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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从“学习效应”的角度看，不发达国家之所以落后，所以效率低，其实是因为它们生产现代产业的高技术产品的历史短。而“学习效应”又把落后国家置于一个两难境地：由于没生产过现代产业的高技术产品，它们生产这些产品的效率必定低，单位成本必定高，生产这些产品在当前是不合乎比较优势原则的，而且在与外国自由贸易时也必定是暂时亏本的；但是如果不生产这些现代产业的高技术产品，它们生产这些产品的生产率就不会提高，单位成本也不会降低，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上就永远没有国际竞争力。而日本、韩国、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都说明，落后国家在现代产业高技术产品上的生产率提高得越快，落后国家经济发展就越快。
落后国家摆脱这种两难境地的办法之一是对本国现代产业的高技术产品生产实行贸易保护，其基本的原则是：当落后国家刚开始生产现代产业的高技术产品时，其生产率一般都较低而单位成本较高，生产这些产品的本国企业在低成本的外国产品自由竞争下都会面临亏损；这时本国政府应当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保护本国这些产品的生产，使生产企业免于亏损而有持续生产的动力和能力；随着本国企业不断地生产现代产业的高技术产品，“学习效应”将发生作用，本国生产这些产品的生产率将大大提高而单位成本会不断降低；待到本国生产这些产品的相对成本降到与外国进口品不相上下时，本国政府就可以撤销对本国生产的保护措施。这就是为贸易保护主义辩护的“保护幼稚产业”论点，这个论点特别适合不发达国家的情况，也为ＷＴＯ的前身“关贸总协定”所承认。
一国政府保护本国产业的手段，通常是各种各样的政策性国际贸易壁垒，它分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两种。关税壁垒通过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而抬高其在本国的售价，使其相对于本国产品丧失竞争力；非关税壁垒有各种不同形式，从进口许可、配额一直到以“检疫”等卫生理由禁止进口，其目的也都是阻止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销售。
在这些通常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之外，各国政府还有另外一种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工具，那就是政府的商品和服务采购。按照过去的惯例，一国政府向谁采购自己使用的商品和服务，那是该国自己主权范围内的事，别国无权干预。而在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各国政府通常都利用自己对政府采购的决定权，将自己的采购限于仅仅购买本国企业的产品，以此来对本国企业进行保护。有的国家甚至还设立了专门的法律条文，规定政府必须购买本国生产的产品。
落后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往往同时采用一切可能的政策手段。关税和非关税的国际贸易壁垒和政府采购时本国产品优先，都是不发达国家惯用的保护本国现代产业的手段。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关贸总协定和ＷＴＯ把国际贸易自由化作为自己的宗旨之一，逼迫其成员国大幅度降低关税，并且尽量限制落后国家对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使用，实际上剥夺了落后国家保护其现代产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这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事实上，除了新加坡和香港这两个仅限于一个城市的关税区外，一开头就加入了关贸总协定的落后国家还没有哪一个以高速发展而在战后成为发达国家。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达国家要求落后国家的政府也实行“全球采购”，实际上就是要剥夺落后国家保护其现代产业的最后一个重大政策工具。由于落后国家的现代产业特别需要保护，由于ＷＴＯ已经基本上剥夺了落后国家保护自己现代产业的最重要工具——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种对政府的“全球采购”要求实际上是要对落后国家的现代产业斩尽杀绝。正因为如此，这一要求不仅遭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坚决拒绝，而且受到了马来西亚的“第三世界网站”的严厉谴责。
在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也会有某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甚至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而对“全球采购”的口号发生兴趣，以种种借口舍弃本国企业而到外国去采购商品和服务。这种行为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我国在20年前就造出并试飞成功了第一架大型客机，但是由于民航部门拒绝采购国产大客机，再加上政府不给补贴，导致我国自制的大型客机到现在还不能定型。在20年前，我国的大型飞机生产远比巴西先进，而现在巴西的支线客机已经在国际市场上站住了脚，我国反倒要从巴西引进生产支线飞机的技术。在这20年中，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的大型客机销售市场之一，但是由于民航部门实行“全球采购”，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并没有因此得到快速发展。“全球采购”给中国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这种危害，决不应当再在中国重演。
全球化的倒退与“帝国主义国家利己主义”
持续到现在的目前这一轮经济活动全球化进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起就开始了。根据目前通行的经济全球化定义，当前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包含下述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商品交换的全球化，也就是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越来越多地与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进行贸易，国际贸易增长快于全球经济增长，而在这种贸易全球化背后发生的是商品生产和劳动分工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是资本和资金的运动全球化，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又快于国际贸易的增长。具体说来，资本运动的这种全球化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投资的全球化——每个国家的人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实际的投资活动，不过这方面的主力当然只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另一方面则是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任何国家的金融资产都趋于在全球范围内交易，其中也包括了贷款、证券交易和股票投资的全球化。
但是，撇开这轮经济全球化对全人类到底是好是坏这个当前最热烈的争论不谈，就实际的发展趋势来说，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完全有可能倒退，有转而陷入一个经济非全球化进程的可能。回顾一下过去经济全球化进程经历巨大波折的历史，我们就可以明白这样一种可能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活动全球化并非只是今日的现象。至迟从18世纪下半期开始，随着英国发生和完成了产业革命并转向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就出现了一次极为明显的经济全球化过程。那次经济全球化过程贯穿了整个19世纪，在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达到最高峰。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程度相当高的时代。目前整个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程度，并不比一百多年前强多少。在100年前的190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还不知道今日限制人员流动的“签证”为何物。当时的资本流动相当自由，流动的全球性也很强；甚至产品交易的全球化程度也极高——在英国这样的老牌发达国家中，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
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战争和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曾经使经济全球化的历程经历了一次大倒退。总的说来，在最近100年中，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过了一个重大的曲折：先是大幅度倒退，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渐重新加强。而20世纪前半期经济全球化的大倒退，典型地反映了政治和社会因素对人类经济活动的重大影响。
20世纪前半期经济全球化大倒退的第一个直接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战争期间，任何向敌对国家出售产品或投入资金的行为都会被视为资助敌人的卖国行为。大战加剧了各国的民族主义，使各发达国家看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对民族利益的重要性。结果是各国都采取措施以减少经济上的对外依赖，导致降低了各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往来。
20世纪前半期经济全球化大倒退的第二个原因是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在30年代大萧条之后，许多西方工业化国家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都大幅度下降，直到二次大战后很久才恢复到30年代之前的最高水平。这可以说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全球化的大倒退”。倒退的主要原因是，各国政府在30年代的大萧条面前竞相以货币贬值刺激出口，结果是使各国之间的贸易战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各国都转向保护本国国内市场的贸易保护主义，导致了国际贸易的衰落。当时从国际分工向本国自给自足的倒退是如此之严重，以致德国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桑巴特把“经济民族化”说成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透过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去探究在背后推动它们的最终动力，我们可以发现，正是经济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民族利己主义或“国家利己主义”，才是中止甚至逆转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根本力量。毫无疑问，正是这种以国家为本位的国家利己主义，导致了各经济发达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采取了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归根结底是由于各大帝国主义强国相互争夺世界霸权。推动这种争霸世界斗争的国内动力，正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是充满政治野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