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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湿毛巾放在床头柜上。接着，去为他倒了半杯水，拉开床头柜的抽屉，取出安眠药，命令地说：“接着。”
他问：“又是什么？”
我说：“安眠药和水。”
他沉默了片刻，说：“你不会错拿成别的什么药吧？”
我说：“放心。错不了。我这抽屉里，只有安眠药。”
他又问：“哪一种？”
我说：“安必定。”
“我没服过这一种，你一次服几片儿？”
“两片。”
“那，我可能得服三片儿。”
我就又加了一片。
待他服下，我才上床。
“如果我明天起不来，多不像话！”
我说：“几点醒，你几点起就是了。没人会非弄醒你的。”
“那你的意思是，咱们该睡了？”
我指指床头柜上的小夜光表：“你看，都一点多了，该睡了。你别想那么多，什么癌不癌的！纤维肉瘤，那是万分之几的概率，干吗偏要往自己身上想？”
他说：“如果真是，命运对我就太冷酷无情了。”
隔了一会儿，又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去他妈的吧，睡！……”
我说：“什么都别想都别讲了，真的太晚了。睡吧！”
……
他第二天中午才醒。
他的眼睛向我证明，昨夜他确实没哭。也许掉过几滴泪。但那是不能算哭的。
吃过午饭，他坚持要回学校去。
母亲和我，都留不住他。母亲是真留他。而我，是表示要留住他，不能说是虚伪。但也仅只是一种表示而已，他毕竟不是一个孩子。不陪他聊，似乎冷淡。陪他聊，又没那么多的闲工夫。与其使他暗暗觉得受了冷淡，还莫如悉听尊便的好……
我送他的时候，他请求我，到了日子替他去看化验结果。他说，如果是良性的，就打电话告诉他。如果是恶性的，则不必告诉他了。过了一天他没得到消息，他就明白了。他希望让他自己明白，别当面告诉他……
我将那个日子，用很醒目的红色笔记在挂历上，惟恐自己忘了。并一再叮咛母亲，帮我记住那个日子……
不是。
不是纤维肉瘤。
也就是说不是恶性的。
是——纤维脂肪瘤。可以理解成脂肪瘤纤维化，或纤维化的脂肪瘤。总之，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毕竟和癌沾不上边儿。何况医生向我保证，手术效果理想，切除得一干二净。
我直接骑自行车从医院到学校去告诉他。并将化验单交给他。说如果他不相信，可以再看看他买的那本书，是否清楚地写着纤维脂肪瘤怎么回事儿……
他说他当然完全相信。
似乎为了证明他完全相信，他将他买的那本关于癌的书，更准确地说，是关于癌的知识普及性小册子，当着我的面一撕两半，扔进了纸篓。
这一场虚惊过后，不但他的心情豁然为之开朗，就连我也顿有如释重负之感。我提议请他吃顿饭，以示庆贺。他赶紧说：“不不不，该我请你。该我请你。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说着开了一个属于他的写字桌的抽屉的锁，探入手抽出三十元钱揣进兜里。
我暗想，“表弟”啊“表弟”，你那点儿钱来得容易吗？你又何必在人前这么要强呢……
那一天，我们还一人喝了将近一瓶啤酒。对我来说，绝对是例外壮举，近乎舍命陪君子。对他，显然也是下了一醉方休的决心。
我们最后一次碰杯时，他说：“咱们祝祝索瑶吧？”
我说：“对，对。祝祝她。”
他谦让地说：“你祝一句！”
我说：“你，你！当然得你祝！”
他郑重地想了半天才说：“索瑶，我们祝你万事如意！”
我又加了一句“一切顺利！”
尽管我当时已有几分头重脚轻，可并没糊涂。“一切顺利”，包含着我对她已进行着的一件事的祈祷——他的分配去向问题。
我当然不允许他花那三十元钱。
我挽着他，将他送回宿舍。告辞时，他讷讷地说：“表哥，我……对你讲过的……希望你……千万别对索瑶讲。我那几天情绪太坏。有些想法，其实是潜意识里的，被我自己放大了，那就是夸张了。不能算数的。”
我拍着他的肩说：“你放心。你什么也没对我讲过。”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索瑶返校后，真给母亲送来一只药枕，也不知她到底收没收母亲坚持付给她的钱。她和母亲之间的事儿，我也不愿多问。
听她说话，肯定并不知道“表弟”臂上动过手术。我也就没提。并悄悄叮咛了母亲也别提。
表弟（32）
她很高兴的样子，她说她对“表弟”开始刮目相看了。她说她真没想到，一个寒假里，他的英语水平提高了那么多。她说他还译了几首诗。有一家刊物回信颇感兴趣，问他还能不能多译几首，集中发表，也许会引起点儿小小的注意。她说他又开始译了。打算译十首，一共二百多行呢！
我让她捎话给他，如果那一家刊物最终又不发表了，我愿意替他向别的刊物推荐……
几天后我出差到南方去。母亲提醒我，那是“表弟”家乡所在的省份。母亲说人家孩子四年多没回过家乡了，你一定要抽出几天时间，替人家孩子回家乡看看。并且翻出一件件旧衣服，命我捎去。我坚决地说一件也不带，但为了使母亲高兴些，我保证我会到他的家乡去看看的。我没向“表弟”问地址。也根本没对他提这事。地址是索瑶抄给我的。她说她也是瞒着他，从他的家信信封上抄下的。她说根本不提对。提了他反而又会顾三虑四的……
我一到外地，就对接待我的单位提出——此行要看望一家亲戚。他们知道我是北方人。知道我的原籍是山东。奇怪我怎么会在西南，而且是在一个三省交界的偏远之地有什么亲戚。我说是亲戚的亲戚，希望人家成全我一次。他们说这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安排在返程前三天就可。说乘火车是直接到不了的，得转车。转车也还是到不了，还得乘六七个小时的长途公共汽车。说那仍到不了，只能到县里。从县里再往下怎么去，多远的路，便非他们所知道的了。说莫如给我派一辆吉普车，走公路，到了县里，再烦县里的什么人领领路。说三天的时间去回足够了。我自是感激不尽……
上路那一天早晨，下起雨来。小司机是个复转兵。他说一下雨，有几段泥沙公路可能会封，问我还去不去？我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司机便不再多说什么。
还好，一路顺利。小司机是个开快车的。但路面时时刁难他。在下午五点，比估计的晚一个多小时到了县里。也许是因为在凄冷的雪雨中淋了一天，那县城使人顿生索落萧瑟之感。被湿漉漉的一片阴郁笼罩着，没有丝毫的生气。吉普车直开到一座破败的院落前停住。竟没遇见个人影。下了车，看到牌子，才知是文化馆。我觉得这县城似曾相识。仿佛来过不止一次。困惑之中恍然有所悟。是因为看电影和电视太多了。拍解放前的某些边省镇县，大抵都选景在这种地方。接待我们的是副馆长。他说正馆长刚刚去世不久，他说他已经等了我们很久了。他说再往前尽是山路了，天将黑了，又下着雨，还是住一夜吧。
于是我们只好住宿。吃罢晚饭，小司机早早睡了，副馆长怕我寂寞，陪着我聊天，他说这文化馆曾是一位县长的家，县长荣升到地区去了。工青妇联几方面争这地方。刚巧省里下达了一个文件——加强地方群众性文化娱乐工作，结果批给了文化馆，他说否则文化馆可占不了这便宜。我暗存一份儿心眼，问他文化馆是不是还需要人才，比如名牌大学的中文系毕业生。他连连摆手说不缺不缺。他说别看这么破败的一处地方，但牌子值钱啊！文化馆，毕竟和文化连着，再怎么寒酸，也还是与文化联着。已经有十几个人选在等着他点头了。而他苦恼得要命。因为只给了两个扩编名额。他说处理得不好，他能不能成为正馆长就很难讲。他说万一再委派一位正馆长，那么两个名额就变成一个名额了。他说他倒没当正馆长的野心，巴不得赶快委派一位来，他就可以从苦恼中解脱，剩下的一个名额，让别人圈定吧！得罪了谁也是别人得罪的……
听他大诉苦衷，我没好意思再向他介绍“表弟”的情况。
第二天雨大了，他一早就来了，说前面的山路上出现了塌方，到不了我要去的地方了。下午再动身吧！他带来了一副扑克，陪着我和小司机玩了一上午扑克。我没心思玩扑克。坚决不玩，又冷落了人家一番好意。强作欢颜玩，其实等于是我陪着他和小司机玩。
下午，据悉塌方清除了，终于上路。车一钻入大山里，小司机全神贯注起来。盘山路绕了一圈又一圈，一边皆是悬崖深谷。以为绝对地不该有人家的些个蛮野的地方，倏忽间柳暗花明又一村。有柳，有花，自还会有惊奇的赞叹。那季节无柳，也无花，便只有讶然的惊奇。惊奇之余，不无怵然。因为路越来越窄，坡度越来越陡。一边的悬崖深谷，越来越使人替小司机提心吊胆。更是替自己。仿佛将性命交付给小司机了……
车速慢得如同蜗牛的蠕爬。开车的坐车的，三个人屏息敛气，半句话都不敢互相交谈。只有看不见的第四者，一位不知容貌的姑娘，一路不知疲倦地为我们以刚刚能听到的声音唱——小司机插入录音机的一盘音带。前头唱了些什么没注意听。心不在焉地听到的一段是《故乡》：
山里的花儿开
远远的你归来
期盼着你的身影
牵着我的手儿走……
唱得人直想落泪。我将去到的是“表弟”的故乡。可“表弟”自己却不能归来已经四年。忽然我怀疑此行的必要究竟何在？对“表弟”，对我，对远远的某一个村子和那里的某一户人家？愁雨凄迷，一种解释不清的忧郁缠绕心头，让人想家想父亲想母亲想妻子想儿子想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