从法国公民手里买法国政府的公共服务，因而经营顺利，资本翻了一番。1927年，法国政府察觉了他们的猫腻，声称他们的公司不合规矩，不能享受法国的保护，必须改成股份制公司，法方的股份必须占到1/3以上。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描写的场面：吉利洋行和聚福洋行签定了一份合乎规矩股份公司的章程，法国吉利洋行的股份占1/3。同时，双方又签定了一份密约，声明法方的股份是虚股，实际上仍然维持挂旗费交易。
从清末开始，欧美国家的公民就开始向中国船商出售自己的公民权利，后来竟发展为一项产业。据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1903年）《外交报》报道，“镇江所有华船，近由美日两国商人，代为经理，悬挂洋旗，以免地方官封差之累。常镇关道郭观察闻之，照会美日领事，谓该商并不买卖货物，专以兜销船旗为事，务请勒令闭歇云。”18
1905年2月7日《时报》发自镇江的报道说，美国领事葛威布，报请该国外交部批准，美国商人在华“为人挂旗之产业”，一概不予保护。19
顺便说一句，挂旗交易在航运之外的领域也不罕见。北军将领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