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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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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笛呜呜地开始叫了。最近警报一天得响二十次左右。我已经习惯了,常常懒得进防空洞。我们还没有遇到过大规模的轰炸。

  我坐在那里,一边吃,一边望着窗外。我看得见大部分的市区。一看屋顶上面,我发现远远的有几架飞机。而另一群黑色的飞机,从云背后突然出现了,这些德机几分钟以后便到了市空。我看着炸弹纷纷落下来,甚至能准确地确定炸弹的位置:最先被炸得飞到空中的是戏院,接着,轮到省民警局,邮局……我机械地继续吃着。轰炸机群飞过省委会大厦上空。爆炸声、机枪声和高射炮声,汇合成一片可怕的喧嚣……人们沿着街道乱跑,有人恐怖地叫着,我无法断定那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声音。

  我离开办公室到防空洞去。轰炸的声音把我震呆了。有几位省委会的同事向我走来,我机械地回答着他们的问题。我觉得好象有某种不可思议的重担,正在我的两肩上压下来。

  一位陌生人在灯光暗淡的走廊里拦住了我:“费多罗夫同志,我一早便在这里了。我是从区里来的……”

  “您说吧。”

  “我被党开除了,上述书已向省委提上来……现在战事发生了,费多罗夫同志,我怎么能在党外呢?……”

  “但是您听到了空袭警报吧,要审理您的案子,我得把同志们叫来,查阅一下文件。同志们都在防空洞里……请您明天来吧。”

  “明天就迟了。德寇正逼近我们的地区……”

  就在这时候,一颗炸弹在极近的地方爆炸了,我们脚底下的地板都震动起来。

  这阵轰炸对这位客人并没有特别的印象。我加快了步子。他继续在我身旁走着。

  “同志,您要明白,”我说,“在这种环境下是不可能审查的。”

  “是的,是的,”他忧郁地同意了,对我伸出一只手来。

  我记不起他的面貌了。可是他的握力很有劲。我真后悔没有能够为他做什么事。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防空洞里消磨了一整夜。德机来了十二次。我消极地坐着,传看不见什么,也不知道什么,真是一件屈辱的事情。

  到早晨,警报虽然还没有解除,我可回省委会来了。

  一股一股的黑烟垂在屋顶上面,火舌冲向天空。不论你往哪儿看,到处是大火。救火员想扑灭各处的火焰,但是每一分钟都有新的火源发生,而且越来越多,他们能干些什么呢!人们已经无法跟烈火作斗争了。

  这个时候,留在切尔尼多夫的总共不过几百人——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已经疏散了。

  德寇指挥部不是不知道这市里既没有军事机关,也没有军事目标。但德寇的飞行员仍然在摧毁每一座显然可见的建筑物,追击他们视界以内的每一个人。他们遵照法西斯主义的野蛮纲领来行动。

  在空袭的间歇期间,我决定坐汽车去巡视市区。

  我们沿着谢甫琴科大街驶去。每隔三四家房子,便有火焰从窗户里窜出来。一匹跛脚马向我们劈面冲来。司机不得不把车开上了人行道,要不然这头疯狂的牲口要撞在汽车上了。

  在我们后面不到十五公尺的地方,一道墙倒坍下来。几根燃烧着的横梁拦住了那匹马。

  一个戴毡帽、戴眼镜的人,在宽阔的人行道上爬着。我招呼了他一声,他没有回答。

  司机把车停下,我又叫他:“同志!”

  这时候他爬起来了,用失神的眼睛对我瞅了瞅,然后冲进一幢房子的大门。追他也没有意思。

  我们驶进了古比雪夫广场。这里大部分的房屋都在燃烧,有些早已倒坍,甚至在广场的中央,都感到灼热。

  广场中央有一个男子,身材高大,体格强壮,他张开了两臂站在那里。他的脸部已给烟灰薰黑了。我招呼了他一声。

  他没有发觉我。我再交换他,仍然没有引起反映。司机把汽车开到了他的身边,我拉住了这位同志的一只胳膊。他服从地爬近了汽车,然而好久以后,他还不能回答我的问话。

  后来,我告诉他,我们怎样把他拉上车的,他耸了耸肩膀说:“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我们又驶过了几条街道。当我们到了市府小公园的时候,亨格尔机群又在市空出现了。其中有一架对我们的汽车扫了一梭子。子弹在头顶上面嘶嘶穿过。

  我们还救起了另外两个人,有一个不得不绑起来,因为他已经发了疯。

  我们巡驶了大约一个钟头。在这段时间内,有两批轰炸机在市区上空掷过炸弹。我们转会省委会去。我怕只能见到一堆废墟。但事实并不这样,省委会仍然侥幸地巍然独存。在两百公尺的半径以内,没有一幢房屋免于损毁,而省委会只有玻璃窗给震碎了,而且只是一部分。

  当天晚上,我们决定撤退了。省党委会、省团委会和省执委会应该动身到十五公里以外的鲁卡希夫卡村。我们留在这里已经毫无意义:电厂已经不能发电,电话的电报的联络也已中断,切尔尼多夫已经和外界隔绝。实际上市区几乎没有一个居民,工厂和机关也早就撤退了。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了这座疏散一空、惨遭破坏的城市。

  当我乘车经过自己的住宅时,我惊奇地发现房子依然完整无恙。我正将车子停下,想去拿些东西,至少拿两件替换的衬衣和一双高统靴……但是我把手一挥,算了。可是过后不久,我对这件事就觉得相当后悔。

  我穿了一件皮大衣、一件军装上服、一条军裤、一双硬头高统靴……我的腰带上挂了个地图夹子。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

  八月二十六日,二十六名游击队员和地下省委委员由波布特连科同志率领,坐了一辆客车和一辆卡车,离开鲁卡希夫卡到霍尔梅区去了。决定要我在后面再耽搁一些时候。

  分别时,我跟每一个人轮流拥抱和亲吻。

  “我要完成撤退市民和工业设备的工作,把红军带到切尔尼多夫省边界,然后再回到你们那边来。你们尽可确信,我一定会找到你们的!”

  第二天,我们知道霍尔梅区和科留可夫两区都已经被德寇占领了。波布特连科送小队越过了驻扎在那个地区的第十八师的战士的防线。

  那时我完全不知道在我和自己的同志重逢以前,还得吃尽千辛万苦呢。

  我要谈一些关于我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事情。我是一个弃儿。德涅泊河上的一个领港兼摆渡的马克西姆·特罗菲莫维奇·柯斯提尔亚收养了我,我得感谢他。

  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弃儿,自然孩子们也嘲笑我了;虽然如此,他们却怕我,因为我有一双结实的拳头。要不是大革命,我在青年时代一定要受不少磨难的。没有一个体面的姑娘会看上我,会来嫁给象我这样的人——一个私生子。

  我住在耶卡捷林诺斯拉夫郊外——现在叫德涅泊罗彼特罗夫斯克——的洛茨曼斯卡亚·克明卡村。

  那里的居民到现在还记得我。你要是向他们问我的年龄:“你还记得柴维金斯基吗?”

  “当然记得!”他们全会回答。

  “柴维金斯基”,意思是“育婴堂”出生的人,也就是弃儿。

  我进了两年制的孤儿学校读书,很努力。虽说淘气,但是求知欲放强,这可能是我从小就理解到,自己以后要过一段艰苦的日子吧。

  我十二岁就开始做工,在当地的一个财主家里当牧童。十四岁那年我离开了我的养父,开始过独立生活。我做过牧人、马夫,也在一个包工头的工场上干过活,就这样一直到十九岁。

  一九二○年初,我在从前的地方医院里工作,当一名杂差:我要打扫院子,劈柴,生火,搬运尸体。红军战士们也上这家医院里来;我大概就是受了他们的影响,才想到要志愿参加红军的。那时我年纪已经不小,自己已经能够意识到参加红军是我的出路。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主要是受物质方面的服从、长统靴和上好的口粮所引诱。

  我在六个月一期的骑兵学校毕业以后,获得了副排长的称号,被分派到库班第九骑兵师的第五十四骑兵团。当时我是一个慓悍的小伙子,骑术很精;但是库班个哥萨克人对于我的勇敢并不惊奇。他们全都长着大胡子,曾在俄德战争和国内战争中打过仗。在这批人中间,我不可能当什么长官,哪怕是小官儿,因此我改当了骑兵连长的副官。

  我参加过好几次战斗。最初我们的部队退却了,后来就发动攻势。就我个人来说,在这段时期中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除非把我成为一个热忱的骑兵,爱好马匹、马刀和踢马刺的事给算上。那时,我决定把骑兵当做我的命运,我的任务。

  然而我没有成为正规军的军官:我在对尤登尼奇匪帮进攻的时候受了凉,结果患肺炎躺在医院里。接着并发症也来了,使我在病床上躺了半年多。复原以后,军事人民委员会就派我到铁道兵团去当排长。

  我在那里服役和剿匪,一直到一九二四年。在一九二四年,我复员了,我的军事生涯也从此中止了。

  我已二十三岁。但我没有职业,甚至连任何一定的目标也没有。不过我知道,而且确信:我在生活中不会落空。我有强健的体格,军队又培养了我坚强的意志。

  我很想读书。但是我进不了技术学校或者大学。我的知识程度还不够。因此我打定主意一面做工、一面读书。

  在建筑米里法到赫尔松铁道上的一座隧道工程中,我干支柱工助手的事搞成功了。我说搞成功,是因为那时还存在失业现象。

  这里,在建造隧道工程的时候,我获得了真正的工人阶级的锻炼和布尔什维克的教育。

  我的工作是艰苦的,因为总是在潮湿和黑暗里干活。但是我热爱劳动,热爱精通技术的人们。

  我在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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