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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令》规定，只有两类神祠可以保留：一是先哲类，凡有功民族国家社会发明学术利溥人群，及忠烈孝义，足为人类矜式者，如伏羲、神农、黄帝、孔子、孟子等；二是宗教类，凡神道设教，宗旨纯正，能受一般民众之信仰者，如释迦牟尼、地藏王、弥勒、观世音等。其余的统统拆毁，或改作其它用途。
这道法令对于佛教冲击不是很大，因为一般来说，佛教的庙宇都比较刻板保守，供的菩萨佛祖甚至寺庙的格局都大同小异。唯一不同的地方，据不少老年人说，是有些地方的观音娘娘灵验一些，而令一些地方的观音娘娘比较马虎一些。我家附近不远处有一间观音庙，香火甚旺，据说非常灵验。但，有一点切记：一定要在上午去。何也？——老人们说，下午观音娘娘下班休息了，值班的是她的弟子，业务不太精熟。
正因为如此，国民政府拿这些佛教庙宇毫无办法：别人完全符合宗教类的标准。真正让那些佛教庙宇倒霉的，是后来的人民政府。我就读的第一间小学，前身就是个什么寺。解放后，僧舍改成教室，佛像们在一阵乱棍打击之后，被随意地丢弃在操场边的草丛里。当年我们课间休息的时候，就曾经在断了头的金刚，缺胳膊的罗汉身上跳上跳下。——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神祠存废的标准令》的施行，对道教的冲击巨大的。被废除道教神祠有∶日、月、火、五岳、四渎、龙王、城隍、土地、文昌、财神、送子娘娘、瘟神、赵玄坛、狐仙等等。城隍、土地庙的废除，让张天师非常伤心，因为按不少地方的惯例，这两类神仙是要张天师亲点才算合格的。废除了它们，相当于废掉了张家另一项神圣的权力。众所周知，张家这一类的权力，真的已经所剩不多了。
送子娘娘被砸了不要紧，女人们还可以去拜正规的送子观音。而财神庙的废除，则让天下所有钱不够用的男人感到相当的愤慨！大家愤愤不平地抱怨：以后麻将打输了，找谁帮忙翻本去？——有人评论说，国民党后来之所以闹得民穷财尽，捣毁财神庙，应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
从古到今，道教一直沿用“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的做法，《神祠存废的标准令》颁布之后，道士们赫然发现：原来这些菜到了后来，都是会咬手指头的！因为，借着法律的名义，地方上的强人豪吏，可以轻易地一脚把道士踢出庙门：对不起，您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吧，这间庙现在属于国家财产，已经被查封了！
道士们欲哭无泪，当初建这庙的时候，俺们托着个破钵挨家化缘，风里来雨里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怎么这样说封就封，连一分钱的补偿都没有么？
官儿们眼睛一瞪：呔！大胆杂毛，还敢顶嘴？捧着你的破碗继续化缘去吧！国家的法律，懂么？真是封建脑袋不开窍！……
至于查封之后，那些庙观到底成了“国家财产”，还是成了“私人产业”，没有一个道士敢去考证。在不少豪强官吏眼中，“国”就是“家”，“家”就是“国”，二者水乳交融，哪里还能细分得清楚？当时的人们，最喜欢挂在嘴上的词汇是“爱国”，工人、农民、学生，甚至包括土匪袍哥，个个都敢拍着胸脯，夸口说自己是最爱国的。但细细算来，天字第一号的爱国者，怕还是要数这些贪官污吏们无疑。因为，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哪一片地方，可以供他们如此潇洒地长袖善舞？
因此，这样的法令一出，军人、豪强、官吏们个个兴奋得摩拳擦掌。有这等肥肉，真是不吃白不吃！要么把神祠占了自己住，要么把神祠拆了卖木料，反正自己不出一分钱，何乐而不为呢？张天师都被抓去游街了，俺们还有什么好怕的？
当时，道教界是人人自危，根本弄不清楚哪个庙准许保存、哪个庙属于被毁之列。一来要怪制定法律的人，没有考虑周全；二来也怪道士们长期以来，行业性标准制定得不完善。首先，人们发现，中国的神仙数量，竟然远远超过政府官员的想象。不少道观神祠，例如碧霞元君、妈祖等，根本就没有列入《神祠存废的标准令》的大名单之中。这样的庙观，到底是拆呢，还是不拆？
另外，道士们历来喜欢贪多求全，一间道观里常常摆上几十尊各种各样的神像。有时心情好，顺便也帮和尚们摆上一尊观音或者地藏王菩萨。有幽默感的，还虔诚地供上了“齐天大圣”和孔夫子。应该承认，道士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广结善缘嘛！至于地藏王菩萨和“齐天大圣”愿不愿住进来，咱们暂且不去想他，俗话说：心到神知。连张天师都要去南海进香，下面的道士，当然更是乐得“难得糊涂”。
但这样一来，同样的难题出现了：当一间道观里，并排供奉着太上老君和财神老爷，那是拆还是不拆呢？总不能说，咱们拆一半，留一半。太上老君那半边的庙留着给道士避雨，财神爷那边拆了卖木头供官儿们发财吧？道士们的意见，当然最好是都留着；但官儿们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们坚决认为，全部拆了才算干净！——众所周知，“血统”不纯，历来都是种相当大的罪孽。
于是，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许多历史悠久的道观变成了私产，或者，干脆变成了废墟。这些还只是表层的现象，真正的打击，是在精神的层面上。
千年以来，道教长期以多神教的面貌出现。“三教合一”、“兼收并处”的思想，一直是道教架构中的一个核心理念。从南北朝以降，虽然和尚们很不乐意和道士们掺和在一起，一直尽力保持着佛教理论的纯洁性。但道士却不在乎佛教，或者儒家理论可不可口，只要能吞得下的，便“一涝食之”。这是道教存在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结构，也是儒、道、释三家的一种不稳定的稳定平衡。当这样的基本结构和平衡被外力强行打破之后，所有的道教信徒，心头都不禁涌现出了一种由茫然而生成的恐慌。
更令他们想不到的是，这样的一种恐慌，从公元1928年开始，会越演越烈，如暗夜之中摆脱不掉的魅影，将伴随他们走完这个世纪剩下的旅程。
（一一六）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窪德忠，1942年曾经的到中国研究道教。他跑了不少地方，如沈阳、北京、太原、济南、青岛等，还在全真教的祖坛白云观住了一段时间。一路上，他惊讶地发现，“很多道观虽然建筑雄伟，但内部荒废，道士仅有两三名，神像被尘土覆盖，或缺胳膊少腿。”另外，“有些道观变成了学校，警察、士兵的宿舍，商店，饮食店，或工厂……”这位日本学者听说太原有个元通观，藏有一部《道藏》，非常有名。于是乐颠颠地跑去找，几个小时后终于找到了，上前一看：元通观已经变成了当地的餐饮行业事务所。其职能早已从关心人民的精神粮食，转换为关心人民的物质食物了。
窪德忠在书中说，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十分关心道教的人来说，看到这副景象，心中不免有些酸楚，这种心情久久不能忘怀。
从窪德忠先生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国民政府的《神祠存废的标准令》执行得不错。造成这种惨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国人打来打去之后，日本人又掺和进来打个不停。《道德经》曰：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处于“凶年”之中，不管你是在家的俗人，或者出家的和尚道士，命运统统如草芥一般，更何况是那些不会说话的庙观、庵堂？
另一位日本学者吉冈义丰，从1940年到1946年，在北京住了六年，其间经常到白云观小住，对那里道士的生活非常熟悉。据他研究，当地的道士，出家时的年龄介乎于12岁到20岁之间，出家的动机多种多样，但大致归纳下来有以下四种：
1．决心修道登仙的；
2．追求隐居清静生活的；
3．家境穷苦无力抚养孩子，舍子从道的；
4．体弱多病，过世俗生活有困难的；
不幸的是，绝大多数道士属于后两类，像当初张道陵、寇谦之那样的志愿人士基本绝迹。就连王羲之、李白那样的高级票友，也很少有听说了。自然，这样的后果是相当恶劣的。道士们的基本素质变得越来越低下。吉冈义丰和窪德忠人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前者评论说，“。。。。。。杰出人物很少。大部份道士对道教认识不足，缺乏精神力量。”
后者对当时白云观道士日常生活的观察是这样的：“识字的道士仅是少数，我同他们笔谈都不可能，很使我失望。我还发现有的道士成天无所事事，到处晃荡，或晒太阳打发日子，而且这种道士还不少，使我非常诧异……”
从清朝王常月中兴全真教之后，“临济、龙门半天下”，全真教在道教中的地位和影响，基本上盖过了张天师领导的正一派。从以上两位学者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全真教的核心之地北京白云观已经是这付凄凉境地，其它地方的中小道观可想而知了。
例如，住在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为了几块银元，便出卖了大量价值连城的文物，把全天下的中国人都气得恨不得每个人上前捶他两拳。王道士俗家姓“王”，这倒没有什么，天下姓王的太多，鄙视不过来。但他的身份是“道士”，这就有点尴尬了。事情被揭露后，众多的道友便只好跟着他挨骂。
说起来，王道士也有他自己的委屈：他和当时中国大多数道士一样，是个没有文化的文盲。你能指望一个乡下的文盲老道，能够具备多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文物鉴别能力？换一个平常的老农民，情况又能怎么样？——老农民种高粱，种小麦，忙时吃干，闲时吃稀，遇到年成不好就挑着担子逃荒；王道士给人画符，念经超度，有生意吃饼子，没生意饿肚子，实在没辙了就打包四处云游混饭吃。唯一不同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