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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上述分析表明，某些人在明里暗里推行的私有化政策是当前社会两极分化的主要根源。这些人的私有化主张意在人为制造两极分化，其最明显的表现是他们从不主张甚至坚决反对“平分私有化”、“职工持股私有化”，而总是在要求向少数“企业家”送股甚至白送企业，以“扶持民营企业”为借口要求给少数现在或未来的富豪以优惠政策，而从不要求给下岗的国有企业职工以什么优惠政策。
虐待国有企业的恶果
作用最恶劣的政策之一是“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诚如许多国有企业的批评者所指出的，国有企业几十年来一直使用着投资资金的最大部分，而且往往带来投资过度和经济过热。但是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就一直构成了投资需求的主要源泉。非国有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当然也热衷于通过银行贷款而造成投资需求，但是由于它们自有资金极为有限，商业化经营后的银行害怕坏账风险而不敢多贷款，因而从资金上限制了它们的投资需求。在这样的环境下推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政策，等于强行下了一道“不要向国有企业投资”的禁令，只能导致投资需求大幅度减少。过多的投资需求因此而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投资需求却因此不可能充足。
在当代经济自由主义的时髦理论中，本来就不承认“自然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的差别。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是“竞争性行业”，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就等于国有企业从一切行业退出，等于消灭国有企业。在这样一片“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鼓噪声中，许多地方政府一刀切地强行要“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甚至本来生存得不错的国有企业也强迫其“退出”。由于对这些还能经营的企业不能通过关闭来强制其“退出”，地方官员们就强迫其“改制”即私有化。这不仅造成了极大的分配不公平，而且造成了许多混乱和职工失业，也妨碍了资金的融通和投资需求的扩大。
许多人极力宣扬国有企业必然亏损的论调，由此认为向国有企业投资会增加国家的金融风险，因此而主张不向国有企业投资。不说这种论调在理论上是否站得住，就是在实践经验上也并非一定如此。在走向市场经济的20年过程中，许多国有企业有良好的业绩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就是在这20多年中完全新建的国有企业，有许多也经营得极其成功。范例之一就是宝山钢铁公司和大连的华录录像机生产公司。它们的经营成功表明，只要有足够的投资规模和严格而科学的管理，向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投资完全可以是有利可图的。在今日投资资金过剩而投资机会不足的环境下，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学习宝山钢铁公司的经验，加大国家对竞争性行业的投资。让“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作法，在微观上和宏观上都是极其有害的。
12、管理上的腐败搞垮“新型国有企业”
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那些“新型国有企业”来说，最大的损害来自经营管理者的腐败行为。搞垮这种“新型国有企业”的，多半都是这种管理上的腐败行为。
珠海的格力集团就是一个20世纪80年代以后产生的“新型国有企业”。据《英才》杂志2005年7月一期报道，2004年3月，时任凌达公司（格力集团的子公司）董事长的高国萍因经济问题被捕。
高国萍在任期间，凌达公司帐目粗放到混乱的程度，生产产量报表与财务报表严重不符，有3亿元左右对不上账。另外，和供应商之间的往来账也没有任何手续。公司费用报销更是随意。
如果谁胆敢质疑，或者挑战，高国萍绝不心软，立即回应。2002年，格力集团审计部通过同一级别的顺德美芝压缩机的利润率推算出，凌达压缩机当年应该有1亿元的利润。不过，当时凌达上报的数据却显示出现亏损。就此，审计部曾向集团领导提出对凌达展开财务审计。结果，不但没有得到正式文件，反而遭到高国萍及其同伙的阻挠、谩骂、恐吓。高国萍等认为，凌达不需要“异己”来审计。
结果是，整港、美凌通等10多家配件公司的员工在凌达公司里办公，材料费、水电费、员工工资都由凌达支付，而这些公司生产的产品则高价销售给凌达公司。更重要的是，这些公司都是高国萍一手创办的。高国萍还把凌达一套帐目价值为600多万元的生产线当作“废铁”作价3万多元卖给她在芜湖的公司，翻新后，该生产线重返凌达。在这场“自娱自乐”中，高国萍套走1千多万元。
形式上，格力集团对子公司有很严格的监督机制，集团设有审计部、企业管理部和财务经理。只是高国萍有最高的权力庇护，在很长时期中可以为所欲为。其实，当初审议对高国萍任凌达董事长的任命时，集团董事会就强烈反对，但反对无效，任命强行通过。结果是在高国萍这样的“个人英雄”面前监督机制完全失效。
但是，《英才》杂志的作者把产生这种管理腐败的原因归结到了国有股“一股独大”上，说是这样的“一股独大”“干扰了企业决策的正常民主决策程序”。其实，这里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股独大还是股权分散，而是对管理腐败行为没有坚决地禁止和打击。我早就主张，必须严格禁止国有企业的领导另外自办私营企业，尤其不能允许国有企业与其领导或其家属自办的私营企业有任何业务往来。如果任何国有企业领导违反了这一禁令，就至少必须撤销其管理职务。没有这样的禁止，不要说国有企业，就是私营的股份企业也会很快就被搞垮。
高国萍的案例只是当前国有企业管理腐败现象中的沧海之一粟。据我的所见所闻，这样的管理腐败行为普遍存在。这是损害所谓的“新型国有企业”的最主要因素，许多国有企业因此而亏损倒闭。
说这种管理腐败源于企业的国有，甚至说它源于国有股“一股独大”，那是颠倒黑白的解说。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国有企业中，根本就不能想象会出现这样的盗窃企业资产行为，那时企业的管理人员连动用企业的公文纸为自己写文章都要冒受到批评的危险。就是在80年代的老国有企业中，高国萍式的管理腐败行为也行不通。某些人当时指责老国有企业“机制不活”，其实反的是老国有企业防止管理腐败的正当制度。而现在企业界（不论是公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泛滥成灾的管理腐败，倒是这些人鼓吹的“改革”的实际成果。
13、消除对“企业家”的迷信——由中航油巨额亏损谈起
2004年底爆出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油）在投机交易中遭受巨额亏损的新闻后，中航油就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境地，面临破产的威胁。该公司总裁陈久霖也因遭受一系列经济犯罪指控而被新加坡政府拘捕。自那以后，媒体上不时出现有关中航油股权重组和陈久霖所受惩处的报道，最近的报道更说，中航油原来的控股机构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已经开始与潜在的合作者商谈重组后的中航油的股权结构和出资比例了。
媒体和经济学家们已经对中航油巨额亏损的原因作了各种不同的判断。但是看看这个巨亏发生的过程，就根本用不着东拉西扯，完全可以搞清巨亏从何而来。
《参考消息》2004年12月4日第4版转载美国《纽约时报》12月2日的报道说，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过去5周内在衍生产品交易中亏损了5。 5亿美元。该公司这次的经营大失败令新加坡政府和中国公司都非常难堪。
衍生产品交易是一种投机性特别强的交易，交易风险也特别大。作过类似交易的人都知道，在这一类的交易中，不可能有每一次都只赚不赔的永远的赢家，最好的投机家也只不过是赚的时候多赔的时候少而已。正因为如此，所有参与这种交易的现代公司内部都订有严格的制度，以防止交易决策者的失误给公司造成过大的损失。中航油公司内部本来也有这一类的规章制度，只要严格遵守公司的这些规章制度，它在衍生产品交易中出现的巨额亏损本不会发生。
美国《纽约时报》的那篇报道说，中航油（新加坡）“在最近几个月里错误地断定石油价格将下滑，并随后突破内部交易限额，突破有关内部交易限额本应知会公司高级管理层；而根据这项交易限额，在全公司范围内亏损达到500万美元时应停止交易”。
这就说明，中航油的巨额亏损，不仅是因为其决策者在投机交易中作了错误的判断和决策，更是因为其总裁陈久霖等人拒不执行公司治理结构中防止巨亏发生的相关规章制度。
但是中航油巨亏的新闻爆出之后，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却在媒体上对中航油巨额亏损的原因作了错误的解说。
一种说法将中航油的巨额亏损当成国有企业无效率的证明。有些没见过洋世面的所谓“民营”（其实是私营）企业家还到处援引中航油巨亏的事实来说明国有企业的“无效率”。
确实，在“中航油巨亏事件”爆发前，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典型的中国国有控股公司。中航油60％的股份为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所有，而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是一家国有公司，它对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控股。
但是，明摆着的事实是，中航油的巨额亏损来源于投机交易中的失败，而只要参与投机交易，任何人、任何企业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