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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机装在船尾，正好在乘客甲板那臭气熏人的便池底下。阿里萨不象头次出门的旅客那样，几乎是下意识地一上船就四处东看西看。他是在七月间的一个礼拜日早上七点上船的，直到傍晚，船经过卡拉玛尔村的时候，他到船尾去小便，从便池里看到那个巨大的宽叶涡轮机正在自己的脚下喷着泡沫和热气腾腾的蒸汽，在火山爆发般的巨响中转动着，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他正在乘船旅行。
他从来没出过门。随身携带的，是一只铁皮箱子，箱子里放着高寒地带穿的衣服、他自己装订并用纸板做成书皮的插图小说，以及那些他已倒背如流的几乎都被读烂了的爱情诗集。他把小提琴留在家里，那把小提琴和他的伤心事联系得太紧了，他不愿意让它勾起痛苦的往事。母亲却逼着他带上了那个行李包，那是个十分流行而实用的铺盖卷儿：一个枕头，一块床单，一个白色小便盆和一顶针织蚊帐，所有这些东西部包在一张席子里，用两根龙舌兰绳子捆起来，绳子在急需时可以用来控吊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起初不肯带，他觉得这些东西在一个有现成床铺的舱房里派不上用场，然而从第一天晚上开始，他就不能不再次感谢母亲的先见之明。最后一刻，上来了一位衣着华丽的旅客，他是那天清晨乘一艘从欧洲来的船到达的，省长亲自陪着他登船。他想带着妻子、女儿、一个男佣和七只镶着金边的箱子立即转船接着赶路，箱子勉勉强强堆在梯子上。船长是位身材高大的库拉索人，他终于唤起了土生白人们的爱国热情，把这几位不速之客安顿好。使用夹杂着库拉索方言的西班牙语向阿里萨解释说，那位服饰华贵的客人是英国的全权公使，他正在赶赴共和国首都。他提醒阿里萨，英国为我们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出来提供了决定性的帮助，为了让一个门第如此高贵的家庭能在我们国家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任何牺牲都算不了什么。当然，阿里萨因此放弃了自己的舱房。
起初，他并没有后悔。每年的那个时期，河里的水位都很高，轮船在头两天夜里通行无阻。晚饭以后，也就是下午五点时分，船员们就把行军床分发给旅客，每个人自找地方把床支起来，铺上随身带的行李，挂上针织蚊帐。带有吊床的旅客，在大厅里挂吊床，什么也没带的人，就睡在餐厅的桌子上，把在整个航程中至多换洗两回的台布扯来盖在身上。入夜以后，阿里萨几乎是整夜地辗转反侧，不能人睡，他从河面上吹来的凉爽的微风里，听见了费尔米纳的声音，对她的回忆安慰着他的寂寞。轮船迈着巨兽的步伐在浓雾中前进，在轮船的喘息声中，他听见她在唱歌，直到地平线上升起第一抹玫瑰色的霞光，那歌声还在回荡。新的一天不知不觉地降临在渺无人烟杂草丛生的原野和浓雾紧锁的湖泊上。他认为这次旅行再次证明了母亲的聪明，于是他又觉得有勇气忘掉过去，并且继续生存了。
在深水里走了三天之后，横梗的沙滩，或明或暗的激流，使航行变得更加困难。河水浑浊，而且越来越窄，两岸是参天大树纵横交错的原始森林，隔好一阵子才能在供轮船烧锅炉用的柴堆旁边看见一间茅屋。吱哇乱叫的鹦鹉和上蹿下跳的看不见影子的小猴，使炎炎午时显得越发闷热，晚上必须把船拴在岸边睡觉，这样一来，仅仅因为还活着，就让人无法忍受。除了闷热和蚊子外，还有那股晾晒在栏杆上的液肉散发出来的腐臭味儿，同样令人难耐。大部分乘客，尤其是欧洲人，都离开了臭气熏人的舱房，在甲板上踱来踱去熬过长夜，用拭擦涌流不断的汗水的那块毛巾，轰赶应有尽有的蚊虫小咬。天亮的时候，每个人都已经筋疲力尽，被蚊虫咬得鼻青脸肿。
那一年，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时断时续的内战又爆发了新的事端，为了维持船上的秩序和保障乘客的安全，船长采取了异常严厉的预防措施。他取缔了当时旅途中最喜闻乐见的消遣——朝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鳄鱼开枪——以避免发生误会。后来，在一次争论中，某些乘客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他下令收缴了所有人的武器，答应在旅途终点归还。即使对那位英国公使，船长也毫不通融，这一位从启程的第二天一早就换上了猎装，挎上一支高精度卡宾枪和一支猎虎用的双筒猎枪。驶入特内里菲港上游以后，限制措施更加严厉了。在特内里非港，和一艘挂着表示瘟疫的黄旗的船交错而过，船长没能得到关于那个报警信号的任何情报，因为那艘船对他的信号未予回答。就在当天，他们碰见了另一艘运牲口去牙买加的船，这艘船告诉他们，那只挂着瘟疫标志的船上载有两个霍乱病人。并且告诉他们说，霍乱正在席卷他们即将驶过的那一段流域。于是，不但禁止乘客在下几站的港口下船，而且也不准在那些装添燃料的荒无人烟的地方下船。——就这样，在到达终点站前的那一段旅途上——整整六天乘客们都养成了坐牢般的习惯。在这些日子里，人们鬼鬼祟崇地你我相传，欣赏一套色情的荷兰明信片，谁也不知道那是从哪儿传出来的。但任何一个河上的“老江湖”心里都有数，那只不过是船长多年来收藏的色情明信片中的一小部分样品而已。就是这种望梅止渴的消遣，也仍然以徒增腻味而告终。
阿里萨以他那种使母亲担忧、令朋友们恼火的矿石般的耐心，忍受着旅途的煎熬。他没同任何人发生过接触。时光轻易流逝，他倚栏而坐，时而看着一动不动地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鳄鱼张开密排利齿的大嘴捕获蝴蝶，时而看着草险从沼泽地里掠飞而起，时而看着海牛用它那顶大无朋的奶头喂自己的孩子，同时发出女人哭泣般的声音，让船上的乘客大吃一惊。在同一天里，他看见三具尸体漂过，尸体胀得鼓鼓的，颜色发绿，上面站着好几只秃里。先漂过的是两具男尸，其中一具没有脑袋，后来漂过的是个年轻很小的女孩子的尸体，那蛇发女怪似的头发，在轮船荡起的水波中一浮一浮的。他始终没弄明白，也根本没有人知道，那些尸体到底是霍乱还是战争的牺牲品。但那催人呕吐的恶臭，却和他思念中的费尔米纳掺和在一起。
历经多时，在他的幻觉里，任何事件，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同她有着某种牵连。夜里，当船靠岸之后，大部分乘客都在无可奈何地走来走去的时候，他就着餐厅里的那盏油灯——唯一亮到天明的灯——差不多跟背诵似的再次阅读那些图文并茂的小册子。他反复看过无数遍的情节，经他把膳造出来的主人公换成现实生活中的他的熟人之后，又产生了绝无仅有的扭力。他总是把未成眷属的有情人的角色留给自己和费尔米纳。另外几个夜里，他给她写了一封又一封肝肠寸断的信，过后这些撕成碎片的信又在奔流不息的河水中东飘西散。就这样，捱度着那艰熬的时刻。有时他把自己想象成爱情故事中的羞羞答答的王子或者雄心勃勃的追求者，有时又把自己想象成跟真实命运一样的被遗忘的情人，直到吹来第一阵晨风的时候，他才坐到船栏杆旁边的靠背椅上打起肺儿来。
有一天夜里，他比往常更早地停止了看书，心不在焉地朝厕所的方向走去。空荡荡的餐厅里，一道门突然在他走过的时候打开了，一只手以游隼般的敏捷抓住了他的袖子，把他拉进一间舱房锁了起来。昏暗中，他依稀感觉到有个年轻女人的一丝不挂的身体，她浑身热汗，喘着粗气，把他仰面推倒在席子上，解开他的腰带和扣子，然后张开四肢骑在他身上，以过来人的轻松愉快占有了他。两人挣扎着掉进了味同野虾繁衍的沼泽地似的无底的深渊。事毕，她喘息着在他身上躺了一会儿，然后消失在黑暗里。
“您走吧，忘了它。”她说，“这事儿压根儿就没发生过。”
这一突袭的闪电般的迅速和成功，不可能解释为令人恶心的突发性的疯狂举动，而是从从容容制订的计划的结果，而且连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到。这个叫人心里甜滋滋的信念，使阿里萨难舍难弃，在登峰造极的快感中，他觉得心里开了一个窍儿。这使他自己也无法相信，甚至还拒绝承认，那就是：费尔米纳的虚幻的爱情，可以用世俗的性爱来取代。于是，他千方百计地去辨认那个久经沙场的强好他的女人，她那豹子般的本能，或许能弥补他失恋的不幸c他未能如愿以偿，相反他越是寻根问底，就觉得离现实越远。
袭击发生在最末一间舱房，这间舱房和倒数第二间是通着的，中间只隔了一道内门，两间舱房实际上变成了四个铺位的家庭卧房。住在那里的是两个年轻女人，还有一个年纪已相当大仍然风姿绰约的女人，和一个只有几个月的婴儿。她们是在巴兰科·德洛瓦上船的，自从蒙波克斯市因河水变化无常而被从定期航线上排除出去，城里的客货都改成了从这个港日上船。阿里萨留心地看了她们一眼，仅仅是因为她们把睡着了的小孩放在一只巨大的鸟笼里带着走。
她们的衣着跟在时髦的远洋船上旅行似的，丝绸裙子底下衬着裙撑，授皱领上镶着花边儿，帽子的阔活儿上缀着细布花。两个年轻的女人，身上的穿戴每天要从头到脚换几次，其他乘客都热得喘不过气来，她们却似独处于春光之中。三个女人撑伞摇羽毛扇的动作都很利落，似乎都怀有当时社交中神秘莫测的目的。
她们无疑是一家人，但阿里萨却连她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也没能搞清楚。起先，他以为年长的那个是另外两个的母亲，很快就发现她的年纪还不足以为她们之母，而且她还穿着半丧服，另外两个则没同她一样戴孝。他想不通，她们之中的一个怎么竟敢在另外两个近在腿尺的铺位上睡觉时干那种事儿。唯一合理的假设是，她利用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或者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