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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啸”“超语言学”。
巴赫金把自己的诗学建立在如下基本假设上：语言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
象，社会离不开语言，语言与社会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值得注意的富于独
创性的概念则是“意识形态符号”，以及由此而引伸出的观点：文学及其它
艺术是“意识形态符号。”
在此之前，人们一般是在“意识”或“观念体系”的意义上使用“意识
形态”的，相信它可以反映物质关系。巴赫金鲜明地提出：凡是意识形态的
都是一种符号，而且这种符号属于现实的一个“物质部分”或“物质中介”。
巴这显然是对意识形态概念的首次大胆的语言学阐释。由此出发，巴赫金强调
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符号，是社会中人与人相互作用的物质性体现，这就既抛
弃了索绪尔关于语言是抽象语言系统的观点，也赋予传统的意识形态概念以
物质实体含义。“意识形态创作的全部产品—艺术作品、科学著作、宗教象
征和仪式等—都是物质的事物，是一人周围的实际现实的各个部分”。而文
学的这种物质性也就在于它的符号性，即文学的社会意义只有“在某种一定
巴
的符号材料中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不管词的意义是什么，它都在具有
某种广度的社会环境中的个体之间建立联系，这联系客观地表现在人们的联
合反应之中—表现在通过语言、手势、事情、组织等作出的反应之中”。巴
这就使关于文学特性的几种不同观点在此达到了综合：
意识形态性＝符号性＝物质性＝语言性这里我们已看到对卡西尔及后来的
海德格尔、加达默尔等的观点在意识形态视界上的某处程度的新的综合。
对巴赫金而言，文学这种意识形态符号的物质性并不意味着象机械唯物
《
论那样“忽视意识形态事物同自然界物体的区别”，或象享乐主义那样使其
《“完全等同于个人消费品”，而是表明：文学作品是“社会沟通”的客体。
这里的“沟通”，指人与人之间通过文学作品（意识形态符号系统）而建立
起特殊的社会联系和相互影响。巴赫金说：
不了解社会的联系，亦即不了解人们对特定符号的反应的联合和相参 见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弗洛依德主义批》，附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 年版，第142—183 页。巴 赫金 （沃洛希诺夫）：《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纽约，1973 年版，第9、11 页。巴 赫金：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漓江出版社，1989 年版，第8、10 页。巴 赫金：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漓江出版社，1989 年版，第8、10 页。《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1、14、10 页。
《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1、14、10 页。
互协调，就不存在意义。沟通—这是意识形态现象首次在其中获得自己
的特殊存在、自己的意识形态意义、自己的符号性的环境。所有意识形
态的事物都是社会沟通的客体，而不是个人利用、直现、感受、享乐主
义的享受的对象。《
这样的描述显然已带有人与人相互沟通的社会乌托邦色彩。分别注重艺
术符号的沟通性与物质性已不新鲜。但把这两种观点综合在意识形态符号这
一新概念中，认为文学符号是一种社会沟通的物质性形式，或物质性社会沟
通形式，这在意识形态诗学的发展史上是一种独特创造。
如何理解意识形态符号的这种“物质性”呢？巴赫金把它归结为文学特
有的内部符号系统—“物质现实”或“物质实体”。“物体—符号的创造本
身，在这里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在艺术中，意义完全不能脱离体现它
《
的物体的一切细节”。这种追寻艺术符号的物质存在方式的意向诚然有益，但对“物质性”的开拓仍过于素朴和狭隘。这还有待于同后来的“文化工业”（阿尔多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等联系起来思索。同时，社会环境的作用在符号系统内部是如何转换的？巴赫金并未提供出可借以把
握的理论模型。这也许须等待后来杰姆逊对“符号矩阵”的改造加以推进。
尽管如此，巴赫金的“意识形态符号”概念毕竟是具有首创性意义的。
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1929）里，巴赫金更强调意识形态符号
的“社会冲突”内涵：“每一个词……都是一个小小的竞技场，不同倾向的
社会声音在这里展开冲突和交流。一个人口中的词是各种社会力量活生生的
交流互动的产物”。转
艺术话语、对话和异声同啸
把文学视为意识形态符号是否会冒一种语言学的形式主义危险呢？巴赫
金对此似是胸有成竹的：诗学应当“依靠语言学，但它不是语言学研究。”
作为语言学对象的语言不可能具有“诗意特性”，它“只有在具体的诗意结
构中才具有诗意特性”。也就是说，“诗的特征不属于语言及其成分，只属
《
于诗意结构”。这里把艺术特征确定为诗意特征而不是语言特征，是明确同
一般语言学研究划清界限。但“诗意”概念显然是来源于俄国形式主义，相
信艺术符号具有不同于一般符号 （语言）的特殊结构。
那么，这种具体“诗意结构”怎样呢？巴赫金用“艺术话语”（相当于
英文discourse）去阐述。“话语”是语言在具体环境中的运用形式，即人
们的具体说话行为及所说的话。文学作为“艺术话语”正是一种具体话语形
式。“只能谈论语言及其成分在诗歌作品或更简单的诗意构成物—话语—的
结构中的诗意功能。”而且，“脱离话语及其形式和具体组织，势必同时失
《
去诗意特性。”这似乎是把“诗意”归结为话语结构本身的特性，这就有些
费解。话语特性难道就等于诗意特性？
《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1、14、10 页。
《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5 页转 引自克拉克和霍奎斯特著《米哈伊尔·巴赫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269 页。《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16 页。
《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16、114、164 页。
这就需要在“话语”的内涵上做文章。巴赫金相信，“话语”的“诗意”
特性在于它包含比一般“语言”更特殊的东西。这更特殊的东西是什么？是“历史现象的现实性”。“话语已不是自然体和自然过程，而是历史事件”。
《作为历史事件，话语总是包含人的具体“社会评价”，即人对历史现象、社
会环境的主动的情感反应。这种“社会评价”正是贯穿于话语中决定其意义
的那种历史现实性：
正是社会评价使得话语的事实上的存在以及它的思想意义具有现实
性。它决定对象、词、形式的选择，决定它们在具体话语内独特的组合。
它也决定内容的选择、形式的选择以及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联系。“社会
评价”的注入赋予话语以活力—历史的现实性在此生成。如此，“诗人
《
选择的不是语言形式，而是其中包含的评价。”显然，巴赫金试图通过
强调“艺术话语”中语言形式对于社会评价的从属性，把诗意特性植根
于“历史现实性”之中，从而一面拒斥形式主义反历史的偏颇，一面为
意识形态诗学所特有的社会功利立场找到话语结构的具体依托。这使他
必然赋予“社会评价”概念以不大相称的过重的“中介”内涵：
社会评价在作为各种能力的抽象体系的语言和它的具体现实之间起
中介作用。它既从选择语言形式方面，也从选择意义方面决定着现实的
历史现象—话语。……意义、符号和现实这三者通过社会评价而实现统
《
一。
这段话的重要性不应因“社会评价”概念的依旧过于空洞、抽象和陈旧
而遭到忽视，因为，它表露出二十年代时人为解决本世纪诗学中至今仍属疑
难的语言与意义问题的可贵努力。与语言学的符号学诗学（列维—斯特劳斯、前期巴尔特等）主要在语言与意义关系的语言学模式中求解不同，巴赫里输
入了两个新概念：一个是“现实”，由它代表“社会环境”、“历史”等，相当于语境因素，另一个就是“社会评价”，由它去以“中介”的身份串连
起语言 （符号）、意义和现实三者，这显然是属于艺术的“灵魂”一类关键
的东西，倘无它，艺术本文便是散沙一盘，或者用后结构主义术语说，是“碎
片”一堆。可见，巴赫金既不同于形式主义或语言学的符号学，也有别于后
结构主义的本文理论，因为后者正是相反全力拒斥“社会评价”一类当被称
作“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东西。巴赫金的上述考虑稍嫌笼统而令人难以掌握，但从社会评价、语言、意义和现实这四方面探索艺术话语的诗意特性，不失
为一条可行之道。例如，如果用后结构主义的“延异”、“本文的快乐”等
去有节制地抹掉上述四方面的某些机械的绝对性、确定性色彩，增加诸如杰
姆逊对“符号矩阵”的改造等可操作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