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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历时语言学
外国文学与语言学的联系，具有悠久的历史。语言学（linguistics）是对语言的各种成分及其组合原理的系统研究。直到十九世纪，语言研究一向被认为是种“语文学”，主要从事对同一语族内部相关语言之间的共性与差异的分析比较，同时从历史角度去分析同族语言的演变或某种语言在漫长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变化。这种对语言变化的研究后来被称为“历时”语言学（diachronic）。历时语言学总是从文学中寻求语言例证，即以文学实例说明语言的变化。然而，文学却很少能从这种语言学中获取直接的支持。也就是说，文学与历时语言学的联系尽管历史悠久，但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历时语言学无法向文学提供后来的“共时”语言学能大力给予的那些理论支持。
文学与共时语言学
文学与语言学发生真正的实质性联系，是在二十世纪初随着共时语言学取代历时语言学而实现的。共时语言学 （syn－chronic）是针对特定历史时期内某一种语言系统的研究。与历时语言学关注语言变化不同，共时语言学强调语言系统。以下几位欧美语言学家在共时语言学的发展上起了关键作用。
首先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他在1907至1911年间在大学作了有关“语言作为自治系统”的讲座。在他死后的 1916年，学生们根据课堂笔记把他的讲座整理出版，题为《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著作使索绪尔成为现代共时语言学的卓越奠基人，给予二十世纪语言论诗学以深远的影响。
其次是著名的美国“描写”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他们首创一套语言学理论和语汇，作为言语“行为”方式对美国各印地安语支的现状进行分析。尤其是萨丕尔的语言即社会生活的基础的理论对文学批评有较大影响。他们共同为现代共时语言学的兴盛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还有俄国语言学家雅各布逊 （Roman Jacobson）以及特鲁别兹科伊（N·Trubetzkoy）。他们追随索绪尔致力于语音系统的探究，实现了“音位学革命”，为后来文学批评中的结构主义提供了最明确的语言学模式。雅各布逊本人同时也是文学结构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以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为首的丹麦哥本哈根学派尤其强调语言系统的形式本质，主张可以根据一定的逻辑前提对语言系统过程进行分析和描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语符学”（glossematics）的构想，旨在为那些渴求科学化的人文学科提供理论框架。这些研究都有力地启迪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
法国的本维尼斯特（Emile Beveniste）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他的研究不仅为结构主义提供了有关符号、语言学的层次和关系的透辟论述，而且被结
构主义者直接吸收进文学问题的讨论。
正是以上述理论家为主发展成的现代共时语言学，给予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以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体学、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的兴起都与这种影响相关。所以，说文学与语言学发生真正的实质性联系，主要是就现代共时语言学来说的。
但是，这里的语言学还是狭义上的。如果我们跳出这种狭义语言学视界而伸展到广义语言学即语言论之域，就会看到：在二十世纪，文学与语言学建立实质性联系，具有更为多方面和更加复杂的原因。约略说来，正是文学内部运动引发的必然要求，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和更为基本的物质生产的发展的推动，综合地促成了文学与语言学的新关系。
认识论诗学及其断裂
进展到十九世纪后期，文学内部运动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危机，导致雄霸二百余载的认识论诗学的断裂，并向语言学发出拯救的吁请。
认识论诗学，是对西方十七至十九世纪建立在哲学认识论基础上的种种文学理论的统称。它主要以理性为中心，突出文学的认识特性，强调理性内容决定语言形式。按当代西方知识界的通行说法，从十七世纪开始，西方哲学发生了一场革命——“认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其结果是，哲学“认识论”（epistemology）取代中世纪经院哲学而登上“第一哲学”的宝座。它强调不是“上帝”而是“理性”才是人们获得知识的内在能力。不是由于叙述“上帝”，而是由于叙述我们的“理性”，才开辟出叙述世界的途径。所以，至关重要的是理性内容，是被叙述的东西；而语言形式或叙述方式只是传达理性内容的次要工具。
从这种哲学认识论，认识论诗学找到了自己的文学基本原理：
1、理性是文学的中心，从而也是诗学的中心；
2、文学创作是文学家的天才、想象力受到理性引导和节制时才发生的；
3、文学作品因而是理性光芒的结晶，是理性内容的语言表达；
4、最后，由于理性的统率，一切文学问题都是可以说清的。
法国新古典主义诗学代表布瓦洛的《诗的艺术》对此作过经典性阐发：“首先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与此同时，文学也能反过来使理性权威具有魅力：“良知”（理性）当其与“音
布韵”配合时会奇妙无比，“虚构”会使“真理”之光“更耀眼”。这样，理性就成了文学以及诗学的中心和最高主宰。
单从理论上讲，重视理性在文学中的作用本身不一定不妥，但重要的是平等地对待理性与语言，使其达成和谐统一，而不能单独强调一方而贬斥另一方。然而，事实却是，认识论诗学尤其是黑格尔竭力膨胀理性的绝对权威，贬低语言的地位。这就必然引伸出如下危机：急切上升的理性日渐变得专横、强暴，终于遁入空气稀薄的高空，反而丧失其权威。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布 瓦洛：《诗的艺术》，据《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182、199页。
所说，它“如此高升到感性世界之上，以致我们忘掉了它的地上根源，它具卡有人性特点的根源”。对理性专权造成的这种灾难性后果，恩格斯从根本上
作了深刻评判：
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思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由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这幅“讽刺画”在文学领域的投影是：理性为中心而语言只是边缘；理性是绝对权威而语言为忠实仆从；只要知道万能的理性，就可以掌握文学的全部奥秘，无须正视个别、偶然或差异性；作品的意义取决于它的作者的理性，而语言并无特别价值。
这样，由于片面强调理性而导致理性专权，认识论诗学必然丧失其权威性，走向断裂。
这种断裂鲜明地表现在；文学家们不再相信理性的引导，而是搬出了新的偶像——语言。
文学家向往语言
十九世纪后期的文学家（诗人和作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决地怀疑理性的权威，转而把拯救文学危机的希望投寄到语言上。
大约1870年，当时的中学生、后来的象征主义诗人兰波写下“话说我”的怪异诗句。通常的语序该是：“我说话”，这里的“我”是主词，“话”为宾词。一旦按“话说我”那样颠倒语序，主词变成“话”而宾词变成“我”了。这暗示，与其说我们能随心所欲地操纵语言，不如说相反我们被语言操
纵，即不是“我说话”而是“话说我”。这么一来，语言就被奉为文学的新主宰了。
兰波的先师波德莱尔以及马拉美和魏尔伦等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在西方率先发动脱离理性而投奔语言的文学运动。他们深信语言具有神奇的创造魔力：“给我粪土，我用它掘出黄金；给我地狱，我用它发现天堂。”他们反对浪漫主义的情感至上或直抒胸臆主张，强调以“象征”（即暗示）去间接表达诗人意图，全力追求语言的音乐美、绘画美。马拉美有句名言：“人们转不是用思想来写诗的，而是用词语来写的”。这等于直接向以理性 （思想）为中心的认识论诗学发出挑战。他还极端地说道：世界被创造出来，只是要达到一本美的书的境界！这意味着说，书的境界即语言世界昭示着现实世界的完美模型。
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甚至极端地主张：“语言是思想的父母，而不是思想的产儿”。这道出了语言与理性在文学中的新关系：不是理性主宰语言，而是语言控制理性。由此他把语言当作“艺术的最高形式”，并断言：
王“形式都是万物的起点。……形式就是一切”。语言作为形式简直就是文学的“上帝”了。王尔德还进而提出与马拉美形成共鸣但更为激进的论断：与其说艺术摹仿生活，不如说生活摹仿艺术。艺术的语言世界是如此至美，以卡 西尔：《语言与艺术》，据《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136 页。思 格斯：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198 页。转 引自瓦莱里：《诗与抽象思维》，《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版，第32 页。王 尔德：《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据《唯美主义》，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158、155、174 页。致于它成为比现实生活更象现实生活的东西，它就是现实的完美归巢。
分析兰波的诗《元音字母》，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领会文学家们对语言的殷切向往和探测精神：
A黑，E白，I红，U绿，O蓝，元音字母，有一天，我要说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