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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一个上了年纪的集体农庄庄员，让我们坐上了马车，他的心情出奇地平静。
“你们瞧，风车的叶子直打转。我就是到那边去去面粉的。难道我以前想过在德国人统治下磨面吗？全区总共只有三个德国兵。咱们如今的红旗集体农庄正和战前一样。同一个主席，同一个会计……你们瞧，那么麦子长着没有割，熟了的麦子在掉下来。一起来吧，同志们，跟我们一起干活吧。我们又有漂漂亮亮的姑娘，又有俊俊俏俏的婆娘……就是非常短少人手。”
我们仔仔细细问这个老头儿，他从哪里得来这样的好心肠，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德国人。他的议论是这样的：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既然支持不住，把乌克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转手给德国人了——我们就应该适应环境。
“我可没见过德国人。那些德国而人是什么模样儿啊？”
“那么，老爹，您怎么知道莫斯科已经沦陷了呢？”
“村长说的……”
“那您就相信他吗？”
“不相信他相信谁呢？早先我们这里常有报纸来，也有无线电，现在，村长的话便是真理。”
我们无法清楚地了解这个老头儿是不是在故弄玄虚，是不是在伪装头脑简单的人，还是真的完全信任德国傀儡们的宣传。
当这个老头儿说他是切尔尼多夫省伐尔瓦区奥塞辽尼村人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好象触了电流一样。
“这么说，原来我们已经到了切尔尼多夫地境了？”
“当然……”
“这里从前是费多罗夫领导的。老爹，您没听见他的下落吗？”
“费多罗夫吗？阿列可塞·费多罗维奇！啊，战前我见过他，正象现在我看见你们一样。他常到这里来。但是谁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呢？有些人说，他已卖身投靠德国人了，有些人说，他已被打死了……也许他是这里的村长也说不定……”
这时候我忍不住了。我想卡住老头儿的喉咙。
“嗐，你这个老不死！”我气呼呼地说。“为什么乱说你认识费多罗夫？我就是费多罗夫！”
然而老头儿不但没有不好意思，反而忽然涨红了脸，转过身来对我叫起来：“我乱说！？我活到六十四岁从不乱说，要等到现在来说！？你以为，只要在衬衫底下藏了手枪，就能嚇倒我吗？我是个老头儿，死嚇不了我。您是费多罗夫！？要是费多罗夫来到我们这里，老百姓就会跟他去当游击队，老百姓就会烧掉风磨，也会把村长吊死……嗳，小伙子，你们找错了人啦……喝，爬下我的车子，滚下去，我说！”他撞了撞我的肋骨，恶狠狠地叫起来。
我们怎么办呢？只得下车。老头儿挥开鞭子，在马背上抽了一下，马儿横冲直撞地驶走了。
老头儿驶了大约一百步光景，还对我们挥挥拳头恶毒地咒骂：“该死的洋警察的走狗！”
他说完，立刻俯下身去，好象等候一颗子弹似的。当然，我们并没有开枪。
他又直起腰来，重新开始尽情地咒骂我们。
我们就这样走进了切尔尼多夫省。
在敌人后方荒无人烟的道路上，被命运安排在一起的三个不太相熟的人，能够谈些什么东西呢？不，当然，我们并没有沉默，可是也没有互相说些笑话来消遣。各人都谈了一些自己的事情，谈到自己怎样开始打仗。我们简短地提到了过去——想起了妻子和儿女：“她们现在怎样，她们在哪儿……”头上的两三天我们就尽谈这些一般的问题。我们早已认定，彼此不过是同路人而已，马上就要分手的。所以开怀畅谈，或者拟定未来的共同计划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没有机会和德寇打过仗。但我相信——要是发生任何类似的事情，我们谁也不会把自己的朋友扔在灾难里的。这就是我们同志关系的主要意义。
西蒙年科和雅科夫之间建立了一种互相善意取笑的口吻。通常总是西蒙年科发起，雅科夫则给以无关痛痒的回答，有时却也反唇相讥。我们最后的一次谈话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是一次认真的谈话……虽然如此，还是由你们自己来判断吧。
我已经谈过，我们已经在自己的切尔尼多伏省的土地上慢慢儿走。我们离最近的居民点有八公里。到这个居民点的附近时，道路就岔开了。雅科夫在这个地方准备和我们分手——到尼真去。这里新近下过一场雨，道路泥泞，在黏土上走，滑得要命，走路快不了。小桥附近堆着一些建筑木材。我们便坐下来休息休息，抽支烟。
西蒙年科对我使了一个眼色，然后便对雅科夫说：“嗐，雅科夫，你这次可倒楣了。一定倒楣。你跟我们白白地越过了切尔尼多夫省界。你应该早就离开我们的。”
“这是为什么？”
“你这个傻瓜，还不懂呢……您听听，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咱们这位朋友还不知道他的危险呢。你不是打算要到尼真去探望家属吗？
“我要跟家属见见面，可能帮帮她们的忙，然后再回前线，尽力设法越过战线到自己人那里去。”
“费多罗夫不会放你走的。他一下命令，只要你身体好，就得服从。他现在是在自己的地区里。你得跟他去打游击。”
“你呢！”看来雅科夫有点儿不放心了。
“他不能命令我。我现在不是切尔尼多夫省的人。我是在沃伦省参军的。你倒是在尼真参军的呢……”
“我不是党员……”
“是共青团员吧？”
“当我参军的时候，关系已经从尼真转走了……”
“没有关系。老弟，你无论如何是属于切尔尼多夫省组织。党的省委书记说的话，对你来说就是法律……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您说对吗？”
我没来得及回答。雅科夫便带着讨饶似的微笑对我说：“费多罗夫同志，我只求您给我一个假期。如果可能的话，几天就行。那里终究有我的妻子，而最主要的是我那儿子。以后您叫我上哪儿都行。”
西蒙年科所选的开玩笑的题目是不太合适的。他本人也根本不打算打游击，也是想看看他母亲，然后回到前线去的。当时我不得已也插了嘴，把谈话引上严肃的轨道。
“当然，现在的问题不在乎我们在哪一省的土地上。雅可夫，请你原谅我，我觉得你这个小伙子还不错。我很感谢你在我为难的时分救助了我。但是现在到了自己应该考查的时候了，做一个共青团员意味着什么，而在当前的环境之下，自己应该怎样行动。我不打算考验你，可是请你回答一下，你在哪一方面表现出自己是共青团员？想想看，在敌人后方的一个共青团员，能不能只想自己人，只想家里的事情？”
雅可夫满头大汗，虽然天气根本不热。他脱下船形帽，用手掌掠了掠头发，站起来又坐下去了。
“费多罗夫同志，”他惶惑不安地说，“我过去总是节省汽油和轮胎。这就是说，我原是个斯汉达诺夫工作者，我们举行竞赛的时候，我的汽车驶完了竞赛定额而不用大修理……嗳，我明白，您现在谈的不是这个……我不知道……说实话，我甚至没料到会遭遇这样的麻烦事。当然，我的确应该……没关系，费多罗夫同志，我可以不上尼真去……”
“你当然可以上尼真去，问题并不在这里……”
我有心不把意思说穿，想叫雅科夫自己明白我对他的期望。看来他正在紧张地思索，目光从我身边掠过，直望着田野，很可能连我最后说的一句话都没有听到。
“费多罗夫同志，”他停了好多时候才说，“我好象已经想通了。我是在五年前被吸收入团的，那时候我就理解到共青团员应该站在前列。我还当过汽车场的团委。但是如果那时候他们对我说，会有德寇的侵占，而我应该同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员们一起工作，……那么”
“那么你就不入团了，是不是？”
“不，费多罗夫同志，怎么会呢……正相反……”
“怎么会相反呢？”
“所谓正相仿，就是说，那时我会更自觉地学习政治。现在我是茫无所措，连自己的责任也摸不清，也不知道自己怎样行动和其他等等。我是个汽车驾驶员，熟悉自己的业务，这一点请您相信我。如果您能给我汽车，要我载着游击队员踏足风门向敌人冲去，这我是办得到的。这是因为我是一个共青团员……现在当然要比战前更重要啦。”
“并非为的是更重要这个问题，而是对整个苏维埃人，特别是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来说，首先面临严重的考验。放在我肩上、他肩上和你肩上的责任是极其重大的。你是共青团的一分子，这一点你本人已经忘了一半。而这一点是决不能忘记的。在自我批评方面，我也应该检讨，我忽略了你是共青团员。西蒙年科还要和我在一起走得远一些，以后也要和他谈谈。你现在就上尼真去吧……”
“也许是我不去的好，也许我跟你们一块儿往前走好些？……”
“如果问题单在家庭上，那么你走也枉然，恐怕那里会使你深深失望的。但是你如果有公事前去，带着省委联络员那样的任务前去，那么你遇到不幸就会容易忍受，情绪也将不同。你要竭力设法和尼真的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告诉他们省委在哪里，帮助他们和党的地下省委……任务明确了吗？”
“费多罗夫同志！”雅可夫抓住了我的手，紧握在手掌里摇了好一会儿。他甚至激动地气都喘不过来。老实说，我没想到会挑起他这样热烈的情感。他接着说：“费多罗夫同志，我多么想更快地完成任何任务啊！”
我们站起身来，又向前走去。在到达岔路口之前的整个一段路上，雅可夫老是仔仔细细问我：怎样去找地下工作者？给他们传达省委的指示是什么？怎样把结果转达给省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