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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的所有各种不同的模式中，市场交换都在社会经济活动的协调机制中占支配地位；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其它的社会活动协调方式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
在“行政市场体制”中，相对较多的协调是由政府行施的权威命令、各种非市场交换的协商和行政上的等级制组织所完成的，这些协调方式在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上起着突出的作用，而这些协调方式的作用主要在于引导企业生产一定的产品。
在“福利国家”中，相对效多的协调也同样是由政府行施的权威命令、非市场交换的协商和行政上的等级制组织完成的，这些协调方式在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上也起着突出的作用，但是这些协调方式的作用主要在于扩大低收入者所享受的社会福利。
在“法律规制的市场经济”中，政府以立法的方式所作的权威命令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有着特别突出的影响，政府法律的这种权威命令已经远远超出法律作权威裁决的作用范围。在任何现代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个人之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争执都需要由国家的法律来作出权威的裁决，而在“法律规制的市场经济”中，国家的法律已经远远不限于只对个人之间的争执作出裁决，而是在个人之间没有争执的许多领域也对人们的行为作出规定。在这种国家中，以照章办事的方式协调人们的许多行为，而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这种规章是由国家的法律明文规定的。
在“集体协调的市场经济”中，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权威命令、非市场交换的协商和感化都在经济活动和资源的配置上起着极其明显的作用。往往不仅在正式的机构之内、而且也在正式的机构之外使用这些协调方式。按照社会惯例办事的作法也在经济生活中发生着重大的作用。
在“公有制的市场经济”中，许多社会集团内部的协商和等级制组织都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协调和资源的配置有着极其显著的作用，这些协调方式的作用途径主要是影响这些社会集团公共所有的生产资料的配置。
而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只有自由的市场交换在社会经济活动的协调和资源的配置上有极其显著的作用，其它协调方式在这方面的作用都不明显。当然，对这一点的理解也不能绝对化。在当代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中，非市场交换的协调方式对经济活动的作用不明显这一点，只能在相对的意义上来理解。其实在这里，这些非市场交换的协调方式（例如企业内部的等级制组织）也起着十分重要的、甚至是不可代替的作用。只不过它们的作用比在其它的市场经济模式中要小得多而已。
从协调不同个人活动的机制这一角度看来，市场经济模式的不同来源于构成这一模式要素的社会活动协调方式不同，来源于这些社会活动协调方式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来源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同。
从协调方式的角度看，不同的国家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首先是由于在不同问题上，最有效率的协调方式是不同的。在对付使用暴力进行抢夺的人时，暴力强制是比市场交换更有效率的协调方式。不同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不可能完全相同，这就决定了它们的社会活动协调机制必须有不同的结构。此外，就是在解决同样的问题时，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也会使最有效率的协调方式不同。在美国的环境下最好用市场交换来解决的问题，在日本的环境下可能最好用非交换式的协商依据某种惯例来解决。仅仅是由于这样一些因素，美国的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对任何国家都是最优的经济体制。
第三节 决定市场经济模式多样化的根本原因
不同国家的经济活动协调机制之所以有不同的组成结构，是由于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正是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使得最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模式在不同国家是很不相同的。由于许多国家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与美国有很大差别，美国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对许多国家都不可能是最优的经济体制。
这里涉及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对一个国家最有利的市场经济模式与该国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当代的发达国家所实行的市场经济模式之所以这样相互不同，这不是由于不同市场经济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差别，而是由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而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之所以能够造成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又是由于当代的生产力在纯技术方面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在这样一种当代生产力的条件下，各国的市场经济运行于它们各不相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之中，这是决定当代市场经济模式多样化的根本原因。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同模式是市场经济在其中运行的不同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的产物。
现代的科学技术具有超国界性、超民族性。特别是在现代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科学技术本身几乎显示不出什么国家或民族方面的差别。虽然不同的国家所生产的同类产品有时有重大差别，但是不同的国家所掌握和能够使用的技术却往往是相同的。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造的小汽车与日本造的有不少差别，但是很难说美国所掌握和使用的汽车制造技术与日本所掌握和使用的汽车制造技术有什么差别。因此，不同国家在市场经济模式上的不同并不是由于它们所掌握和能够使用的科学技术有重大的不同。
尽管如此，现代市场经济所依据的技术条件却提供了一个根本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可以造成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
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之所以能造成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所具有的那种技术的基础上，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要求以不同的方式来最有效地协调人们的经济活动。
现代市场经济在生产力方面的物质技术基础，是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的效率。所有的现代市场经济都具有一种共同的技术基础，那就是：如果只考虑纯粹技术的因素，那么产品的生产在技术上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由于生产在技术上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从纯技术的角度考虑，如果能使不同的个人在生产活动中进行分工和协作，就可以提高整个经济活动的效率，以给定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这里讲的分工可以是不同个人在不同产品生产之间的分工（例如一个人生产粮食而另一个人生产棉布），也可以是不同个人在生产同一产品的不同加工过程上的分工（例如在生产别针时，一个人把铁丝拉直，另一个人则把它切开）。而许多人一起抬起一根大木头，则是协作劳动的典型形态。
但是，要使不同的个人参加分工或协作的生产活动以提高整个经济中的效率，就必须有一个有效的经济活动协调机制，它必须能够充分有效地解决下述3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它要能使足够多的个人加入这种分工或协作的生产活动，并且有效地将他们的活动协调一致。在等级制的协调方式下，个人之间的分工是由上级规定的；而在市场交换下，个人通过市场交换而自发地形成了相互之间的分工关系。许多协调方式都可以使不同的个人加入分工或协作的生产过程，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某一特定协调方式在这方面的效率是不同的。
第二，人们之间的任何分工或协作都使个人有可能通过损害别人而增进自己的福利，这是一种偷懒类型的行动，这样的行动必定会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而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协调机制必须能够把这样的偷懒行动降低到最少。
任何分工和协作的经济活动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大家一起干活、大家分享劳动成果”的社会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任何一个人都会享受别人劳动的成果，而他自己劳动的成果也必须让别人分享。即使是在粮食生产者和棉布生产者之间的分工中，粮食生产者也会通过某种方式消费棉布生产者生产的棉布，而棉布生产者则会消费粮食生产者生产的粮食。
但是这样一来，利己心就会使参加分工或协作的人偷懒，使他利用可能的机会去“搭便车”，力图自己少干活而多享受别人劳动的成果。在粮食生产者与棉布生产者之间的分工中，粮食生产者往往想少向棉布生产者提供粮食，而要求棉布生产者多向他提供棉布；而棉布生产者则想少向粮食生产者提供棉布，同时又从粮食生产者那里多得到一些粮食。这种偷懒行为会降低整个经济中的效率，这是人们为分工或协作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
一个有效的经济活动协调机制显然必须能够对个人提供足够的激励，使他们在参加分工或协作时尽可能地减少这样的偷懒行为。
第三，协调参加分工和协作的人们的活动必须付出代价，这也就是科斯所说的“交易费用”。如果不能以足够小的代价协调不同的个人的经济活动，就不可能通过他们的分工和协作提高整个经济活动的效率。而只有通过协调费用尽可能低的协调方式，才能把专业化分工和直接协作的效率充分发挥出来。
一个最有效率的协调机制通常必须综合考虑这3方面的要求：它应当能使不同个人相互协调地参加分工或协作的社会生产活动，能尽可能减少他们的偷懒行为，并且应当具有较低的交易费用。为达到这个目的，最有效率的协调机制必须按这3方面的要求把不同的协调方式最优地结合起来。
任何在历史上得以长期稳定地实现的市场经济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