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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他来看我们，请求把这件事完全当作一种手腕，并且说，他痛恨德寇，准备为咱们的事业贡献生命。统筹兼顾，有时侯结果常是这样的。”
“但是这是一件例外事件。”我们反驳格列申科道。
“每一桩事件按自己的方式都是例外的。在登记的共产党员中间，绝非全都是不可救药的人。有一位同志，也是不久以前入党的，是位教员，找到我们说：‘虽说我有罪，虽说我不配有党员的称号，可是别剥夺我人的称号吧。给我一个任务试试。我承认，撤退的整个景象在开始时把我压服了，头脑也给弄昏了。可是在我反复思量，在我看到了人民的精神力量以后，我明白死倒要比过这样的生活强。我们命令他去侦察铁路上的地形。我们说，目的是为了破坏，虽说我们还没有任何工具来从事这种活动。我们派他到警卫森严的火车站去。你想象一下吧，他在夜里从铁丝网底下爬过去，后来给我们画了一张详详细细的地图：哪里是哨岗、哪里是弹药库……我们甚至可怜这个人了，因为他白白地爬了一次。不，毕竟不能用这样的尺度来衡量所有胆怯的人，说他们是卑鄙角色。日子久了，更多的象那位小学教员的人会到我们这里来的。”
“可是机器匠怎么样了？”德鲁日宁兴致勃勃地问。“那么，这么说，你们把他开除了党籍，还使他和你们脱离吗？”
“老头儿开始拼命喝酒，喝起来样子真可怕。他造了一套自做烧酒的器具，蒸出那样头等的好酒，说得简单些就是精馏成的酒精。他学会把杂醇提去。当你渗上一点儿水的时候，简直象特等莫斯科双料酒。”
“那么，您已经尝过了？”波布特连科笑着说。“您说，老头儿脱离了啊。原来他现在对你们还有些用处吗？”
但笑话是笑话，格列申科提出的、在此以前巴丘克信里和库报告里提出的一些问题，毫无疑问都是重大而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具有引起地下工作者一般兴趣的性质。
其实，我们必须明了卫国战争中普通的地下工作者是些什么人。他们应该干什么？能够接受哪一种人到自己小组里来？他们应不应该职业化，这就是说，应不应该把自己专一献身给地下活动？他们有什么物质条件来从事这种活动？
城市里的地下活动小组是由工人和职员、大学生和小学生组成的；农村里是集体农庄庄员、农业机器战和国营农场的工人、医师和教员，也有小学生。这些小组是由省委或区委派遣的同志来领导的。但是党务工作者不是经常职业化的。
谁也没有地下工作的经验。除非是上了年纪的人——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入了党的党员和国内战争的老兵。不过，一则，他们这类人寥寥无几；二则，现在地下活动的条件与他们当时工作的条件很少相同之处。
我以为巴丘克的问题：应不应该准备恐怖行动，应不应该组织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组，就是由一个老党员向他提出的。
事实上，我们并不是为了推翻一种社会制度而战斗。因为德寇在他们占领的乌克兰还没有实施、而且远不能实施资产阶级的制度，虽说他们当然力求这么做。他们只是暂时占领了土地而已。战争还在继续下去。德寇不仅在对红军作战，而且在对全体苏联人民作战。我们，无论是游击队员也好，或是地下工作者也好，全是军人。我们在作战。扑灭那些指挥官、农产部长、头目以及一切其他部长，这是我们军人的职责，而不是恐怖行为。扑灭人民的叛徒——伪村长、伪市长、伪警察——也不是恐怖手段。他们是人类的螽贼，不是某种新政权的代表，而只是间谍、叛徒和投敌分子。他们是罪犯，我们不是杀死他们，而是按照祖国的法律来处决他们。
卫国战争中的地下工作者也就是游击队员。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中间的区别，只有一点：前者是在相当规模的军事化团体中生活和活动，后者是被迫个别地生活和更秘密地活动。
沦陷区的苏联人民极其明了谁是自己的敌人。甚至最落后的农民也很快就明白占领者的真正目的和意图。人民对侵略者的抵抗不断地高涨了。
但是假若我们留在沦陷区的千百万人民知道了敌人的全部实情，哪怕知道了早在战争的第一年中，统治乌克兰的敌人死的已比活的多，那么他们的抵抗还会增加好多倍。
由于对民众说明前线的真实情况，由于经常分发苏联情报部的通报，由于揭露德寇的战略手腕——他们的土地法、‘自由乌克兰之友’的把戏、他们的民族主义的宣传和其他等等鬼计，地下工作者振奋了人民的精神，帮助了游击后备队的建立。
在城市或乡村里的地下工作者必须用一切方法来阻碍德寇法律、决议、命令的实行；组织企业和农业公社中的怠工行为；揭发卖国贼；收集和转递武器和军火给游击队；为游击司令部和红军进行情报工作。
然而我在这里未必能列举地下活动的战士的全部职责。他的权利和物质上的机会是另一回事，在这方面他们是受更多的限制的。对于雅勃隆诺夫卡地下工作者提出的问题：哪里去获得生活资料，我们只能答复一句话：同志们，去找工作吧，别管它是什么工作，你们要象老乡们一样地生活，要到处和老乡们打成一片。如果必要的话，你们去给暴发的富农和地主们做雇工，去参加劳动组合，到铁路上或者德寇的行政和经济机构里去工作。我们必须到处有自己人，以便从内部来破坏德寇的占领机器。不过你要脊柱，只能按照组织的指示到这种地方去。
至于说到那些因受恐惧心的影响，或者因为某种‘个人的情况’向德寇登记并去供职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对他们是没有辩护理由的。不管钳工尼坎诺尔多么令人同情，但奥斯捷尔组织拒绝承认他是共产党员是正确的。而格列申科说起的小学教员也必须马上开除党籍。
为了在人民的面前赎罪，他们在沦陷的情况下，只有一条路：就是参加游击队。在这儿，如果他们被接纳，就能够在同志们的留心监督下投入战斗。
但是读者要问：为什么要这样严厉呢？尼坎诺尔和那位自认缺乏胆量的小学教员不是都到党的区委来认过罪吗？他们只动摇了一下子，决不能把他们当作叛徒。
倘使他们是叛徒，那么就枪毙他们。不，我们不但批准了他们的开除党籍，还要求同志们把他们开除的事告诉人们。共产党员决不能把自己的良心打折扣，共产党员无权片刻忘记人民把自己当作掌舵的党的代表人。当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犯了怯懦行为时，他使我们的事业遭受的损失，要比犯同样过失的非党分子带来的损失大得多。
德寇郑重其事地布置共产党员的登记，挂起‘共产党员与共青团员在此登记’的大招牌。事实上他们想出来的登记本身并不是为了要统计和保证共产党员的安全。自愿去登记的只是极少数的人。当然，德寇事先也知道，只有卖国贼和胆小鬼才会去登记，所以这批人就是不登记也是没有危险的。不，他们使这次登记具有另一种意义，就是想在人民中间打击共产党的威信。
后来钳工尼坎诺尔果真证明了他不仅不是个卖国贼，甚至还是工勇敢的人。他参加了游击队，不顾自己多大年纪，打仗打得挺好。象他所表示的，当时他被自豪心逼住了，不愿向德寇机器匠让步。由此可见，机器匠的职业的自豪心比爱国者和共产党员的自豪心更强有力了。
而在这时候，人民对苏维埃人的不屈不挠的公民的自豪心特别重视。当成千成百的无名英雄、非党的工人和农民，单是为了显示自己对侵略者的鄙视而慷慨赴难的时候，我们怎能原谅一个哪怕只是稍微向德寇卑躬屈节的共产党员呢？
在集体农庄庄员的农舍里，在某处烧毁了的村落的瓦砾场上，在游击队的确篝火边，你总能听到关于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老乡们非常喜欢那些关于奋不顾身的勇敢精神的故事，关于视死如归的儿女们的故事，关于马克西姆·高尔基称它为疯狂的勇敢的故事。到处重说着、补充着、流传着这些故事。
比如，有一个关于奥尔洛夫卡地方的老头儿麦伏季耶维奇的故事。我自己听到这个故事便不下十次。它是有一九四二年初发生的事实做根据的。但是我没有能够打听到麦伏季耶维奇的姓。
我们共青团员侦察组——莫加·佐朱利亚、克拉瓦·马尔可娃和安德列·华哲采夫——动身到各村去收集指挥部所需要的情报，顺便把传单分送给我们的人员去散发；他们把五百张目的在于反抗德寇的传单塞在怀里。
在奥尔洛夫卡这个大村庄里，她们两个普通的乡下姑娘和一年青小伙子在街当中走着。他们迎面遇到了一些老头儿、老太婆，以及象自己一样的小姑娘和小伙子。侦察员象他们打了招呼，打听到磨坊去的路，带便把小小的方块传单塞到了行路人的手里。
关于德寇多远的问题，行路人答复侦察员说，一切都好，这里早就没有那些恶棍了。
就在这时候，几辆装满德国兵的卡车开着救火车的速度闯进村庄来了。我们这三个人是跑不了了：要逃就会引起大家的注意，那时德寇一定会追赶他们。侦察员们继续顺着大路慢慢地走，一面希望德寇会把他们当做本地人。
有十五个德国兵来到村子里，行动古怪极了：跳下车来向四面散开，专著了所有碰上手的人——老头儿、老太婆、少年们——把他们赶到卡车边，拿枪托冲着，强迫他们攀上车厢。他们没有搜查，也没有询问任何问题、也没有说明什么原因，装满卡车，便开足马力向区中心霍尔梅镇的方向驶去。
侦察员们走上了最后的一辆卡车。车厢里挤满了二十五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