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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卡夫卡是一个失落了身份的灵魂漂泊者、精神流浪者。他的国籍不明，宗教归宿不明，职业也不明。他说德语，但又不完全是奥地利人；他是犹太人，因而受到基督教的排斥，但作为一个不人邦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也不是自己人；作为一个保险公司的职员，他的兴趣都在文学方面，别人把他当成公务员，而他自己则认为自己是作家。卡夫卡的犹太人的身份给他带来了终生的痛苦，一个人的民族血统是无法选择的，但卡夫卡却要为他的无辜背负终生的精神十字架。犹太民族是没有祖国的民族，他们注定要到处流浪，体验着“无家可归”的痛苦。用他自己的话说，犹太人“被莫名其妙地拖着、拽着，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这种流浪状态和无家可归的体验对于卡夫卡来说是不可忍受的。在他的书信、日记里他常常记着犹太孩子在学校和社会上受到的歧视和欺凌。对于那些有自己祖国的人，卡夫卡又是多么羡慕：“你有你的祖国，因此你甚至可以抛弃它，而这大概是对待自己祖国的最好办法，尤其因为它那些不能抛弃的东西人们并不抛弃。可是他（卡夫卡自指）没有祖国，因此他什么也不能抛弃，而必须经常想着去寻找一个祖国，或者创造一个祖国”（《致密伦娜书简》）。
这种没有祖国而产生的精神流浪感、无根感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得到了象征性的表现，尤其在他的代表作之一《城堡》中，那个土地测量员K怎么也进不了“城堡”——他想要居住与工作的地方，可以认为其中融进了卡夫卡“无家可归”的体验。
卡夫卡的身份不明、精神漂泊之感还来自他的职业与他的兴趣的矛盾。他学的是法学，获的是法学博士的学位，他的工作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小职员；但他的真正兴趣从来不在法律上，而在文学上，而且他对文学的兴趣不是一般人的那种可有可无的爱好，文学是他为之献身的对象，他把创作看作他的“唯一的幸福”。但卡夫卡的文学追求、文学理想太超前了，这决定了他在生前不可能被当时的读者、当时的社会理解。这进而决定了他在当时成不了名，而成不了名就无法以文学为职业，无法以文学养活自己。他还不能不到公司里去乖乖地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小职员，不能不保住那个他十分厌恶的岗位。作为一个需要付出大量时间与精力、要求一个人全身心投入的事业，文学创作与任何非文学的工作都是矛盾的。这样，创作与职业、作为作家的卡夫卡与作为职员的卡夫卡就总是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承认“放弃这一岗位（指保险公司的任职）是我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又觉得“由于我的作品产生得很慢和作品的特殊性，我不能靠文学为生”（卡夫卡1911年3月28日日记）。这种矛盾越是到后来就越激化：“我的岗位于我是不可忍受的，因为它与我的唯一要求和唯一职业即文学是格格不入的，……你也许会问：那么我为什么不放弃这个岗位而后靠文学劳动——我没有财产——过日子呢？对此我只能给予如下的可怜答复：我没有这么做的力量，据我对我的处境的观察，倒不如在这岗位中走向死亡。”（卡夫卡：1913年8月21日日记）。
正如我国学者叶廷芳先生指出的：“这是两种相反的力在撕毁着他：一种是要求按自己的天赋、能力和兴趣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实现自我价值；一种则是社会的伦理、道德的习俗迫使他对家庭承担起一个长子应当承担的责任，首先是经济供养的责任。而他实在无法做到成全任何一方，不得不忍受着这二重分裂的痛楚。”（叶廷芳：《卡夫卡：抛入世界的陌生者》）。
其次，卡夫卡一生最大的精神苦难来自他与父亲的紧张关系。上面指出：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个专断暴虐的父亲。作为一个靠自己奋斗而成功的商人，他父亲全凭自己的精明强干、精力超人而显示了自己的能力。但他完全不理解卡夫卡的追求，还要粗暴地强迫卡夫卡按他的价值观念和意志来设计生活道路。他关心的是赚钱，他的价值观是有钱就有价值。他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而且不能尊重儿子的人格自由和选择自由，要求卡夫卡按他的意志生活，如有反抗则暴跳如雷，斥骂有加。这位家长“专制有如暴君”，只会用武力、吵闹、大发雷霆来对待他的儿子，用“把你踩成肉泥”来进行威逼。在一个寒冷的晚上他曾把小卡夫卡从被窝里拖到阳台上罚站，使卡夫卡成人以后每次回想起就仍感到痛苦。卡夫卡是一个具有反抗性但又软弱自卑的矛盾的人，他一方面生性敏感，自尊心强，要求独立自主，因而对他父亲的专断极为反感；但同时他又性格软弱，他不但感到父亲能干、强悍，更感到自己在父亲面前自惭形秽，既无强壮的体魄（卡夫卡身体从来不好，后患肺病而死），又无过人的精力。固此他在父亲长期的辱骂声中，成了一个“畏首畏尾的奴隶”，“丧失了自信心，换来的只是无穷的负疚感。”这种负疚感来自卡夫卡内心由反抗父亲而滋生的负罪感即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儿子是不应该违抗父亲的，而他的内心却又实实在在地违抗甚至咒骂了父亲。这种矛盾的情感像一个魔鬼缠了卡夫卡一生，直到1919年，即他死前5年，他才敢于写了一封长信 （3。5万字）叫“致父亲”，表达他对父亲的仇恨。这是一封十分著名的信，我们不妨抄一部分：
您坐在您的靠背椅里主宰着世界。
在我看来您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莫测的特征，他们的权力的基础是他们这个人，而不是他们的思想。
我的心灵之所以受到压抑，是因为您要我遵循的戒律，您，我至高无上的楷模，自己却可以不遵循。
有时我想象一张世界地图，您伸直四肢，横卧在上面。我觉得，仿佛只有您覆盖不到的地方，我才有考虑自己生存的余地。
您如何轻易地就醉心于那些地位较高的人物，而他们大多数不过表面上如此而已。
您雕塑家的手与我这块材料之间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于是您又觉得一切都在“反”您，其实这只不过是您的强大和我的弱小所造成的必然后果。
卡夫卡对父亲的这种感情上的关系对于他的性格与创作都有极大的影响，卡夫卡被称为“弱的天才”，他自己在他的札记里也承认：“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则写着：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卡夫卡一直生活在父亲强大的阴影里，这个阴影在他的作品中多次表现为不可克服的、异己的权威、障碍，在这个神秘莫测、无所不在的权威面前，个体的任何反抗、挣扎都是无效的，只有宿命地走向死亡（详见下面对于《判决》、《审判》、《城堡》等的分析）。
第三，卡夫卡一生中屡次不幸的爱情经历也使他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抹不去的阴影。从1912—1919年这7年当中，卡夫卡曾先后与两位女性订过3次婚约，但都没能成秦晋之好，到最后还是独身。可见，卡夫卡的心里是追求受情，向往幸福的婚姻、家庭生活的。两位女性中他与F·鲍威尔的感情尤深，他俩5年中曾两次订婚，又两次解除婚约，从卡夫卡写给女方的书信数量看，就有厚达800多页的一大本。他与这两位女性终未成婚的原因一是卡夫卡唯恐婚后的小家庭生活影响他的创作；二是双方缺少共同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此外，卡夫卡还有几次爱情插曲，但也是悲剧性的结局。一次是他与密伦娜的爱情。密伦娜是一位25岁的少妇，性格开朗，热情、泼辣，她十分赞赏卡夫卡的才华。他俩的爱情起于1920年初密伦娜打算用捷克语翻译卡夫卡的小说，为此征求卡夫卡的意见。见面后她一见钟情，两人的感情很快达到炽热的程度。但卡夫卡与她在性生活的问题上有分歧，最后两人只好友好地分手了。
另一位女性多拉·迪曼特是在卡夫卡逝世前不到1年才进入他的生活的。当时卡夫卡已病人膏肓。多拉对卡夫卡一见钟情，非常热情、周到地照顾他，深深地感动了卡夫卡。不久他们同居了。但由于卡夫卡父亲的反对，他们最终还是没能正式结婚。
卡夫卡的不幸的爱情经历决不能说明他不需要爱情，恰恰相反，他很需要。他在1922年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喜欢正在恋爱的人。但我自己不能爱，我离得太远，我被驱逐了。”被谁驱逐了？被他深爱的另一位“爱人”——文学驱逐了。卡夫卡太爱文学了，他沉溺在文学中实在太深了，以至于不可能把这爱分一点给生活中现实的女性。因而卡夫卡的被驱逐实际上是自我驱逐，他的流放实际上是自我流放。他是自己断绝了他与爱情的缘份。
总之，卡夫卡是一个弱的天才，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一生缺少家庭温暖，缺少婚姻的幸福，病魔缠身，精绪抑郁，悲观绝望。他一生都在寻找归宿、寻找精神家园，但至死未能找到。德国卡夫卡研究专家巩特尔·安德尔斯对卡夫卡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曾作了十分精彩的总结：
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邦会的犹太人 （他最初确是这样），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操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是资产者。作为资产阶级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而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消耗在家庭方面。可是“在自己的家里，我比陌生的人还要陌生。” （转引自叶廷芳：《卡夫卡：抛入世界的陌生者》）。
《判决》：一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