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胧�2005年时的实际ＧＤＰ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
但是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它会严重地妨碍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正统国际贸易理论在论证自由贸易的优越性时，自己也在科学上陷入了严重的迷误。
迷误首先在于把按照当前的技术状况配置资源当成了经济效率的唯一来源，完全忽略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率上的决定意义。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实行国际分工，其实质在于按照当前的技术状况最优地配置资源。这无疑会在给定的技术状况下提高经济效率，但是它并不一定有利于一国的技术进步，而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已经证明，现代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生产中的技术进步。
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实行国际分工之所以有可能妨碍技术进步，是因为它可能阻碍一国产业的技术密集化进程。
稍微观察过当今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它们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产业结构的不断技术密集化，这种技术密集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一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变得具有了更高的技术含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是一国能够形成净出口的产品，这种产品的技术密集化集中体现了一国全部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密集化。这种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过程就是台湾人所说的“产业升级”，它从产业结构方面反映了一国的技术进步。
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我们应当进一步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而在不同产品上，能够选出的成本最低的生产方法有着明显不同的技术含量。这样，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于飞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19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技术密集化道路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一国进入了开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般都是纺织业，因为它需要的技术含量比较低。此后的技术密集化道路取决于一国走哪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在发展重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依次变为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等；而在发展轻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依次变为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等等。走这样的技术密集化和产业升级道路，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
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既然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最有利于落后国家发展的对外贸易战略就应当完全服务于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但是自由贸易政策常常会放慢落后国家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进程，这就使自由贸易政策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是一个最优的政策。
前边已经说过，自由贸易的好处是用比较优势原理来论证的，这种原理具体化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学说和要素禀赋学说中。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我们说自由贸易不利于落后国家的发展，这等于说以比较优势原理所作的对自由贸易最优性的论证不能成立，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
为什么现在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为什么作为这个模型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不能证明自由贸易的最优性？其根源就在于，比较优势原理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
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就是著名的“学习效应”。
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1。 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产品越多成本就越低；2。 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
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一定很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一定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而要使现代的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这些现代的新产品。发展中国家降低现代工业产品的潜力最大，只要坚持生产这些新产品，许多产品的相对成本就会迅速下降。
可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高。而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以其现在的情况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没法考虑政策对生产率的这种影响。它根本就不考虑“学习效应”，因而必然夸大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低估它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的坏处。使用这样的模型作出的测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而作为这种模型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特别是它最喜欢使用的比较优势原理，从一开头就把技术水平看成是外生给定的，从根本上忽视了生产历史和经济政策对它的影响。这就是正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最大迷误。
自由贸易政策的辩护士们否认不了学习效应的这种重要作用。但是他们强调，如果一国有完善的资本市场，生产新产品的企业学到的技术又不会流失到别的企业去，私人投资者就是在自由贸易下也会向有巨大学习效应的产业投资，其目的是获得生产率自动提高之后的高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时也会承担生产新产品初期的亏损，由此而得到提高技术水平的“学习效应”。还有人论证说，对部分产品征收高关税总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因此，扶植有巨大学习效应的产业的最好办法是给予政府补贴，而不是提高关税。
这一类的办法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没有多大意义。发展中国家落后的表现之一就是它不可能有完善的资本市场，更不可能防止生产新产品的企业学到的技术流失到别的企业去。在这样的环境下，根本就不能指望私人投资者在自由贸易下向有巨大学习效应的产业投资。以政府补贴来扶植有巨大学习效应的产业会造成政府的长期财政困难，因而也很难实行。真正切合实际的扶植有发展潜力产业的办法，还是对这种产业的进口品征收高额关税。
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内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无效率的，必然会造成低产出、高价格。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促进竞争论据”。但是这个论据有偷换概念之嫌。从逻辑上说，也可以靠允许以致鼓励本国企业进入来促进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打破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