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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进口的高关税是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而拉丁美洲的高关税却是为了使政府得到尽可能多的财政收入。为保护产业而征收的高关税最好是禁止性的，而为增加税收收入而征收的高关税当然不想杜绝进口——那样政府就收不到关税了。为增加税收收入而征收的高关税势必要允许进口达到相当大的数量，以保证可以从进口中收到尽可能高的关税。这样，为增加税收收入而征收的高关税一般都不会给予本国产业以足够的保护。
对于19世纪的拉丁美洲各国来说更致命的是，由于它们的关税政策主要是从财政收入的角度考虑的，一旦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好转，政府就没有很强的动力去维护对进口品的高关税。特别是当这些国家的出口增加之后，国内购买力的增加导致进口增加，政府由于关税收入增加而愿意降低进口关税税率，结果导致进口工业品关税失去了保护本国产业的作用。
到19世纪中叶，整个拉丁美洲大陆都转向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力图融入当时由英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通过商品出口和外国资本流入来迅速发展经济，而它们所依靠的出口产品，只能是拉丁美洲各国有很强的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这样的外向型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一直被沿用到20世纪30年代，结果导致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片面依靠少数农产品。在世界性的农业生产过剩和30年代大萧条之后，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地位迅速下降，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都成了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由于在19世纪中坚持不懈地靠保护关税来发展本国工业，把本国建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强国，最后变成了经济最发达的富国。
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
与此相对照，美国在1776年独立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但在19世纪上半期就广泛发展起了使用机器的工业化生产。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之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工业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在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工业生产已经跃居世界首位，而到1913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已经占整个世界工业生产的36％。而在这样高速的工业发展过程中，美国一直实行着高额的保护关税。正是由于美国关税中的保护主义成分是如此之强烈，美国的一位经济历史学家才写道：“我们商业政策的基调从一开始就是为国内制造商保留国内市场，而排斥外国竞争的”。直至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才放弃了保护关税政策，转向了自由贸易。
《1890年麦金来关税法》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关税达到了顶点，该法将整体关税率从38％提高到49。5％。要体会美国19世纪的关税率有多高，我们只须把它与今日的通行关税作一个比较就可以知道。“世界贸易组织”现在允许“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国保留较高的进口关税，但是平均关税率也不过15％！美国的榜样是当时促使法国、德国和其它欧洲诸国采取保护关税政策的一个因素。由于美国这样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再加上美国经济规模为世界最大，美国成了世界上最不开放、最不全球化的国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对外贸易占其ＧＤＰ的比重还不到10％。
在1912年，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在法国为8。2％，在德国为8。4％，在意大利为9。8％，而在美国却达18。5％。英国由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进口关税接近于0。但是英国当时已经是一个经济上正在衰落的国家，它的工业产量已经被美国和德国所超过。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而那些新起的经济强国，特别是经济发展速度远远快于英国的国家，都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其平均关税率都明显高于中国。
很明显，美国和德国是19世纪那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赢家，而中国和拉丁美洲则是典型的输家。输家不如赢家的地方有许许多多，但是对外经济关系和政策上的弱点肯定是不发展的原因之一。在这方面，拉丁美洲和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失败就败在没能有效地保护和发展本国的先进制造业，没能发展本国的民族产业、增加本国人民掌握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拉丁美洲的失败更是由于被动地适应英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幻想以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来“融入”英国主导的全球化经济体系，因而不能足够地增加本国的人均宏观总产出和总收入。
促进民族产业和自主的技术发展
为了在当前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快速地发展中国经济，我们不仅应当保护和发展在中国土地上的先进制造业，而且尤其应当促进本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坚持由本国企业进行的自主技术发展。
近年来我国存在着一种偏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发展中国经济的唯一道路就是将中国的企业纳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流程中去，依靠外国大公司提供的技术，专门从事跨国公司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某些劳动密集的部分，从而使中国经济完全变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流程的某一部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许多企业不求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而满足于使用外资提供的技术，甘当为外国企业品牌生产的“世界工厂”。更有许多企业把自己矮化为外国公司的组装车间或零部件加工厂，从外国进口散件组装汽车出售，甚至完全让外国企业控制，靠进口零部件加工再出口由外国企业销售过活。
有人认为这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正确发展战略，其实是葬送中国长远经济发展的错误道路。正确的道路应当是自主地促进本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坚持由本国企业进行的自主技术开发。
在短短10年时间里成功地壮大为国际级家电企业的ＴＣＬ，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自主发展我国民族产业的必要。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万明坚，引用了一份曾经被产业界广为传播的文章《日本企业战胜中国制造的五张王牌》，指出此文“是日本新闻界对日本企业的忠告”，它“提出日本企业所具有的优势，也就是所谓五张王牌，包括先进的生产方式、专利技术、质量品牌、产品设计开发、及时响应客户需求等，也是中国企业面对国际化竞争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国制造’如果依然停留在三来一补、ＯＥＭ、ＯＤＭ等简单的加工层面，我们终将沦为整个价值链的最低端，只能获得微薄的利润，失去持续快速发展的能力”。
ＴＣＬ在并购了阿尔卡特全球移动电话业务之后发出豪言：用ＴＣＬ精心构建的资本优势、资源优势和智力优势，战胜日、韩企业。万明坚说：中国制造业怎样战胜日韩？“必须要有智慧化的提升，而不能简单沦为第三世界的代工，挣加工费。中国制造业现在还做得比较顺手，大家还可以活得很好，但这不等于要让海外资本、资金来利用我们的优势，反而应该利用这种资源优势去整合海外的技术与品牌，正确的策略是资源优势、资本优势、智力优势三者同时并举。发展路径为：利用资源优势完成资本的积累，再快速吸收智力优势”。
“制造业的强大必须智慧化，任何一个产业都可以把规模做得很大，都可以通过规模做大来降低成本，最终使国内厂家把价格打得很低，最后却象一个陷阱，越来越被动。如何摆脱这个怪圈？”“简单依靠成本优势的话，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是短期的，一旦别人改善了配套环境、投资环境，我们的成本就不再有优势。”
“现在我们制造业竞争力对出口带动很大，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要有专利、标准等，形成相当强的设计能力，最后上升为制定局部行业标准以及消费潮流的能力。中国的制造业目前已经发展到相当高水平，现在应当要警醒了，要提高档次进入智力竞争了。中国在制造业上将来要面对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的竞争”。（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5月3日第21版）
万明坚精辟地指出了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矛盾：技术水平低的落后国家在国际竞争中靠的是工资低的成本优势，而经济发展的最终成就之一就是摆脱低工资的贫困状态。要变成高工资而又不丧失国际竞争中的成本优势，唯一的出路是发展民族产业和自主的技术，从整体上提高本国企业和民众的技术水平。
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韩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已经雄辩地说明了自主技术发展的重要性。
日本的两个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丰田和日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习制造轿车技术的过程中走了很不同的道路：日产更多地依赖外国技术，曾经采用过进口零部件组装的方式组装过英国的奥斯叮轿车；而丰田从来都是坚持自主学习，没有采用过ＣＫＤ方式，而不得不大量地在没有来自掌握技术方的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的条件下，模仿制造市场上已有但自己过去又不能生产的车型。这两条不同道路的不同结果是：丰田发展出了比日产更强的组织能力，并创造了风靡世界的丰田生产方式（精益生产方式）；而日产不但越来越追不上丰田，还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陷入困境，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