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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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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来,我们神经的紧张是松弛了,但自然还得继续运用它。我们马上觉得想休息,想洗涤,想好好地睡一下……他们亲切地接待我们。不但亲切地、热烈地接待我们,而且拥抱、接吻、久久地握着手尽摇不放。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拖我们到自己的棚子里去。熟人很多,他们情感的真诚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是的,有一个‘但是’。我们不得不稍稍节制一下见面的热情,可以这么说,得用另外一种腔调露出矜持的神气。我已经相当详细地描述自己的外表,而这时候,我是更褴褛了。所以“矜持”这个词儿听起来无疑是滑稽的。可是这是必要的,原因是这样。

  我到伊雅琴支队来的目的不是为了休息,也不是为了要感觉到个人的安全。不管我外表看来象什么样子,不管我多么需要保持体力,但我没有权利忘记自己的责任,哪怕是一分钟。我倒并不是怕被人误解。每一个指挥员都懂得我的话。

  我以省游击运动司令部首长的地位,要求听取正式报告,而且在休息以前视察了营地。

  十二个用树枝搭成的棚子分布在树底下,彼此相隔不了好多步。战士们按自己的爱好和各人的可能来布置各自的棚子;有的睡在草席上,有的睡在不很干燥的苔藓上,有的睡在摊开的皮袄上。有三四处地方在烧篝火,其中一处,妇女们正在大锅子里煮粥;在其他的篝火边,人们只是在取暖。这时已是严冬气候,气温大约在零下四度,可是还没有下雪。

  每一名战士都带着武器。我检查了几支步枪和手枪,擦得都很马虎。许多战士甚至从来没有试放过自己的武器。

  一尊连队迫击炮毫无作为地抛在那里,原来是没有人会使用,而且也没有人想去掌握它。我们在初次巡视中当场检查:试放了几炮。

  在巡查境界岗哨和临近哨所时,我忽然看到那个半狂的老头儿,一个月前西蒙年科和我在列索沃耶附近遇到的,不错,正是那个牧放一条瘦母牛,夜间对德寇的轰炸机群挥舞过拳头的人。他正坐在树椿上纪录俘虏的口供。那个德国兵的大衣、制服和裤子的钮扣都解开了,站在那里,大腿并得紧紧的不让裤子掉下来,垂着手在发抖。两名游击队员坐在地上,拿手枪准备着。

  老头儿一见指挥员,便跳起身来,举手敬礼,相当雄赳赳地报告道:“支队指挥员同志,战士兼翻译员萨德琴科报告。奉支队政委的命令,我正在审问一个被俘的强盗,德军叫他兵士的……”

  从他谈吐的音节听来,可以毫无疑义地断定他就是前述的老头儿。但他或者是不认得我,或者是不愿意来辨认我。

  “那个人是谁?”当我们走开的时候,我问指挥员说。“他的母牛在哪儿?”

  “费多罗夫同志,关于母牛的事您是从哪儿知道的?不错,他真是带了一头母牛到我们这儿来的。他自称是波尔塔瓦的德文教员。他的经历很有意思,每次讲起来都没有出入,毫无矛盾的地方——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

  塞乔夫开始把这个故事详细地告诉了我。

  德寇炸毁了他在波尔塔瓦的房子,同时致命地炸伤了他的妻子——结果死在他怀抱里。他儿子在红军里,女儿在莫斯科的专科学院里读书。德寇一占领波尔塔瓦,便登记所有的德文教员。他被派在司令部里工作;但在当天晚上,他就带了唯一的财产——母牛——从城里逃出来了。

  老头儿到哪里,哪里就强迫他登记。德寇知道他懂得德文,一定要他当翻译。老头儿便牵着母牛再往远处走。他开始回避人们的耳目,绕过村落和城市。就这样他碰到了游击队的哨所。

  “他对我们很有用:是本支队里唯一懂得德文的人。”

  巡视以后,我还听取了指挥部的正式报告,然后大家坐下来吃午饭。

  在饭桌上,大批的新闻向我们涌来……

  我得知卡普拉诺夫和德鲁日宁还很好地活着,象我一样,从波略丁平安地穿了过来。他们到过这里,待了不久,随即到省支队找波布特连科去了。

  我又得知省支队仍在活动,关于它自行瓦解的谣言,是由一小撮开小差的所散步的。

  波布特连科已经以自己的果敢和猛袭获得了名望,四面八方的人都投奔到省支队去。支队在扩大、在成长,但是……接着就展开了对于各种问题的争论。因为争论须待双方出席才能解决,我们以后再提到它吧。

  “这究竟是怎么搞的,”我问支队的指挥员们,“你们派人在马洛·捷维察区迎接我们,而他们没有能找到我们吗?我们在那边举行了一次大会,召集了全区的代表。好一批侦察员!让我来见见这批人。”

  应指挥员的召唤来了一个身材瘦长、穿着红军制服、大约二十三岁的年青人。他自称名叫安德列·科雷纳。他的嗓音听来似乎很熟悉。

  “科雷纳同志,您怎么在家乡没有能够找到我们呢?”

  原来他给德寇抓住了。噢,这不就是在西斯基干草棚旁边和他爱人谈话的安德列吗?

  “朋友,听着,”我对他说,“也许你真的用斧头敲了一下德国人,也许你真是个大胆的小伙,不过你去迎接的不是我,而是自己的未婚妻。”

  他脸儿红得要命,开始否认这件事,但我接着说:“那么你们到德涅泊彼德罗夫斯克去读书呢?还是到切尔尼多夫去?你叫自己的美人儿到这里来吗?”小伙子也许把我当做跳神的了,弄得目瞪口呆,使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好,你既然答应了,那你就把她领到这儿支队里来吧。我们来说服指挥员。”

  我在这里也见到了那位列索沃耶来的工作队女队长。

  第二天早晨,有个小伙子交给我一封信,这是我在地下活动中接到的第一封信。

  小伙子说:“有人请我把这封信亲自交给您,交到您的手里。”

  信端端正正地折成一个三角形。我把信拆开,看了一下签名——雅可夫·祖谢尔门。

  “他本人在哪里?”

  “他到波布特连科那里去了,我们已有五个人上那里了。”

  下面就是雅可夫写给我的信:

  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

  您也许以为我是个容易动气、过分任性、神经过敏的人吧。我真的变得令人嫌恶地神经过敏了。我去过尼真,但是正如您所说,徒劳往返。那边的犹太人已被赶进犹太区,围在带刺的铁丝网里。至于我的老婆和小儿子,我从老乡们的口中了解,她们说不定早就被杀害了。我在晚上挨近铁丝网走了两次,差点儿给他们抓去打死。以后我干什么呢?我在熟人那里躲了五天,但是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隔着窗户看到德寇,看到他们的行为是那么厚脸无耻,他们的统治是那么强横霸道:当街用枪托殴打老年人,抢掠商店。这时我记起您劝过我参加游击队,可是我仍旧希望能知道一些关于家庭的事情。

  我碰到了一个熟朋友,瞎眼的雅沙·巴丘克。他听得出我的声音,把我带到他家里。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这件事使我万分羞愧,而且非常激动。我是身强力壮,而雅沙·巴丘克却从小就瞎了眼。但是他和他的父亲、妹妹切娜都在写传单,在城里到处散发。每天晚上,共青团员们到雅沙家里聚会。您大概知道:他是留下来做地下工作的。他精力充沛,不怕死,很有威信。我很想留在尼真帮助他;但雅沙因为我的国籍关系命令我离开。他对我解释说,我还是当游击队员适宜。我在城里会被人认出来,而且立刻会被捕。当雅沙知道我曾和您在一起待过,又知道您将在什么地方时,他乐极了,因为有可能联系党的省委书记了。他甚至想亲自和我一起来会您;但是他父亲和同志们劝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当时写了封信命令我动身。我领到了武器,和现在为我送这封信给您的小伙子一起来了。

  我没有把巴丘克写给您的信给这儿支队的人看;但是,说不定您也会上这儿来的。那么您可以想到,我已接受您的劝告,远走到省支队去了。在我看来,这儿的人领导得不得当、很软弱。我已见过德寇这样的暴行,使我不能眼看着整个支队只是躲在树林里,或者是每星期来这么一两次小小的袭击。瞎眼的雅沙·巴丘克和共青团员们比这里的领导人做得更多、更勇敢。

  也许这与我无关,我以通信员的资格到远处去了。我本来预备给您写得更详细些,不过我留下这封信,只是为着恐防在波布特连科那里见不到您。那时我将把一切的事情更详细地告诉您。

  再见,费多罗夫同志,只要我在路上不给杀害。

  我问转交信的那个小伙子说:“雅可夫走了好久吗?他在这里和指挥员发生过什么事,吵过架吗?”

  不,看来雅可夫为人向来谨慎沉着,与人无争,他说明有任务到省支队去的。大约在一星期以前走的。

  小伙子说:“我也是从尼真来的。我和雅可夫一起来到这里。但是我更喜欢在城市里,更想和共青团员们在一起。和巴丘克同志在一起工作多有意思!城里人全都知道他,尊敬他。他在战前是位律师……费多罗夫同志,您以为怎样,我可以回到尼真去吗?”

  关于雅可夫·巴丘克这个人,我早在战前就听到党的尼真区委书记格拉西明科讲过。他说,有一天,一个瞎眼的年青人——共青团员和候补党员——到尼真来看他父亲。这个人就是雅可夫·彼特罗维奇·巴丘克。他不久以前在基辅大学法律系毕业,是个优秀声,被派在尼真工作。这位二十二岁的法学家,在半年的实习中,就在城里获得了盛誉。他已成为律师公会的委员。即使那些经验丰富、上了年纪的司法工作者,也都承认巴丘克是位很有才干的辩护人。

  老实说,我很奇怪他为什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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