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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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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时常瞧瞧夜光表面,却看不出已经过了多少时间。我竭力想记住另一次的时间,可是当我再瞧时——发现已经忘了在这以前是什么时候。我闷得慌,而且觉得很冷。驾驶室的门打开了。副驾驶员通知我们,说是正在前线上空飞行。

  我走进了驾驶室,突然瞧见了战场。我们是在四千公尺的高空飞行。这是个明朗的夜晚,但是没有星星。最可能是我没有注意到它们:因为地面上正闪烁着许多鲜明的火光。我想,鸟瞰的范围大概有四十公里。绿色的、红色的、紫色的、黄色的火箭正在四面八方掠过暗空。长条的光线顺着地面向不同的方向爬行……我没有马上想到这就是汽车的前灯。忧虑的感觉消失了,赞美替代了它。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烟火。大概莫斯科的胜利礼炮比这还要更加光辉灿烂,但是那时关于礼炮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而最后的胜利却还远着呢。

  副驾驶员凑着我耳朵叫了些什么,而在同一刹那,整束的光箭射进了天空。探照灯的光柱开始在我们四周搜索,我们的飞机的银翼一闪,许多红球便开始十分接近地爆裂开来,不是稍微高一点,就是稍微低一点。发动机的喧嚣、劲风的号叫和呼啸压倒了一切声响。我瞧着这些红球散心有好一阵。然后我突然了解:这是高射炮弹呦,正是我们必须最最害怕的东西。

  飞机显然正在攀高。寒冷变得不可忍受。我回到统舱里,跪在窗洞边。除了重伤的人以外,大家都把脸紧贴在玻璃窗上。不久,爆炸变得稀少起来。我们设法交换着感想。我的呼吸轻松些了:飞机正在急剧地下降。我的心脏已经不那么很快地跳动,可是觉得筋肉疼:原来我在这整段时间中紧张过分了。

  四十分钟过去了。驾驶室的门又打开了,副驾驶员报道,说是快到莫斯科了。

  飞机场的光线很暗淡。陌生的面孔包围着我们。有人和我握手,我吻了个不相识的络腮胡子,接着迎接的人们让开了路,一位穿军服的女子伸手给我。她的握手是急剧而有力的。她高声介绍自己道:“格列索多博娃中校。”

  之后我们顺着一条微微撒着雪花的林荫道走去。一道门给打开了……里面灯火辉煌,几十张白色的确桌子,一大群穿着联合服和毛皮短外衣的人……大家都和我们握手。我们吃东西,干杯,谈话,回答了很多问题,纵声大笑。

  这是莫斯科近郊飞机场的飞行员食堂。原来并不是特别为我们预备吃食的:远航归来的人们不论日夜随时都能在这里吃到饭。

  早上六点多钟,格列索多博娃中校告诉我们说床铺已经预备好,可以休息了。我问她,我们的伤员安排得怎样了,想去看看他们。但是格列索多博娃说:他们早已全都在飞机场医院里睡着了。

  我在小房间里脱衣服,在两条白得惊人的床单中间躺下。我明知道躺下也不会睡着的。但是我很快乐地伸直着身子,吸着清洁的床单的气味。于是,我突然放声大笑起来:在椅子上我看见了稀奇古怪的军装:一顶横着红带的大帽子、一件背心——华丽的匈牙利厚羊皮的短外衣、皮大衣;在一切东西上面,还放着一支冲锋枪、四只备用的弹盘、一支毛瑟枪、一支德国式连发手枪……

  一分钟以前,这一切全都在我身上,大概不下十五公斤重吧。正因为如此,我现在觉得这么轻松了。最近我几乎一直没有取下所有这些装备。

  我们等候着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的代表们。格列索多博娃同志说,她已经用电话和莫斯科大饭店取得联络:那里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房间。汽车马上就来接我们。

  但是汽车没有来。我们躺在那里闲聊了两个钟点。后来沃洛丁提议不必等候,我们自己趁电气火车去。他是莫斯科人,到处都熟悉。

  这个意见配我们胃口。我们很快地穿好衣服,跟好客的飞机场主人们道别后上车站去了。

  起初,火车里并不拥挤,跟我们同时走进车厢的只有几个妇女和学生。接着一个老工人坐在我身旁。

  一个八岁光景的小孩子指着我们这一边。后来,当人们陆续来到时,我们才发觉好奇的眼光都在盯着我们。

  老头儿第一个和我攀谈起来:“孩子,你们这些人从哪里来的?”

  “你说这些人是什么意思,老爹?”

  “谁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呢——你们挂着这么多武器,就好象要去打仗。可是从衣着看却又不象士兵……”

  有个肮脏的技工学校的学生用响亮的嗓音插进来说:“他们是游击队员。”

  “你怎么看出来的?”雅列明科问。

  “德国的冲锋枪,小胡子,还有带子。每一个有知识的人都捉摸得出。你们一定是把胡须刮掉的,对吧?”

  话就这样谈起来了。过了一会儿,我们便给人们围住了。别的车站上上来的乘客们也向车厢中间挤来。我们成了大家注目的对象,问题纷纷而来。

  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越过人们的脑袋大声喊道:“你们中间有一位叫莫罗索夫的吗?维克托尔·尼古拉耶维奇·莫罗索夫。据无线电里广播,说是在游击队里服务,至于在哪儿却没有说起。”

  大家很感兴趣。当我们弟兄们中间有人发言时,车厢里顿时变得肃静无声,就象在听演讲一样。我们给人们的关心所鼓舞和感动了。我们发现,莫斯科人对于游击队所遭遇的危险有一种过于夸大的概念。

  当我们竭力设法打消这种恐惧时,听众便反对道:“这是你们谦虚。我们知道……”

  我告诉技工学校学生说,在我们支队里,有二十多个象他那样年纪的小伙子。起先,这个孩子情不自禁了:“我真能够报名参加吗?我真想去。我已有两个哥哥在前方,我要帮助他们!”

  四周的人都笑了。他窘得涨红了脸:“不,我懂得,”他望着窗外说,“各种各样的人都需要……”

  “说得对,”我邻座的老头儿证实道。“你得做个英雄。我的孩子,游击队员是一种特别锻炼的、坚韧不拔的人。你我还没有吃够饭呢。”

  其实,这种把游击队员当作某种神话里的巨人的概念,是一种十分有害的概念,但它已被报纸的特写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们打进人们的心坎里去了。往后,我在莫斯科看了一阵报纸和杂志以后,发现那些关于游击队的丰功伟绩的故事,往往是夸大其词的。这些特写里的英雄们都是那么无限勇敢和特出,甚至使人问心无愧:你为什么不这样呢。自然,一般读者会想:“我怎么能和这样的大胆汉相比呢。”你瞧,关于恐惧心的克服就写得很少。然而这是最重要的。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作家的队伍里,没有人能够真实地叙述最平凡的人们怎样在森林里工作和学习,英勇精神怎样成了必要性,也就是说,怎样成了共同的纪律和觉悟的一部分。

  我们也被看到的一切事物所惊奇。我细瞧着一位戴眼镜的瘦长妇人,样子大概不很客气。她肩上靠着一把套在纸夹里的象枪一样的铁锹,甚至锹柄的周围还缠着带子。她微微一笑道:“您这样瞧着我……”

  “老实说——不是瞧您,而是瞧铁锹……”

  “当真吗?可不是,假若您没有看惯,这一定是很可笑的。可是您且看看四周吧……”

  我依了她的话,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许多人都带着铁锹,有包在废布里的,有包在纸里的……而且,差不多全体乘客——在膝盖上、肩膀下、手里——都有一个装得满满的麻袋和钱包。

  “马铃薯是我们的养育人,”一个年青的女工认真地说明道。“游击落队员同志们,我们是铁锹英雄……你们以为怎样,”她兴奋地接着说,“干么笑啊?我想这儿每个人就是用这些铁锹到莫斯科的四周去挖战壕的……”

  在任何情况下衷心地、朴直地谈话,苏维埃人的这种本事是极好的。经过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交谈,我们已经彼此十分了解,就象认识了好几年一样。

  “可惜,德国的火车走得不是这么快!”巴拉贝叫道。

  不仅是我们,差不多所有的乘客都了解这句话,并且哈哈大笑了。

  “大概,您教会德国鬼子慢慢地走吧!”女列车员很懂事地插入说。“用这样速度走的话,要是有地雷,就一塌糊涂了。老爹,您说是不是?”她向我说。

  我很高兴地瞅了她一眼,她无论如何不会在三十岁以下。

  “我做您的爸爸还早着呢……”

  “您多大年纪?”

  “四十。”

  “啊!我总有点儿不相信……大概您也不会相信我是二十二岁吧。您算算看。”

  她快活地大笑起来,我也跟着她笑,四周的人也都笑了。为什么呢?看来我们应该发愁……

  “您瞧,咱们俄罗斯人就是这个样子,”老头儿还是解释道。

  车子开得相当长久。我想要抽烟,自己卷了一枝烟卷儿。

  “一下子就看出您是个游击队员,”女列车员说,“纪律性不够。好吧,您是客,在这儿抽吧,万不得已时,我来向检查员解释。”

  当我们走上共青团广场时,普遍的注意迫使我们振作起来。我们甚至不自觉地排了队齐步前进,就这样排着队走进了地下铁道车站。

  十分钟后,我们便和斯特罗克奇、柯尔尼茨、斯皮瓦克、斯达尔琴科和格列丘赫拥吻了。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乌克兰政府的这许多领导工作人员,这时都住在莫斯科大饭店。接着列昂尼德·罗曼诺维奇·柯尔尼茨因为迎接我们布置了一次隆重的早餐。

  我听着演讲和祝词,而从街上传来了电车的铃声和汽车的喇叭声……

  “同志们,听着!”巴拉贝突然喊了一声,打断了大家的谈话。“啊,见鬼,这不就是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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