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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本。譬如受害者家属可以请警察出面解救人质，曹八可以请军阀出面收拾李珍，菜农也可以要求官府维持市场秩序。这样做要花时间，打官司要花钱，托人走后门还要花比较多的钱，甚至可能出现加害方和受害方争相抬价买通官府的场面。同时，受害方还有进一步遭到报复的风险，官方解决问题的效率和成功率也未必理想。人们通常会依照潜规则的标准估计官家出场的价格和出场后的态度，这种货色质次价高，但毕竟是一种替代选择，可以视为避害产品的价格竞争。受害方将选择风险和成本最低的避害方式，避害的价码由此确定。
按照中国民间惯例，牙行的佣金为成交额的3～5％，由买卖双方分担。菜农拿一车菜价的2～3％买个平安，免得被人“打翻”，显然是合算的，对抗和告状却不那么合算。而混混儿之所以满足于3％而不追求20％甚至更多，是因为3％可以叫佣金，牙子（经纪人）空手拿佣金并不犯法，20％以上却近似“买路钱”，那是土匪剪径的勾当，容易招致菜农反抗和官府镇压，风险大且难以持久。
总之，“抄手拿佣”也好，代理费也好，从受害方的角度看，都是消灾避害的费用，都是对破坏力量的赎买。从加害方的角度看，都是平地抠饼，无中生有，强横加害，挣的是破坏钱。这笔钱不是对生产要素的报酬，而是“破坏要素”参与资源分配所得的份额。土地要素的报酬叫地租，资本要素的报酬叫利息，劳动要素的报酬叫工资，破坏要素的报酬应该叫什么呢？考虑到暴力与流血的必然联系，考虑到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互换关系，我们不妨称之为“血酬”。
这个称呼与当事人的认识是一致的。在江湖黑话中，钱就被称为“血”，钱多就是“血旺”。送钱叫“上血”，每天送的陋规叫“日血”，每月送的陋规叫“月血”。4山东土匪也把绑票得来的钱称为“红钱”，借用了血的颜色。5
我还见过其他叫法。《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川北土皇帝黄清沅》一文中就出现过“混财”的说法。民国初年，黄清沅的父亲替儿子选择人生道路，想让他当袍哥，“提起脑袋耍”。当父亲的说：“人无混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后来黄清沅当了浑水袍哥（土匪），果真大发了一笔混财。“混财”，泛指打破公平交易的常规，蛮横耍混弄来的财富。这个说法有点意思，但不够一针见血，稍有粉饰之感。倘若缺了“提起脑袋耍”的气概，不流血杀人，单靠混岂能发大财？
总之，把破坏要素之所得称为“血酬”比较贴切。需要强调的是：破坏力毕竟不是生产力，血酬是第二性的东西，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所能损害的正面价值。
肉食动物之间的规矩
三、肉食动物之间的规矩
李珍发财故事的第二个亮点，他发财的第一步，就是指使路春贵砸赌局。李珍勾结好“在衙门里有人”的地保甄连发，又买通了靠一条扁担吃饭的路春贵当“肉墩子”，让他去韩家小店砸宝局，刀砍韩相林。韩家父子人单势孤，打官司又输在堂上，从而气走塘沽。李珍“挤韩夺店”成功。
如果把打曹八和打菜农比喻为肉食动物吃草食动物，那么，砸赌局的故事就有了狼吃狼或黑吃黑的性质。整个过程说来简单，背后却隐藏着深厚的传统和精巧的利害计算。
19世纪末，天津混混儿已经发展出一套争夺赌场的完善规矩。《旧天津的混混儿》6一文介绍道：
赌局抽头，可谓日进斗金，羡慕的自然大有人在。若想从中染指，也不是容易的事，必须单人独马，闯进赌局大闹一场。方式方法各有不同。有的到时横眉竖目，破口大骂，声称把赌局让给他干几天。局头见祸事到来，挺身应付，说不到三言五语，两下说翻，一声令下，打手们取出斧把便打。来者应当立时躺下卖两下子。
躺下有一定的姿势：首先插上两手，抱住后脑，胳臂肘护住太阳穴，两条腿剪子股一拧，夹好肾囊，侧身倒下。倒时拦门横倒，不得顺倒，为的是志在必打，不能让出路来替赌局留道。如果一时失神躺错，主人借此自找下梯，诬赖他安心让路，不是真挨打来的，奚落几句不打了。这一来便成僵局，来人空闹一场无法出门，结果是丢脸而已，不曾达到目的，反闹一鼻子灰。
横倒下后，仍是大骂不休，要对方打四面。其实只能打三面，打前面容易发生危险，既无深仇大恨，谁也不肯造成人命案子，那一来赌局便开不成了。
打时先打两旁，后打背面。打到分际上，局头便自喝令“擎手吧！够样儿了”。打手们立时住手，听候善后处理。另有人过来问伤者姓名、住址，用大叵罗或一扇门，铺上大红棉被，将伤者轻轻搭上，红棉被盖好，搭回去治伤养病。有礼貌的主人亲自探病，好言安慰，至此改恶面目为善面目，少不得送钱送礼。这便是天津俗语所谓“不打不相识”。伤愈后，经人说合每天由赌局赠予一两吊钱的津贴，只要有赌局一天存在，风雨无阻，分文不少，或自取或派人送到，名为“拿挂钱”，江湖切口叫“拿毛钿”。从此反成好友，那人算有了准进项，便可安然享受。如果被打的喊出哎呀二字，不但白挨—顿打，而且要受奚落，自己爬着走，也得算数。当年颇有些初出茅庐的未经考验，率尔轻举妄动，势必丢脸而回。
还有的混混儿另用一种方式：进门后不动声色，到赌案前自己用刀在腿上割下一块肉作为押注，代替押宝的赌资。有的宝官只作未见，押上时照三赔一的定例割肉赔注。这一来便不好了结，双方造成僵局。另由旁人过来，满脸赔笑婉言相劝，结果仍须给挂钱。不幸押输，宝官把肉搂走也是不好下台的。对方只好将案子一掀，作二步挑衅，少不得重新挨打。遇有识事的赌头急忙赶到笑着说：“朋友，咱不过这个耍儿。”随向手下人说：“快给朋友上药。”便有人拿过一把盐末，捂在伤口上。这时来者仍然谈笑自若，浑如不觉疼痛的模样，神色如常，少不得经人解劝，结果也可以每天拿钱。总之，不打出个起落，是不成的。及至言归于好，反成莫逆之交，便是俗语说的“好汉爱好汉”了。
至于集体的搅局，必须带领一群，扬言整个接收。赌局中素有防备，双方便是一场恶战。但看结果如何，败者退出，胜者占有，也就是说败者无条件让渡，扬长一走也不顾惜。若打不出胜负来，必经外方和事人说合，赌局成为共有，通力合作，利益均沾。
如何理解上述规矩呢？在混混儿的术语中，上门找打叫“卖味”，这是赤裸裸的以血肉之躯的痛苦换取“挂钱”的交易。顺便提一句：我不清楚“挂钱”一词的来历，《话说当年的谦德庄》说到李珍拿“干股”时解释道：“就是挂个名字，坐享其成”。似乎也可以如此解释“挂钱”：挂个名字拿钱。
在“卖味”交易中，赌局方面的计算与曹八和菜农的避害计算是一样的。人家打上门来，他们不能不拿东西对付。赌博是著名的无痛税收，开赌场如同开税务所，因此，赌博一般都是官府垄断的生意，要买通官吏和衙役才能悄悄营业。在这种情况下，赌场方面的选择空间很小。正式求助官府意味着自杀。容人家捣乱下去，赌场就没法开了。打死人家，光天化日之下闹出人命案，赌场也没法开了。于是掏“挂钱”摆平破坏要素，就成了“诸害相权取其轻”的最佳策略。
同时，也要注意把破坏者打“够样儿”。打轻了，让人看到破坏者挣钱容易，就会引发更多的图谋。打得太狠，“血债”太重，恐怕“挂钱”也要多掏一些。
从卖味者的角度说，坏人家的好事也有点迫不得已。富裕人家绝不肯亲身从事。而路春贵那样的人，“指身为业”，全凭一身力气和一条扁担生活，如果没人雇佣他，惟一的“生产要素”卖不出去，就进入了“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境地。于是，用血肉之躯所受的伤害，换取这个躯体生存所需要的资源，就成为一种“活路”。土匪绑票的道理也是如此。被绑者的家庭愿意用一二百银洋买亲人的命，绑票者则愿意为一二百银洋铤而走险，前者拿钱换命，后者以命换钱。土匪的卖命生涯，也显现出他们对自身性命的估价。
卖命者的核心计算是：为了获得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伤亡的风险？或者，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用古人一句更简明的话表达，就是“身与货孰亲？”孰亲呢？那就要看身是谁的身，别人的身还是自己的身，百万富翁之身还是饥寒交迫之身，身也要看具体部位，是小手指还是整个脑袋，是钢琴家的小手指还是乞丐的小手指；货也要分什么货，锦上添花的货还是雪中送炭的货，百两银子的货还是万两银子的货，等等，不可一概而论。权衡种种利害之后，依然打上门去，说明卖命者认为这是合算的买卖。破坏方和赌场方都找到了合算的策略，有关卖味和挂钱的规矩便形成并固定下来。
我想再强调几句。生存资源是分层次的，所谓身外之物，只能用以称呼那些生存必需品之外的金钱货物，这条界线之内的则是“等身之物”，那是养身活命之物，甚至是命根子。在饥寒交迫濒临死亡者看来，寥寥衣食就意味着性命本身，绝非身外之物。这道界线是一条“命…物等价线”。突破了这条线，博命换物就可以视为等价交换。此线之下的人类行为特征，就是追求生存机会的最大化。突破越深，交换之利越大。突破越广，博命之人越多。庞大的博命集团的存在，不断制造这个集团的社会机制的存在，乃是解释中国历史，理解中国社会的核心要素。
其实，正如“卖命”这个常用词所表示的那样，生命和生存资源之间的交换关系早已得到大众的深刻理解。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