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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致上以这些小说在公众中的影响程度大小为它们排了队。从街上那些“流通图书馆”图书借阅的情况来看，最流行的小说，当首推冒险小说，汉语叫“侠义小说”。在一个侠义勇敢的举动常被老师和家长所训斥的社会里，这种现象自然是很奇怪的，然而从心理上来解释则一目了然。在中国，侠义的子孙常会使自己的家庭陷入与警察和地方官吏的麻烦和纠纷之中，故而常被赶出家门，流落下层社会。而行侠仗义之士，常常大具有公众精神，一定要干预别人的事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于是被逐出社会，赶往“绿林”。
因此，如果父母不把他们“击碎”，他们就会击碎这个家庭。这也是由于缺乏宪法保护的缘故。在一个正当行为得不到宪法保护的社会里，一位执意要为社会上的穷苦人和被压迫的人主持正义的侠客，就一定得是一位“硬派英雄”。显然，那些安分守己地呆在家里的人，呆在上流社会的人，是不配麻烦别人去“击碎”的。于是，这些中国的“优秀公民”便十分欣赏绿林豪杰，就像无助的妇女欣赏脸庞黝黑、胡子拉茬、胸毛蓬蓬的魁梧大汉一样。有什么比一个结核病人躺在床上看《水辩传》，欣赏李这的力气与业绩更容易令人兴奋和畅快的呢？应该记住，中国小说总是躺在床上读的。
奇幻小说或曰神怪小说，涉及到妖魔与神仙的斗法，包罗了传统民间故事的很大一部分。这种传统与中国人的心灵非常接近。在《中国人的心灵》那章里，笔者已经指出，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超自然的东西总是与现实纠缠在一起的。《西游记》曾由田。蒂莫西。里查兹博士译出一个轮廓，书名为“Amkiont OHeaven”（《天国求经记》），故事描述了玄奘法师去印度取经的业绩以及途中所遭遇的危险。同行的还有三个极为可爱的半人半兽的人物：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这个故事并不是由作家首创，而是以民间的宗教传说为依据写成的。最为可爱、最讨人喜欢的角色自然是孙悟空，他代表了人类精神中最顽皮的那一部分，永远在做着一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吃了天堂里的禁桃，就像夏娃吃了伊甸园的苹果一样；他后来又像普罗米修斯那样被锁在大石底下达500 年。满期之日，玄奘恰巧路过，将他解救出来。
他需要一同上路，并担负与各种妖魔鬼怪作战的任务，以期将功折罪。但他恶作剧般的性格却还保留着。这个人物的发展过程，正好代表着不甘约束的人类精神与神圣的行为规范之间的冲突。他头上有一个铁箍，每当他行为越轨，违反戒条时，玄樊就可以念紧箍咒，铁箍就会缩紧，使他的脑袋疼痛难忍，几欲爆裂。而猪八戒则代表人类的动物欲望，但这种欲望在宗教的旅程中逐渐得到遏制，得到净化。所有这些欲望与诱惑所引起的冲突发生在如此奇怪的旅程中，由这样一些并不完美但却颇具人性的人物参加，于是便造就了一系列滑稽的情节和令人兴奋的打斗场面。打斗时还借助于超自然的武器和魔力，孙悟空耳朵里藏着一根小棒，可以随心所欲地放大。他还具有拔下腿上的猴毛使之变成无数个小猴去骚扰敌人的能力。他还可以变成一只水老鸦、一只麻雀、一条鱼儿或一座庙字——眼作窗，嘴作门，舌作佛像，时刻准备把踏入庙门的妖怪吞进肚里。孙猴与妖怪的这种打斗，互相都可以变化无定，追来逐去，上天入地或潜入水中。这种战斗，使所有的儿童和那些还没有老到不欣赏米老鼠的成年人，都大感兴趣。
这种对神怪的喜好，不仅志怪小说里有，还可见于其他各类小说，甚至诸如《野叟曝言》这样的第一流作品的力量也都部分地被这种喜好冲淡了。
这是一部描述冒险与夭伦之乐的小说。这种对神怪的嗜好又使得《包公案》这样的悬念故事逊色不少，使侦探小说的发展成为不可能，后者的原因当然还在于中国人科学推理的缺乏，生活的贫乏等等。因为当一个中国人死了的时候，通常的结论是死了就是死了，如此而已。中国的侦探家包公本人也是一个法官，总是通过梦境来解决迷惑和谋杀，而下是运用福尔摩斯那样的推理。
在情节上，中国的小说则像D。 H。 劳伦斯的小说那样松散；在篇幅上，它像俄国的托尔斯泰和陀恩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那样冗长。中国小说与俄国小说的相似之处是十分明显的，二者都使用极为现实主义的技巧，都十分爱好对细节的详述，在叙述故事时，他们都不喜欢西欧长篇小说常有的那种主观性。虽有丝丝人扣的心理描写，但倘若要作者再由此往前走一步，发挥一下自己的心理学知识，则很困难。小说的主要任务是讲故事。《金瓶梅》在对纯粹腐败堕落行为所进行的详尽描写上，与《卡尔玛卓夫兄弟》相比，毫不逊色。恋爱小说的情节通常都是最杰出的。社会现状小说在近30年来很是时髦，但其情节松散，进而成为一系列互相没有多少关联的趣闻轶事，尽管故事本身都很有趣。短篇小说这种形式本身甚至都没有出现，直到近十年来现代作家读了原版的或翻译的西方文学，试图写一些类似的东西之后，它才初露端倪。
总之，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步伐很好地反映出了中国生活的发展步伐。
它规模宏大，错综复杂，从不急急匆匆。长篇小说生来就是给人消磨时光的，这一点是公认的。当作者有足够的时间可供消磨，读者又不急着去赶火车的时候，没有理由急急忙忙地写完或读完。中国的小说是要耐着性子慢慢读的。
路边既有闲花草，谁管路人闲摘花？
西方文学的影响
当两种文化相遇时，较为丰富的那种文化应该给予，另一个则应接纳，这一点十分自然，也极其合乎逻辑。事实上，尽管令人难以置信，给予要比接纳更为幸运。很明显，中国近30年来在文学和思想上获益非浅，这全得归功于西方的影响。承认西方文学内容较为丰富，承认它整体上的优越性，这一点使得自诩为“文学国度”的中国大为震惊。约莫50年前，中国人有深刻印象的只有欧洲的炮艇；约莫30年前，他们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了深刻印象；约莫20年前，他们发现西方居然还有十分优秀的文学，而现在不少人已经在慢慢地意识到西方甚至具备比他们自己更良好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风范。
对于一个古老而又自傲的国度而言，这可实在使人难以接受，但是中国之大，已经大到可以接受任何东西的地步。无论如何，文学领域的变革已经到来。中国的文学在文体和内容上的深刻变化，比以往整整2000年来的任何变化都要大。受外语的直接影响，白话本身成了文学的媒介；语言的解放是由一位深受西方精神感染的人士所提倡起来的。词汇大量增加，这意味着增加了大量新的概念，无论是科学、哲学、艺术还是文学的概念都包括在内。
这些概念通常比我们思维中的那些旧材料的概念、定义更完善、更精确。我们思维中这种原材料的增多，导致了文体的变革。文体的变革又现代化到旧文人难以辨认的地步，以至使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很难适应新的语言格式。如果让他们为杂志写一篇在文体和内容上都能为人接受的文章，他会感到茫茫然不知所措。诸如自由诗、散文诗、短篇小说和现代戏剧等新的文学样式已经出现，长篇小说的写作技巧也大为改进。更为重要的是，那种在总体上与法国新古典学派观点非常相似的中国旧文学批评标准现在已被抛弃（新古典主义曾使欧洲人在一个半世纪之中都没有能够欣赏莎士比亚）。代之而起的是更为新鲜、丰富和广阔的文学观念，这种观念最终会使文学与生活高度和谐起来，使我们的思维更为精确，使我们的人生更为真诚。
当然，给予比接纳更为幸运。接纳带来了混乱。进步是有趣的，也是痛苦的，更有甚者，进步还常常是丑陋的。伴随着年轻的中国那心灵的剧烈震荡，我们失去了思想的重心，也失去了欢悦的庸见。这个新旧选择调整的任务殊非一个寻常的心灵所能承担，而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又是极端地幼稚，脾性是那么易变，观念是那么浅薄。理解；日东西是困难的，明白新东西也不大容易。有些许的浪漫主义，也有些许的自由主义；缺乏批判思维能力、缺乏心理稳定因素，对任何旧的东西，属于中国所特有的东西，都感到很不耐烦；极端轻信一年一度的思想“新模式”；到南斯拉夫去搜寻最新的诗人，到保加利亚去搜寻最新的小说家；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情况时小心谨慎，极端敏感（这只能说明自己自信心的缺乏）；有一点源于18世纪的理性主义，也有时时袭来的忧郁和过度的热情，年复一年的口号之争就像狗在转着圈咬自己的尾巴——这一切塑造了现代中国作品的特性。
我们已经失却了稳定而完整地看待生活的天赋。今天，文学被罩上了政治的云彩，作家被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派捧着法西斯主义，一派捧着共产主义，各自以之为疗救一切社会弊病的万灵药方。真正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许并不比旧中国的时候强多少。可尽管表面上思想已经得到了解放，以往类似欧洲中世纪“宗教法庭”那样排斥异端的传统所引起的极度不安的精神现在却仍未能平息下来。这种不安只不过是由现代术语来描绘就是了。因为无论如何，中国人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