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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保证本国各地区之间人口的自由流动，而且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负责资助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只有当一个统一的政府在某一地域内在这三个方面充分有效地进行统治之时，资本在这个地域内的自由流动才会有确定不移的好处。
在现在的世界上，资本的自由流动只能是资本在其货币形态上的自由流动。谁都知道，资本在其实物形态上其实是高度不流动的：高炉这样的实物资本是根本无法自由流动的。只有当资本处于其货币形态时，资本才能真正地自由流动。但是这样一来，资本的自由流动就有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只有在有一个统一的货币流通的范围内，才可能实现真正的资本自由流动。如果一个地区是由分别流通着不同货币的不同货币区构成的，在这个地区中实际上就无法实行资本自由流动。
这首先是因为，当资本从流通着一种货币的地区流向流通着另一种货币的地区时，它通常必须从一种货币兑换为另一种货币。这种货币兑换本身就是对资本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的一种障碍。更严重的是，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给资本的流动增加了一个巨大的风险——汇率变动的风险，这种风险一方面会大大减少有效率的资本流动，使真正投资于实业的资本所有者们对转移资本犹豫不决，另一方面却又以对汇率投机的巨大回报引诱出凶猛的货币投机。而这样大规模的货币投机反过来又造成了汇率的剧烈波动，这样剧烈的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都有着极大的害处。墨西哥和东亚的经济危机都是从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汇率的崩溃开始的。
正是由于汇率波动的风险大大损害了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欧共体国家才在实行人员特别是资本在欧共体范围内的国际间自由流动之后不久，就断然跨出了实行统一的货币——欧元的决定性的一步。在这个问题上，索罗斯等投机大王的所作所为给欧共体国家上了很好的一课。欧元产生的实践给我们的最重要教训就是：没有统一的货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多大范围内有一个统一的货币流通，在多大范围内才可以实行真正的资本自由流动。
不仅如此，一个统一的货币还意味着有一个统一的中心来决定一个区域中的货币流通量和创造货币的方式。而一个区域中的货币流通量的变动和货币创造的方式，对资本在这个区域内的流动方式和规模当然都会有很重大的影响：通货膨胀下的“资本自由流动”当然与物价总水平稳定下的“资本自由流动”很不一样。这样，不同的货币创造中心（中央银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不同的货币量增长速度和货币创造方式，并由此造成不同的资本流动方式。
对那种由一个中心来决定货币数量和货币创造方式的制度，哈耶克曾经给予了猛烈的抨击。但是不管哈耶克如何不高兴，由一个中心来创造一个区域中的货币的制度却更有利于资本在这个区域中的自由流动，因为它造成了这个区域中统一的物价增长速度和货币创造方式，从而使资本流动可以有比较一致的方式，由大大简化资本流动的方式而提高资本流动的效率。而在流通着不同货币的地区之间，资本的流动必定要经历其流动方式的变化，这不仅会降低资本流动的效率，而且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各种扭曲资源配置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保证这些地区之间资本的自由流动是提高经济效率的。
本书的第三章已经指出，在现代国家中，政府都要制订并执行有关金融业的各种法律规章，以便建立和维护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的制度框架。这特别是为防止各种金融欺诈所绝对必要的，而金融上的欺诈又是最损害资本自由流动的效率的。把这个原理应用到全球性的资本自由流动上来，意味着有效率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有3个制度上的框架：首先是要有足够的法律规章来规范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其次是这种法律规章应当足够完善，能够事先预防巨大的国际金融灾难，最后是各个不同国家的这种法律规章要能够适当地相互衔接。
可惜的是，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在这3方面都没有给我们提供足够的制度框架，它也不太可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框架。
首先，现在还没有足够有效的法律规章来规范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因为这种流动本身在本质上是资本脱离一国的法律管辖而又没有受另一国法律管辖的过程。管制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法律规章本质上都只在一国范围内生效，任何国家在这方面的法律疏漏都会给整个世界的金融造成巨大的损失。使1997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货币金融危机极其剧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对外国资金的国际流动没有实施适当的管理，特别是对国际游资的流动没有实施足够的限制。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些国家暴露在国际游资的自由冲击之下。
其次，现在生效的有关资本国际间流动的法律规章有着极大的缺陷，甚至根本就不是防范金融危机的正确办法。一方面，经营国际金融投机业务的机构（如对冲基金和进行投机活动的银行）并不向金融监管机构提供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从而使国际统一的金融市场所需要的监管缺失；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提出的是错误的要求：它要求这些国家保证发达国家债权人的利益，这实际上是不要求那些作出了错误的国际资本流动决策的人承担自己决策失误的后果，从而是在鼓励继续进行造成危机的国际资本盲目流动。
最后，在有着不同的政府的地区之间，资本流动的制度框架一般来说是不会一样的。这是因为这种制度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制订和执行的有关金融业的法律规章。但是不同的政府制订和执行的有关金融业的法律规章很难完全一样，它们建立和维护的资本流动的制度框架因此也往往是不一样的。不同政府下资本流动制度框架上的差别不仅会降低资本在这些政府统治的地区之间流动的效率，而且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各种扭曲资源配置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地区之间资本的自由流动也很可能是降低经济效率的。
国际金融界的精英也看到了这些问题。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1998年强调，由于东南亚国家对其金融业的监管不象发达西方国家那样严格而有效率，才造成了东南亚严重的金融危机。这等于承认，在资本流动的制度框架差别很大的地区之间实行资本自由流动有可能引起巨大的灾难。而东亚的经济危机又只不过是这方面的例子之一。
此外，任何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功能：保证本国各地区之间人口的自由流动，并且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负责资助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这是对资本自由流动所可能引起的社会弊病的一种必要的补救：一个地区资本的大量净流出可能会使该地区由于大量丧失资本而贫困化，这就需要使该区劳动力大量流向资本丰裕的地区，或政府对该区直接给予财政补贴，这至少可以在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资本流出造成的人民的贫困化。没有这种人口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和政府的直接财政补贴，资本的自由流动可能会在某些时期降低某些地区的整个的社会福利。正因为如此，欧共体才在实行各国之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实行人员的自由流动。
但是谁都知道，只有在一个统一的政府之下，才可能实行这种人口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和政府的直接财政补助。正是因为在经济上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统一的欧共体政府，欧共体才能在其内部实行人员的自由流动。但是最令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愤怒的是，没有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会允许我们与他们之间实行人口的自由流动。在不允许我们的人口自由地流向它们这些国家、不承担向我们提供大量（不是象征性的！）财政补助的义务的条件下，西方国家向我们兜售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难免给人留下伪善的印象。
可以说，在多大的地理范围内有了一个统一的经济上的政府，资本才可以在多大的地理范围内自由流动。欧共体各国在欧共体范围内实现了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是因为它们已经把欧共体建设成了一个事实上的经济上的政府，特别是因为它们正在实行欧洲的货币一体化。而要实行全球性的资本自由流动，就必须至少在经济上有一个统一的世界政府。没有一个在经济上既负责任又有效率的统一的世界政府，全球性的资本自由流动就不会对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带来好处，反而可能带来世界性的灾难；特别是对我们这样资本贫乏的国家，它可能造成许多灾难。
谁能担当这个经济上的世界政府的角色？名义上联合国应当起一个世界政府的作用。但是谁都知道，联合国这个“世界政府”是纯粹的有名无实。在经济事物方面，它更不可能履行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的任何功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然本来应当至少履行全世界的中央银行的部分职能，但是懂行的人都知道，它们离一个真正的全世界的中央银行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那么，哪一个大国的政府可以代行世界政府的职能吗？这是纯粹的幻想。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将把本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谁能保证它去考虑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民的利益呢？何况在现在的形势下，也只有美国可以勉强起一点类似的作用。但是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在索马里进行武装干预的短命尝试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了全世界，美国和那个有名无实的“世界政府”联合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