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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太太好生不快，见他颈根里黑黑的一圈，见他耳朵里生出几根长毛，更是不以为然，暗地里咒了几声“塌鼻子”——有什么了不起呢？
轮到她就诊了，塌鼻子一见她就摇手“我一个塌鼻子晓得什么！你还是找个高鼻子去看。”
对方听出了话中有话，吓得面如纸灰，忙不迭地道歉，一定要请他消消气，说她刚才腹诽的不是郎中，是另外一个什么人。
但他还是得罪了不少人。打击非法游医的时候，县卫生局说他既无执照，更无文凭，有时还搞迷信，江湖游医的黑诊所必须马上关闭。这一禁令是不是出于仇人暗算，不得而知。他从那以后就放鸭子，把一大群鸭子放得肥大无比。人们说，他在湖边睡足了，只消拍三下巴掌，鸭子就会乖乖地跟着他回家。他又想睡觉了，只消把鸭铲立在稻田边上，鸭子就不敢越过鸭铲去吃别人田里的谷。
他站在门槛前，两只脚简直就是两棵树，在地上生了根，四个男子也休想把他推动。但他这一身武功不传子，其理由是他儿子性子邪，有了神功可能挑惹是非，祸国殃民。有人说：“政府把你的诊所都关了，你还想着国家社稷，难得。”他笑着说：“医道就是仁道，仁者以德报怨，不同卫生局计较。”
他后来又获准行医，大概是一些忠实的客户帮忙，或者是卫生局没法管死，虽然没给他执照，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对邻居们说，他猫肉吃得太多，食德太差，活不长了。六月乃淫厉之时，他将来一定病在六月，死在八月，这个日子是越来越近了。他说他死的那天还吃得酒肉，还唱得戏，只是傍晚会洗一个澡，然后一觉而逝，不声不响，不会麻烦任何人，大家大可放心。他甚至还预言，在他死后三个月之内，不是上海就是北京，必有一个状如老猫的高人要来聘他出山，只是那高人与他有缘无分，相见时分隔在阴阳两界呵。
他预言过很多事情，有过误，也有过验，只是不知这一次会不会说对。
37 老地主
吴县长这个人也值得记录一二。见过他的人都说，他一个阉鸡脑壳又长又尖，相貌要说多丑有多丑，为人却不失厚道。以前当地主的时候，他见了乞丐就施粥，见了死人就请人来埋，见到路上卖咸鱼的挑子，就一把拦下，要对方挑到粥厂去，说几担咸鱼值几个钱呢？你们只管吃，吃不穷我的。
有一年，山里发生宗族械斗，双方都咬死理，他就卖田来平息纠纷。
他当过几天国民党的县长，但贫下中农对他印象不错，土改的时候纷纷说，先不能斗他，要斗就斗世癞子。世癞子的田其实没有他的多，但那人太厉害一点，年三十到别人家催账，见对方没有谷，也没有茶油，就把人家准备过年的一个猪头提走了，好不尖钻！好不歹毒！正人君子不齿。
农民总是通过细节来论人的，总是记忆着细节和传说着细节，重细节甚于任何政策和理论——这与很多新派人士不一样。正因为如此，吴县长虽然成了革命的敌人，但靠一大堆细节挡着，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挨过打，还颇受乡亲们尊重。有的人家生了娃崽，请他来取名字。有的人家办酒席，请他来坐头一桌。有一次某家嫁女，请他写对联，听说他做客去了，硬是追出五六里地，一定要讨他贵人吉言。他没有办法，只好站在路上口授一联：“易挑养育千斤担，难显关怀一片心”，算是马虎应付了下来。
“文化大革命”是他没有逃脱的一劫。他还是被挂了牌子，戴了高帽子，接受群众的斗争，只差没把他当只猴子吊起来。他前面挂了一块牌，上写“牛鬼”二字。后面挂了一块牌，上写“蛇神”二字。他游行的时候就恨恨地喊：“我前面是牛鬼，我后面是蛇神！”民兵们开始还不觉，越听越觉得不是味，问他怎么能这样喊。他说你们如何写，我就如何喊，都是照你们写的喊，要不得么？民兵们觉得他也没有说错，只好马虎带过。
工作队总算找到他一个岔子，指控他搞封建迷信，一直给人看相。
他不服：“你们说看相是搞迷信，那你们买条牛不也是要看犍？”
我用这个“犍”是取其音Jan，指牛身上的旋毛眼。农民们常常查看犍的多少和位置，以此判断牛的质量和性格。在老地主看来，这不也是给牛看相？不也是革命的唯物主义？为何牛相可以看而人相不可以看？
工作队说不过他，只好再次带过。
同其他反动分子一起跪着挨斗的时候，他跪功最好，跪上两三个钟头，挺胸昂首，腰身笔直，纹丝不动，让台下所有的人都啧啧称奇。大家不听台上的发言，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膝下和腰上，让会议组织者颇为恼火。到后来，他还可以跪着睡觉，一睁眼，打一个哈欠，吞一丝涎水，发现大会还没结束，合上眼睛再睡回笼觉，身板还是稳如磐石高高挺立。会场里油灯的光线暗淡，没有人发现他去南柯国走了好几个来回。
大概是这样跪着睡习惯了，睡舒服了，他后来不跪还不行。人家坐着铡猪草，他就要跪着铡。人家蹲着栽菜秧，他就要跪着栽。动不动就给人一个罪大恶极的姿态，让人惶惶不安。他来参加一般的会议，没有人要他跪，但他坐着坐着就双膝滑落在地，要过一过下跪的瘾。“我瞌睡来了，不得了，不得了，” 他不好意思地解释，“不跪一下硬是不行了。”
你回去吧，快些回去！……工作队后来也这样打发他，怕他留下来继续搅乱会场秩序。
他后来过得比较清闲。据说老婆病故的时候，他想过自杀，拿蜂蜜拌葱吃。俗话说，蜜拌葱，快如风，一吃肯定要死人的。但他吃了两回，居然就是不死，八字铁硬的。
总算等到了政治运动的结束，他重新当上了县政协委员。两个儿子也都上了大学，后来还去了美国。其中一个当了公司经理，另一个学问大得很，据说专门研究机器人的后脑壳——这是他对儿子专业成就的描述。听他这样说，好像机器人是有后脑壳的，可能还有额头和下巴之分，有五官科和泌尿科之分。
38 卫星佬
当年的一位插友姓刘，眼下在电视台当差，来我家玩过一次，执意要帮我装上电视卫星天线，决不让我成为文明的弃儿。
一辆工程车就这样灰头土脸地开来了。车上跳下两位技师，手操对讲机，分咐手下人搬出监测器、钻孔机、定向仪、解码器、手提电脑等等，还忙着检查基础工程，即一个直径一点五米的水泥座——我家已经遵照分咐提前打造好。
他们架上铝皮锅，靠定向仪确定方位，靠监测器查验信号，靠电脑上网搜寻参数资料。一拨人在野外操作天线，另一拨人在室内调试电视，双方在对讲机里哇啦哇啦呼叫，忙得一个个满头大汗。碰到什么疑难，他们还打手机咨询更高级的专家，甚至直接打到出产设备的厂家。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过程中，我只能端茶倒水，完全帮不上忙。
朋友送来的这口锅，本身就价值两千。这笔厚礼实在让我过意不去。买一车西瓜送去电视台还礼，是后话不提。
几个月以后，雷击打坏了天线。我不好意思要工程车再跑一趟，正在为难之际，一位邻居对我说：“何不喊毛伢子来一趟？”
毛伢子是谁？
毛伢子就是桥头村路边那个杀猪佬呵。邻居说，他近来也兼营卫星天线安装，别人也叫他“卫星佬”。我不大相信杀猪的能玩好卫星，没有接受邻居的建议，含糊了一下。没料到邻居很热心，竟自作主张拜托一位运竹木的司机，捎了个口信下山去。卫星佬就这样进山了，站在院门外高声大叫。
我不认识他，见两个汉子的裤腿上满是泥点，以为是打鱼人来卖鱼，连连表示我们不要鱼。“不是你叫我来的么？”毛师傅很纳闷，给我出示一只用草绳拴着铝皮锅，让我明白他们的来历和来意。
他们当然没有汽车，只骑来了一辆浑身哗啦啦乱响的旧摩托。一个人抱着大锅反坐在车尾，另一个挂着两个工具袋向前开车，一正一反珠联璧合，就像一棵歪着头的大蘑菇上了路，更像一只支着锅形天线的预警飞机嗡嗡嗡进了山，哪怕在田间小道也能七弯八折，一往无前。进了大门以后，大脚板踩得到处是泥印，他们既不细察，更不多言，三下五除二就打上前去，动作如果不说是粗鲁但至少是猛烈，简直是在杀猪。他们不由分说把肥胖的电视机抬到室外，扔在草地上任它哼哼，接上电线，就当成监测器用上了。他们既不需要定向仪，也不需要用量角器，只是抬抬头，看看太阳的位置，甚至是太阳在云中可能的位置，把一口铝皮锅左挪一下，右旋两下，再踹它三两脚，差点踹出了我想象中的尖叫，很快就校准了卫星方向。他们对锅座安装更无教条主义，如果你同意，他们更愿意省掉钢架，找来一些断砖废石，不一会就砌出三个砖墩，让锅座由一条钢腿变成三条砖腿，不像是架天线，倒像是砌猪圈。
卫星锅成了潲水锅。这样虽不大好看，虽不符合技术规程，但实际上更结实和更稳固，有抗风和防锈的诸多实惠。在锅中央的高频头上，他们随手罩上个底朝天的可口可乐半截瓶子，算是乡下人的即兴创造，一个防雨的小把戏。
猪杀完了，肥胖的电视机也被捉回室内重上屠案。杀猪佬揪去一把鼻涕，在裤子上擦了一把，对各种解码参数烂熟于心信手拈来，对“亚太一号”“泛美二号”“雅玛尔”一类卫星名称如数家珍脱口而出，随手调试出屏幕上中国的、港台的、南亚的、中东的、欧美的各种音画，就像从竹笼里掏出一只只猪，看你要哪一只，看你要剁哪一块，他都可以熟练地剁好，足斤足两，老幼无欺。价格也便宜：装一口锅，连人工和线材费用总共三百左右，不到一头猪的钱。
我这才知道卫星天线已�