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獾焦啥痰刂靡档募峋龇炊裕峁堑焦ど叹直涓羌敲挥谐晒Γ啥脊谠诜缮弦恢北３肿�1997年的股权结构。
与四川国腾的这一股权变更相关联的是，据《商务周刊》的文章报道，由于华威、中储、规划院和莫晓宇等8人“将其在成都国腾中价值4800万元的股份作为对四川国腾的出资，四川国腾由此取得了成都国腾49。85％的股份”。但是可笑的是，四川光华审计事务所却坚持说，四川国腾应为获得成都国腾的这49。85％的股份而向华威、中储等所谓的“成都国腾原股东”支付4800万元现金，由于四川国腾至1999年12月13日为止仍未向这些“转让人”支付上述款项，四川国腾对这些公司和自然人就欠下了相应的债务！
其实原来的成都国腾和四川国腾都已处在何燕本人的牢牢掌控下，为什么四川国腾还要如此执着地获得成都国腾的控股权？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5月26日的文章报道，在四川国腾成立之后，何燕等人“将成都国腾通讯的ＩＣ卡电话机生产许可证亦交与四川国腾使用”。将成都国腾变为四川国腾的一个子公司之后，这样作可能就更名正言顺一些。
盗窃国有财产的证据
何燕等人的上述这些以“股份制经营”为招牌的“国资民变”行为，不仅侵占了国有财产，也大大损害了以宋克荒为总裁的商地置业公司的利益。因此，宋克荒从19 99年开始多次向中央有关单位和领导举报何燕、莫晓宇非法侵占巨额国有资产的问题，导致中央纪委、财政部、检察院等对国腾集团展开调查。
宋克荒强调，有关单位并没有把调查的结果“正式发文答复我们”，却“通过小报和网站散布小道消息”。这个“通过小报和网站散布”的“小道消息”，在《新财经》的文章中有一个很简要的转述，其开头语是：“历经三年的调查，对于何燕等人侵占国有资产的说法暂时有了一个结论”；而在《商务周刊》杂志的文章中，则对这个“小道消息”有一个最完整的转述：“调查持续了两年多。2002年5月，终于有了一个阶段性的了结。四川省纪委代中纪委给出的结论大约是，成都国腾与商地置业之间存在严重的股权纠纷，同时成都国腾存在不规范的地方，但是公司并没有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何燕、莫晓宇等人也没有涉及其它犯罪活动。公安部认为，尚未发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故不予立案。”
几乎可以说是与上述“调查结论”相呼应，莫晓宇本人则矢口否认国腾集团的“股份制经营”中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新财经》杂志的文章转述莫晓宇本人的话说，对成都国腾，“所有国有资本投入大概在800万元左右”，“但迄今为止何燕还是为成都国腾保留了6000万元的净资产。如果按照股权清算，原来的国有资本均得到了大幅增值”。“而事实上，国腾集团后来的发展早就与这些国有资本无关，而是何燕向成都地奥集团的借款以及整个创业团队的奋斗”。
上述这个“小道消息”中传来的“调查结论”给了那些鼓吹对国有企业实行ＭＢＯ的人以反攻倒算的口实。上海就有那么一位所谓的“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郑培敏，他专门从事的“职业”就是指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如何实施ＭＢＯ。此人在《新财经》的文章后面公然发表所谓的“点评”说：“既然国家权威部门已经判定‘国腾系’的资本运作中没有国有资产流失，那么，我们就要反过来质疑为什么有人要四处举报，给一个合法经营的企业惹来长达两年的‘怀疑’和‘调查’？为什么媒体还要动不动就质疑已经被确定为合法行为的‘ＭＢＯ个案’？”“我的回答很简单：仇富心理使然！”这简直是公然要迫害那些反对以ＭＢＯ的方式盗窃国有财产的人了。
而在实际上，大略的分析就可以说明，成都国腾经营者通过“股份制经营”而实行的“国资民变”，不仅仅是一般的私有化过程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也不仅仅是非法侵占巨额国有资产的问题，而是在“股份制经营”的掩护下盗窃国有财产。
在成都国腾这样的案例中，使用“国有资产流失”的概念本身就歪曲了问题的性质。把问题说成是“国有资产流失”，就使政府部门可以象莫晓宇说的那样，以“国有资产比过去没有减少、甚至还增加了”为借口，根本抹煞实际存在的盗窃国有财产性质的问题。在最近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中，主张“经营者私有化”的人就常常使用类似的手法，借口“国有资产没减少”而否认“经营者私有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进而根本否认“经营者私有化”是侵占以致盗窃国有财产！
实质上，判断经营者的行为是否“侵占”或“盗窃”了国有财产，其标准绝不应当是企业的国有资产比过去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而应当是：1。 经营者的行为是否违反了有关的法律和制度而作出了“侵占”或“盗窃”国有财产的行动；2。 这些行动是否使国有财产比不实施该种行动下为少。
前一个标准是主要的标准，它以行动本身的性质来判定是否有“侵占”或“盗窃”发生，就象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人进入他人家中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拿走物品来判定他犯了盗窃罪，而根本不必问这个“他人”的财产是增多还是减少了。
第二个标准以财产是否减少这方面的后果为依据来判定是否有“侵占”或“盗窃”发生，但是这里比较的是实施该种行为与不实施该种行为下的国有财产，而不是国有财产本身变多了还是变少了。在国有财产的运营本来就发生大量亏损的情况下，如果经营者的行为没有使国有财产比不实施这种行为下还少，则即使国有财产比过去大量减少，也绝不能说有“侵占”或“盗窃”国有财产的情形；而如果经营者非法“侵占”或“盗窃”的行为使国有财产少于不实施这种行为时，则即使国有财产由于许多客观原因而大量增值，也必须承认发生了对国有财产的“侵占”或“盗窃”。
后一种情况恰好就是成都国腾以“股份制经营”为招牌进行“国资民变”时的情况。根据衡量“侵占”或“盗窃”国有财产的上述两条标准，成都国腾以“股份制经营”为招牌进行的“国资民变”都是“侵占”或“盗窃”了大量国有财产。作出这样的判断，根据的事实是：
一、何燕等人以“股份制经营”为招牌对国腾集团进行的“国资民变”，已经使国有财产有巨额减少
正如前边的叙述所说，2003年的国腾系企业集团完全是由最初的成都国腾演化而来。单纯从结果上看，要判断这个实行“股份制经营”的演化过程中是否有对国有财产的“侵占”或“盗窃”，就应当将实施这种“股份制经营”的“国资民变”后的国有财产与不实施该演化下的国有财产相比较。
这种“股份制经营”的“国资民变”后的国有财产数字，已经由前述《新财经》文章转述的莫晓宇谈话给出，该谈话说成都国腾的净资产为6千万，这就是国腾系“股份制经营”“国资民变”后剩下的国有财产。但是如果不实行这种“股份制经营”的“国资民变”，国腾系中的国有财产又会有多少？这没有现成的数字，只能进行推测；而其基本的依据，应当是成立“四川华威信息”之前成都国腾的股权结构。
在1998年“四川华威信息”成立之前，成都国腾至少有90％以上的股权是国有的。而据《商务周刊》杂志的文章，由成都国腾演化而来的国腾系2003年资产超过40亿元。如以90％的国有股权计，国腾系中的国有资产应达到36亿元人民币。而2003年国腾系只“保留了”6千万元的国有净资产，这足以证明，国腾系的“股份制”“国资民变”已经把绝大多数国有资产盗窃净尽。
当然，我们还须考虑到，如果不实行“股份制”的“国资民变”，2003年国腾系的总资产不会达到40亿元。莫晓宇对《新财经》和《商务周刊》的记者都一再强调，国腾集团以后的发展与成都国腾的国有资本没有关系，成都国腾早年赖以生存的ＩＣ卡技术“很快”就被国腾系的各“民营企业”抛弃，“早年的ＩＣ卡技术发展到今天总计经过34次的升级换代”，因此国腾系企业连在ＩＣ卡技术和产品上“也不是基于当年成都国腾”的成功。总之一句话，现在国腾集团的成功靠的是技术进步，与当年的成都国腾无关。
国腾集团到底在技术上比当年的成都国腾进步了多少，其实没有什么可靠的资料。但是任何懂技术的人都知道，技术的发展和进步都有基础，国腾集团今天的技术积累离不开当年成都国腾的最初开创。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使“国腾”这个品牌本身仍然有重大价值。何燕等人之所以在一系列的“股份制经营”把戏之后，还要回头把自己的所有企业都装进一个名称几乎与成都国腾完全一样的“成都国腾通讯（集团）有限公司”（国腾集团）中去，正是因为他们知道成都国腾当年创立的品牌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中，任何技术的研发从而进步，都要靠资金的支持。本文下边就会指出，其实国腾集团的任何技术进步，都不可能离开成都国腾积累的资金的支持。当然技术进步的实施者们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也应当得到其应得的回报。而美国高技术公司的股权分配方式，已经对支持技术研发的出资人与技术人员各自所应得的份额提供了权威的参照：在高技术公司中，通常风险投资的出资人占股30％，技术团队则占股70％。这应当说是一个比较公平的股权分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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